《思想與政治之間：唐玄宗時期政治思想研究》以個案研究的形式，從縱橫兩方面對唐玄宗時期政治思想進行了梳理。從縱向上，就唐玄宗時期政治思想與唐太宗時期、高宗李治及武則天時期的治國思想及其執政理念和具體實踐進行比較，著重就唐玄宗對唐代前期政治思想及其實踐的反思與探索進行闡述；以時間為序，對唐玄宗時期政治集團、儒家與道家和道教的信徒群體以及知識群體中重要代表性人物的政治思想展開論述。從橫向上，對唐玄宗時期政治思想形成的社會歷史條件、主要內容和特點詳加考察，進而探索唐玄宗時期政治思想在國家社會生活中的作用和歷史影響，揭示學術與政治、政治思想與社會生活之間的內在關繫。研究唐玄宗時期政治家、思想家、學者以及信徒群體對這一時期重大政治問題的討論，對唐玄宗時期治國治民之道的諸種闡發，對於我們了解和掌握唐玄宗時期政治家與思想家們的心路歷程及其政治思想的變遷，解讀大唐由盛轉衰的社會歷史原因，都有一定的借鋻意義。

梁紅仙，女，漢族，1969年7月出生，陝西榆林人，講師，西北大學歷史學博士，主要從事盛唐政治文化思想、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司馬遷與《史記》等方面的研究。現任教於渭南師範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擔任司馬遷與《史記》研究院政治學研究室主任，秦東歷史文化研究中心學術帶頭人，陝西省社會學研究會理事，陝西省社會工作研究會理事。2012年至今，先後主持並參與了多個省部級項目。在《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社會科學家》等重要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近20篇。

第一章 唐玄宗時期政治思想形成的歷史背景
第一節 皇權動蕩
一 武周革命對儒家傳統政治統治秩序的破壞與顛覆
二 韋武集團篡權亂政，李唐政權再次面臨傾覆危局
三 太平公主欲久擅朝政，陰謀發動宮廷政變，皇權再受衝擊
第二節 吏治敗壞
一 武周時期官員開始冗濫
二 中宗時期選官混亂，吏治日趨敗壞
三 睿宗時期吏治中存在的問題仍沒有得到解決
第三節 社會治理失範
一 均田制逐漸破壞，“積歲淹年”的逃戶問題
二 食實封戶數劇增，財政經濟面臨嚴重困難
三 府兵制逐漸敗壞
第四節 禮樂廢散
一 思想混亂，迷信讖語盛行
二 道德低下，朝綱敗壞
三 教育荒蕪。禮樂廢散

第二章 唐玄宗的政治思想及其施政實踐
第一節 玄宗對唐前期政治的反思
一 “依貞觀故事”——初期的政治路線抉擇
二 對“則天故事”的揚棄
三 對“貞觀故事”的繼承與發展
四 “至道”政治理念的形成
第二節 唐玄宗的政治思想及其施政實踐
一 頒布御注《道德經》，實現“無為而治”理想的政治實踐
二 親注《孝經》，行天子之孝，以孝治天下
三 確立尊儒崇道、兼容三教的思想文化政策
四 “食為人天，富而後教”的經濟政策與措施
第三節 《唐六典》的政治思想
一 以法治國的思想
二 關於國家機構的設計與規定
三 吏治思想
四 強調中央集權。重京官，輕外官
五 德刑並舉，禮法並用的政治思想
六 賦稅的輕重與政治的關繫

第三章 唐玄宗時期政治集團的政治思想
第一節 姚崇“十事要說”的施政綱領與實用通變的政治觀
一 “十事要說”的施政綱領
二 實用通變的政治主張及其重人事而輕神道的天道觀念
三 堅持行法自近的原則，主張以法治天下
第二節 宋璟隨材授任的用人觀與刑賞無私的政治主張
一 宋璟隨材授任的用人觀
二 依法辦事．堅持刑賞無私的政治主張
第三節 張說的文治思想
一 綏服懷遠的軍事外交政策
二 崇儒重道，大興文治，政治理念的調整與提升
三 注重禮樂之治及其制度建設
四 重用文士、“以禮相征”及“養廉恥”以尊重文士的用人思想
第四節 張九齡高瞻遠矚的政治遠見和重視吏治的政治思想
一 高瞻遠矚的政治覺解和“見微知著”的歷史預見
二 注重吏治的執政思想
三 “政唯重谷”的重農民本思想
四 “任人當纔”、引申正人的選撥用人標準
五 尚古禮的倫理思想
六 張九齡的經濟思想
……

