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世界歷史學30年》總結了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世界史學者解放思想，辛勤耕耘，在世界通史、地區史、國別史、專門史，外國史學理論和方法論研究中所取得的成就，論述了中國世界史研究從譯介轉變到研究，並發展成為一門形態完備的現代科學學科的過程。《中國世界歷史學30年》是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的重點項目成果，旨在通過科學總結30年來世界史研究的成就，明確我國世界史學科今後發展的方向，進一步提高世界史研究的科學水平，是從事世界歷史研究和教學的必讀參考書。

於沛，漢族，中共黨員。1944年5月生於天津，1982年畢業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世界歷史繫，俄國史專業，歷史學碩士。導師孫成木、李顯榮研究員。畢業後在世界歷史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至今。現為世界歷史研究所所長、中國史學會副會長、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史學理論研究》主編、《世界歷史》副主編，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委員會執行委員、歷史學部主任、世界歷史繫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世界史學科評審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繫列正高級專業技術職務評審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大學、東北師範大學、上海師範大學、天津師範大學、華東師範大學兼職教授，北京師範大學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委員、兼職研究員。1992年起領取政府特殊津貼，1996年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中青年有突出貢獻專家。

前言
第一章世界古代中世紀史研究
一古代中世紀史研究的新發展
二原始社會史研究
三古代西亞北非史研究
四古希臘羅馬史研究
五亞洲古代中世紀史研究
六歐洲中世紀史研究

第二章亞非拉美近現代史研究
一朝鮮近現代史研究
二日本近現代史研究
三南亞近現代史研究
四拉丁美洲史研究
五非洲史研究
六中東近現代史研究

第三章俄羅斯東歐史研究
一俄羅斯東歐史研究的新階段
二俄羅斯政治經濟史研究
三俄羅斯文化思想史研究
四俄羅斯社會史研究
五蘇聯民族問題研究
六俄羅斯外交史研究
七東歐史研究

第四章西歐北美史研究
一英國史研究
二德國史和奧地利史研究
三法國史研究
四意大利史研究
五伊比利亞國家史研究
六低地國家和瑞士歷史研究
七北歐史、羅馬教廷和希臘史研究
八歐盟史研究
九美國史研究
十加拿大史研究

第五章外國史學理論研究
一史學理論學科建設
二唯物史觀研究
三西方史學理論方法論研究

第六章專門史研究
一國際關繫史研究
二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研究
三華僑華人史研究
後記

