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黃老學派的形成及發展與戰國至西漢初期的社會變革密切相關，其重要特征是以道論法，黃老學派文獻中明確提出了“道生法”的概念，在道論的統攝下，“執一”“無為”“因循”“刑名”等概念與“法”具有緊密的聯繫，從而形成了嚴密的法哲學體繫。黃老學派強調君主要依法治國，君主應受到道法的制約，這相對於老莊學派及各家來說是較為獨特的思想。黃老學派法哲學對法家及儒家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在漢初得到了充分的實踐，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黃老學派法哲學的範疇及內涵對當代中國的法治文化建設不無啟示意義。

關志國，黑龍江海倫人，法學博士，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法律史，著有《清代官箴理念對州縣司法的影響》，參與垂理《歷代珍稀司法文獻》《大清會典》。等法律典籍，現任職於北京政法職業學院。

緒論
一 選題的緣由
二 相關研究綜述
三 本書考辨針對的主要問題
四 本書研究的視角和方法
五 論證的層次及學術見解

第一章 黃老學派法哲學產生的時代背景及文獻
第一節 黃老學派的源流
一 道家流變
二 百家言黃帝
三 黃老學派的形成及傳播
四 黃老學派的性質
第二節 黃老學派法哲學產生的時代背景
一 在政治體制大變革中應運而生
二 在“禮治”與“法治”的爭鳴中走向成熟
三 在百家“相反相成”中趨於完善
第三節 黃老學派法哲學文獻

第二章 黃老學派以道論法的宗旨
第一節 黃老學派的道論溯源
一 老子以前的“道”論
二 老子的“道”論
三 黃老學派的“道”論
四 黃老學派“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維方式
五 黃老學派以道論法的傾向
第二節 “道生法”的法哲學內涵
一 道法結合的歷史契機
二 道為法之體
三 法為道之用
四 執道生法

第三章 黃老學派法哲學的基本範疇
第一節 一與法
一 “一”的內涵
二 “一”與“法”
三 君主執“一”生“法”
四 “法”是實現“一”的途徑
五 “一”體現了“法”的基本特征
第二節 道、德與法
一 黃老學派的“道”與“德”
二 “道生法”中的“德”
三 “德”與“法”互為表裡
四 “法”因“德”而區別於“刑”
五 “法”“德”以“道”為終極目的
第三節 聖、王與法
一 內聖外王
二 聖人生法
三 王術與法
第四節 形名、因循、無為與法
一 刑名與法
二 因循與法
三 無為與法
第五節 正與法
一 “正”與“奇”
二 “正”與“靜”
三 “正”是治國的根本
四 “名法”為“正”
五 “以正治國”的目的是“正天下”

第四章 黃老學派的法治理論
一 案法而治
二 以法禁君
三 以道變法
四 禮法相濟
五 道治之境

第五章 黃老學派法哲學與西方自然法哲學的區別
一 “自然”的內涵
二 理性與自然法的認知
三 “法律自然主義”不是自然法的特征

第六章 黃老學派法哲學與諸子
第一節 黃老學派法哲學與申不害、韓非
一 申不害對黃老學派法哲學的發揮
二 韓非對黃老學派法哲學的汲取
三 韓非對黃老學派法哲學的背離
第二節 黃老學派法哲學與苟子、董仲舒
一 黃老學派與儒家
二 黃老學派法哲學對苟子的影響
三 董仲舒對黃老學派法哲學的繼承

第七章 黃老學派法哲學在漢初的興衰
第一節 黃老學派法哲學與漢初的法治實踐
一 黃老學派法哲學與漢初法制改革
二 黃老學派法哲學與漢初的司法實踐
第二節 漢武帝時期黃老學派法哲學的衰落
一 儒道互絀
二 《淮南子》與淮南獄
三 漢武帝時期的酷吏苛法

餘論
主要參考文獻
後記

《道家黃老學派法哲學研究》：
老子的道論雖然具有向黃老學派發展的可能性，但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史記·老子韓非列傳》），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老子之道論經過眾多學者的闡釋，逐漸形成了黃老學派的理論。這些黃老學者傳習老子的道論，“發明序其指意”，對其進行發展、改造，使“道”的內涵更加豐富。如陳政揚指出：“稷下黃老一方面繼承《老子》‘道’的規律性的描述，一方面強化這種規律性，將本來在《老子》書中隻是作為一切事物生長所憑恃的原理或是對‘道’之運動的反復歷程的描述，強化成典章、禮、法乃至於一切人間秩序的形上依據，作為降天道以為治道的根源。”
戰國至漢初的歷史發展趨勢也促進了黃老學派朝著現實政治規則這一方向發展。面對諸國征戰日益劇烈的局面，自強圖存是各國執政者的當務之急，黃老學派所追求的政治理想是“萬民和輯而樂為其主上用，地廣人眾兵強，天下無敵”（《經法·六分》），這種積極用事的思想一直是黃老學派的主要方面，如《淮南子》雲：“言道而不言事，則無以與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則無以與化遊息。”（《淮南子·要略》）可見黃老學派更為注重具體的人事，追求一種更具現實功用性的“道”，用以處理現實的政治問題。所以《黃老帛書》雲：“故王者不以幸治國，治國固有前道，上知天時，下知地利，中知人事。……名正者治，名奇者亂。正名不奇，奇名不立。正道不臺（殆），可後可始。乃可小夫，乃可國家。小夫得之以成，國家得之以寧。小國得之以守其野，大國得之以並兼天下。道有原而無端，用者實，弗用者雚。合之而涅於美，循之而有常。古之賢者，道是之行。知此道，地且天，鬼且人。以居軍口，以居國其國昌。古之賢者，道是之行。”（《十六經·前道》）
黃老學派的道論更加具有現實性和積極進取精神。《黃老帛書》認為：“得道之本，握少以知多；得事之要，操正以政（正）畸（奇）。前知大古，後口精明。抱道執度，天下可一也。”（《道原》）“抱道執度，天下可一也”，這是說明黃老學派關注現實政治。所以道治在具體的歷史環境裡由理論向現實發展，通過“道生法”這一環節，“道治”在現實中找到了依托。陳政揚認為，在老子與黃老學派之間一個顯著的差異是，《黃帝四經》（即《黃老帛書》——引者注）以為，在法道以明人事的論述方式下，國君取法於道的並非“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而是取法於道的規律性，並且是順任、操持這種道以治國。因此，國君個人的修養境界以及由此開展出的人生哲學不再是《黃帝四經》首要關心的課題。相對的，治國之道的重心轉移至“道”所呈現於天地之間的規律性，以及由其延伸的、不以個人意志而轉移的法令、制度上。換言之，《黃帝四經》的治國之道即是，透過建立法令及制度來治國，並且說這種治國方式是以“道”為理論基礎及形上根據的；因此，不隻適用於人事之理，同時順應天地之道，四時、日月、星辰運行之理。這種以道論為主，而結合陰陽、刑名、法術的思想，則是《黃帝四經》有別於《老子》的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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