第四章 唐玄宗時期儒家與道家和道教的政治思想
第五章 唐玄宗時期政治思想的主要內容和特點
第六章 唐玄宗時期政治思想的社會作用及其歷史影響

結語
參考文獻

《思想與政治之間：唐玄宗時期政治思想研究》：
吳筠將其宇宙觀和修道論相互貫通，他的社會政治思想也以自然天道觀為基礎，並與其相一致。在《玄綱論》中，他從理論上論證了道德、天地、帝王的內在一致性，將君主視為道德的化身和代言人，是天、地、人的最高主宰和社會權威，他說：“道德者，天地之祖；天地者，萬物之父；帝王者，三纔之主。然則道德、天地、帝王一也，而有古今澆淳之異，堯桀治亂之殊者，何也？夫道德無興衰，人倫有否泰，今古無變易，情性有推移。故運將泰也，則至陽真精降而為主，賢良輔而奸邪伏矣；時將否也，則太陰純精升而為君，奸邪弼而賢良隱矣。天地之道，陰陽之數，故有治亂之殊也。”既然“道德”乃天地萬物之祖，人間的帝王是自然界“道德”的最高體現，那麼，無論治國還是化育百姓，就都應以“道德”為基礎，重視對道德的提倡。隻有以道為心，以德為體，明其本末，纔能“絕其詐根”，進而使社會之治“源浚而流長”。
他接著又分析說：“所以古淳而今澆者，亦猶人幼愚而長慧也。嬰兒未孩，則上古之含純粹也；漸有所辯，則中古之尚仁義也；成童可學，則下古之崇禮智也。壯齒多欲，則季世之競浮偽也。變化之理，時俗之宜，故有澆淳之異也。覆其所以，源其所由，子以習學而性移，人以隨時而樸散，雖然父不可不教於子，君不可不治於人。教子在乎義方，治人在乎道德。義方失則師友不可訓，道德喪則禮樂不可理。雖加以刑罰，益以鞭楚，難制於奸臣賊子矣。是以示童蒙以無誑，則保於忠信，化時俗而以純素，則安於天和。故非執道德以撫人者，未聞其至理者也。”吳筠認為，人類社會歷史的發生可以分為上古、中古、下古、季世四個階段。在這四個階段中，在風俗上有古淳今澆之別，政治上則有古治今亂之殊。之所以會這樣，不是由於“道”的問題，而是古今帝王是否以“道德”為執政大綱的問題。他認為人類社會在上古時期如同人在嬰兒時期一樣，還不成熟，蒙昧無知，童真飽滿，所以上古之時，民情風俗淳厚。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人們逐漸有了一定的認識能力，變得較為聰明起來，即進入所謂中古時期，這時人類如同人的幼兒時期，童真漸少，開始崇尚仁義。到了下古時期則如同人的兒童時期，可以接受教育時，卻教之以禮智。及至人類社會的季世，恰似人的壯齒時期，人們欲望增強，社會風氣也變得詐偽和輕浮，而這一切都是由於接受儒家思想教育的結果。儒家教人以仁義禮智，使人變得聰明而有智慧，因而人世也就充滿著陰謀和欺詐，唯有道家的虛靜無為，使民少智，纔能使社會風氣變得敦厚淳樸，所以以道德治國化人纔是真正的治理之道。
吳筠還注重從天道方面去推究人世治亂的終極原因，探尋治國治人的理論依據，他說：“夫仁義禮智者，帝王政治之大綱也，而道家獨雲：遺仁義，薄禮智者，何也？道之所尚，存乎本，故至仁合天地之德，至義合天地之宜，至禮合天地之容，至智合天地之辯。皆自然所稟，非企羨可及，矯而效之，斯為偽矣！偽則萬詐萌生，法不能理也，所以貴淳古而賤澆季，內道德而外仁義，先素樸而後禮智。將敦其本，以固其末，猶根深則條茂，源浚則流長。非棄仁義薄禮智也。故道喪而猶有德，德衰而猶有仁，仁虧而猶有義，義缺而猶有禮，禮壞則繼之以亂，而智適足以憑陵天下矣。故禮智者，制亂之大防也；道德者，撫亂之宏綱也。然則道德為禮之本，禮智為道之末。執本者易而固，持末者難而危。故人主以道為心，以德為體，以仁義為車服，以禮智為冠冕，則垂拱而天下化矣。若尚禮智而忘道德者，所為有容飾而無心靈，則雖千干夕惕而天下敝矣。”吳筠反對以仁義禮智作為治國之本，但他並沒有徹底將仁義禮智棄置不顧，在道本儒末的大前提下，他看到儒家的仁義禮智與其所宣揚的道教具有某種程度的一致性，但吳筠所接受和認可的隻是那種先天賦予人的仁義禮智，如果是由後天人工施教而獲取的仁義禮智，則為亂國之階，是要堅決拋棄的，其根治之道就是要以道家的政治思想為本，儒家的政治思想為末，以道德為“心靈”，以仁義禮智為“容飾”，二者兼及，則“垂拱而天下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