1983年創刊的《中亞學刊》，是研究中國古代史、中亞古代史、中西交通、中西文化交流史方面重要的專業刊物，大量的相關論文都發表在該刊物上，團結了國內大批相關學者。中亞學與我國許多學科都存在聯繫：如敦煌學、西北史地研究、邊疆問題研究、俄羅斯問題研究等。1999年，中華書局發行《歐亞學刊》(不定期出版物)，研究的地域範圍遼闊，涉及歐亞大陸各民族的歷史文化，與許多學科交叉，集中了國內有關歐亞大陸各民族歷史問題主要研究力量，為學科發展做出貢獻。
(六)對西伯利亞與遠東地區的研究
西伯利亞與遠東地區位於俄羅斯東部邊疆，面積約1276萬平方公裡，人口3000多萬，擁有40多個土著民族，蘊藏著異常豐富的石油、天然氣等自然資源。西伯利亞學是以該地區為研究對像的綜合性學科，在俄羅斯已有100年之久，在西方也有40年的歷史。中國與該地區山水相依，邊界線綿延數千公裡，文化、貿易往來源遠流長，自先秦以來留傳了大量相關的文字記載，然而西伯利亞學在中國卻是改革開放以後纔形成的一門新興學科。
1963年，我國成立的首批外國問題研究機構中，包括設在黑龍江省的蘇聯遠東研究所(今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俄羅斯研究所的前身)，中國的西伯利亞研究從此步入了一個有序推進的時代。受中蘇關繫的影響，蘇聯遠東研究所最初主要從事收聽、剪報、資料分析和中蘇邊境地區調研等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間，該機構於1968年被撤銷，1973年以黑龍江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第二研究室的名義恢復工作。1974年，《西伯利亞與遠東》雜志以機密內參的形式創刊，這是國內第一份、也是迄今唯一一份集中展示西伯利亞研究成果的載體。
1979年，蘇聯遠東研究所改稱西伯利亞研究所，研究區域從過去的蘇聯遠東地區擴展為整個蘇聯東部地區——西伯利亞與遠東，確定以該地區的經濟開發、對外經濟聯繫為主，兼及歷史、民族、社會、文化等多個領域，研究的方式也由過去的封閉性研究轉向開放性研究。同年，西伯利亞研究所開始招收俄國史和蘇聯經濟專業碩士研究生，重點培養西伯利亞研究方面的專門人纔。基礎研究和綜合性研究全面展開，一批奠基之作相繼問世，其中包括張寰海主編《蘇聯地名詞典：西伯利亞與遠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張寰海著《蘇聯領導人論西伯利亞》(黑龍江社會科院1986年)等工具書，也有黑龍江社會科學西伯利亞研究所編《蘇聯西伯利亞與遠東經濟概況》 (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徐景學編《俄國征服西伯利亞紀略》(1984年)、侯育成著《西伯利亞民族簡史》(1987年西伯利亞研究所印)、徐景學主編《蘇聯東部地區開發的回顧與展望——西伯利亞開發400年》(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等幾部專著。徐景學主編的《西伯利亞史》(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繫國內第一部西伯利亞通史著作，曾獲黑龍江省社會科學優秀科研成果二等獎。該書在借鋻俄國及西方學術成果的基礎上，對西伯利亞重大歷史事件的性質及成因、歷史分期等均提出了新的見解。《西伯利亞與遠東》雜志(1988年更名為《西伯利亞研究》)登載了大量有關西伯利亞問題的文章，涉及歷史、經濟、社會、政治、科技、教育、文化與文學藝術、民族、軍事等諸多領域。截至1993年9月，該所學者已公開發表12部專著，內部發行的專著、編著和譯著有20多部，發表論文320篇、綜述64篇、研究報告22篇。中國西伯利亞研究的影響迅速擴大。西伯利亞研究所同蘇聯、英國、美國、加拿大、芬蘭、日本以及香港地區的研究機構建立了較為密切的交流關繫。
1986年4月，徐景學在倫敦參加西伯利亞問題國際學術研討會，作了題為《西伯利亞的開發與中國的西伯利亞研究》的發言，明確提出建立中國的西伯利亞學的意義及設想。至90年代中期，中國在西伯利亞研究領域不僅擁有專門的學術機構和學術載體，而且擁有幾位學科帶頭人、學科後備帶頭人和一支結構合理、素質良好的人纔隊伍，有一批基本涵蓋該學科主要方面的國內外公認的學術成果，這表明中國的西伯利亞學已初步形成。
蘇聯解體以後，西伯利亞與遠東地區憑借得天獨厚的資源優勢和日益凸顯的戰略地位而成為多國關注與合作的熱點區域。在這種形勢下，日本、韓國、美國、加拿大及臺灣地區紛紛加大對西伯利亞研究的支持力度，中國的西伯利亞學術界亦不甘示弱。十餘年來，中國的西伯利亞學基本處於穩定發展階段，並呈現出一些新的特點和動向：(1)西伯利亞問題越來越受到國內學術界的重視，被黑龍江大學俄羅斯研究所、吉林省東北亞研究中心等機構納入研究範圍之內，西伯利亞研究所一枝獨秀的狀況隨之改觀，《遠東經貿導報》《東北亞研究》等報紙雜志也為西伯利亞研究開闢了新的園地。(2)西伯利亞研究方面的一些課題被列為重要的科研項目，如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東北邊疆歷史與現狀繫列研究工程”項目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重點課題項目等，有關西伯利亞問題的論文及出版動態時常見諸《世界歷史》《俄羅斯中亞東歐研究》等國家級學術期刊上。(3)‘學者們關注的問題與現實的聯繫更加緊密，大致集中在五個方面，一是轉軌時期西伯利亞的經濟社會形勢及前景；二是西伯利亞的對外經濟關繫；三是西伯利亞的資源開發與中俄資源合作問題；四是西伯利亞的人口、勞動力及移民問題；五是西伯利亞地區對華輿情問題。(4)在基礎研究領域有所突破，過去那種大而全的通史類研究暫時告一段落，幾部具有重要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的專門史著作先後出版，其中包括徐景學著《俄羅斯東部經濟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殷劍平著《早期的西伯利亞對外經濟聯繫》(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薛君度著《俄羅斯西伯利亞與遠東——國際政治經濟關繫的發展》(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年版)、初祥著《遠東共和國史》(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等。學者們提出許多創新觀點。譬如，殷劍平提出外國勞務在開發西伯利亞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人口稀少始終是制約西伯利亞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初祥首先提出北方小民族現代化問題，並且在《遠東共和國史》一書中對列寧的策略思想、遠東共和國的內外政策及其領導人的評價上提出了一些新觀點。王曉菊的《俄國東部移民開發問題研究(1861-1917)》(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是國內第一部關於資本主義時期西伯利亞與遠東問題的史學專著。該書嘗試以邊疆地區的移民、開發問題為線索，解讀俄國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從而拓寬了俄國史的研究思路和理論視野。(5)在應用研究與開發研究領域成果豐碩，學者們通過撰寫調研報告、參加項目論證等多種方式和渠道為各級政府部門提供決策參考，並先後推出孫曉謙編著《西伯利亞城市概覽》(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徐景學主編《1993年中國對獨聯體國家商務指南》(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趙立枝主編《俄羅斯東部經濟社會發展概要》(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及趙立枝著《當代俄羅斯東方叢書》(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等實用性較強的書籍。(6)國際影響更加廣泛。《西伯利亞研究》雜志於1999年改為國內外公開發行，2001年被評為國家期刊方陣雙效期刊，現已成為頗具影響的國際性期刊。另外，自2001年起，俄羅斯研究所承擔了四屆中俄區域合作與發展國際論壇，該論壇已成為哈爾濱經貿洽談會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2006年舉辦的第四屆論壇被中俄兩國外交部定為中國俄羅斯年的重要活動之一。

發展初期取得了多方面的重大成就，但後來由於沒有創造性地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體制和機制逐步僵化，導致發展速度緩慢甚至停滯，至20世紀70年代初，世界社會主義面臨嚴重的困難。而在此同時，世界範圍內蓬勃興起的新科技革命推動世界經濟以更快的速度向前發展，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抓住新技術革命興起的機遇，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不斷調整自己的體制和政策，緩解社會矛盾，表現出穩定和快速發展的勢頭。
另一方面，從國內背景來看，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也遭遇了極大的挫折。我們黨在領導人民建立新中國和社會主義制度後，極大地發展了經濟社會等項事業，但也走了彎路，甚至發生“文化大革命”這樣全局性的失誤，使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一度停滯，經濟實力、科技實力與國際先進水平的差距明顯拉大，面臨著巨大的國際性挑戰和壓力。
在這樣的國際國內歷史背景下，肩負著復興中華民族和發展社會主義雙重使命的中國共產黨人，開始深刻思考為什麼社會主義在發展的進程中面臨如此巨大的挑戰和困難，而資本主義為什麼在發展進程中又起死回生，表現出新的發展勢頭，中國社會主義事業怎樣纔能克服困難和挫折，發展起來，並最終戰勝資本主義。這一重大現實問題引出如何認識當代資本主義、如何認識當代社會主義的時代課題，引出了中國共產黨人毅然決然走改革開放之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然抉擇。
對於我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實踐者們來說，推進改革開放，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必須正確認識和把握當代社會主義的發展規律，這就必須首先回答在經濟文化比較落後的中國，“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首要的基本問題，又要依次回答“建設一個什麼樣的執政黨，怎樣建設執政黨”，“實現什麼樣的發展，怎樣發展”問題。而上述三個問題最終歸於“什麼是馬克思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這一根本性問題。這事關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長期執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和社會主義事業的興衰成敗，歸結起來，就是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命運問題。這些問題在改革開放過程中依次提出，而又依次得到回答，並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的實踐，又不斷地得到新的解決。歷史實踐已經證明，我們黨在改革開放的歷程中，已經創造性地並將進一步深入地回答這一繫列重大歷史性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