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是治國之重器，法治是國家治理體繫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全面依法治國，是中國執政黨和中國人民深刻總結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成功經驗和深刻教訓而作出的重大抉擇。
《法治建設的中國路徑》從中國的立法、司法、執法、全面法治等諸多方面體統闡述中國全面依法治國的實踐過程和取得的具體成就。具體從民商法治、經濟法治、社會法治、人權法治、廉政法治方面論述中國法治實踐的經驗和模式，突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執政黨對推進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進行了積極的謀劃和部署。

田禾，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法治指數研究中心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法治指數創新工程首席研究員，《法治藍皮書》主編：最高人民法院信息化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最高人民法院執行特邀咨詢專家：全國先進工作者，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主要研究領域為刑事法治、實證法學、司法制度。

呂艷濱，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法治指數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法治國情調研室主任、法治指數創新工程項目組執行研究員，《法治藍皮書》執行主編。主要研究領域為行政法、信息法、實證法學。

導論 從“依法治國”到“全面依法治國”

一 中國立法概況
二 立法特點
(一）重點領域持續發力
(二）立法適應社會發展
(三）重大改革於法有據
(四）擴大立法主體範圍
(五）評估法律法規績效
三 立法評析
(一）堅持開門立法，提升立法質量水平
(二）堅持法規清理，保障法制和諧統
(三）堅持以人為本，切實推進權利保障
(四）擴大立法主體，促進地方法治發展
(五）關注民生環保，促進社會生態和諧
四 立法展望
(一）提高立法效率，增強立法質效
(二）加強立法公開，擴大民主立法
(三）完善立法規劃，完成立法計劃

第一章 嚴格執法：建設法治政府
一 中國法治政府建設概況
二 加快政府職能轉變
(一）穩步推進機構改革
(二）深化行政審批改革
(三）改革商事登記制度
(四）推行權責清單制度
(五）著力培育社會力量
三 健全政府依法決策機制
(一）行政決策制度化
(二）行政決策程序化
(三）決策責任終身制
四 深化行政執法體制改革
(一）推動綜合執法體制
(二）嚴格行政執法程序
(三）加強行政執法隊伍建設
(四）規範公安行政執法
五 全面推進政務公開
(一）在重大領域取得突破
(二）平臺呈態勢
(三）由單向轉為互動模式
六 法治政府發展展望
……

第二章 司法改革：維護公平正義
第三章 民商法治：築權利保障基石
第四章 經濟法治：護航發展“新常態”
第五章 社會法治：解民生之多艱
第六章 人權法治：為了人的尊嚴
第七章 廉政法治：“蒼蠅”“老虎”一起打

附錄
參考文獻
索引

《法治建設的中國路徑》：
建設法治政府的目標確立之後，尤其是2012年以來，中國的依法行政建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績，通過深化行政審批改革、健全依法決策機制、嚴格規範執法和提升政府透明度，為建成職權法定、決策科學、執法有力、公開透明的法治政府和服務型政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然而，法治政府建設在取得上述成效的同時，受傳統官場文化的影響，不少行政管理者對行政權力的來源與本質的認識還有待提升，對法治的理解不能僅僅停留於表面，還要從內心尊崇權利和法律。法治政府建設還應在某些領域加強頂層方案設計，在某些地方真正貫徹落實頂層設計，減少“紙上法治”“口頭法治”，多一些法治實踐。
以行政審批改革為例，應避免或減少事前監管的慣性思維的干擾，清理和下放審批事項應實事求是，而不能避重就輕，僅僅清理和下放一些細枝末節，更不能為了營造改革效果而做數字遊戲，讓那些本來就不應該存在但能帶來實際利益的審批事項真正得到清理。行政審批改革隻有破除權力迷信、斬斷利益輸送鏈條，纔能取得實質性進展，最終達到轉變政府職能，釐定政府、市場和社會界限的目的。審批制度改革的背後是政府與市場、中央與地方的利益博弈，目前行政審批改革不能完全由政府操刀，應該吸納相關公眾，專家、企業等社會主參與，並用嚴格的法定程序規範改革過程，審批事項的存、改、廢需要進行科學的成本一收益分析。
法治政府建設過程中也難免會出現形式主義的問題，例如，在推行政府依法決策進程中，行政決策程序存在搞形式、走過場的現像。按照相關的規定，重大事項的決策必須經過專家論證等程序，但是實踐中專家論證往往流於形式，應當進行專家論證而沒有進行，對專家提出的合理可行的論證意見和建議不予采納。未來在法治政府建設過程中要預防和克服形式主義的問題，不斷提升法治理念，強化規則意識，並進行完善的制度設計。
在法治政府建設過程中，對於審批權的集中行使、綜合執法以及事前事中事後監管還存在爭議，要進一步推進法治政府建設，還須加強對相關理論問題的研究。未來，法治政府建設應該在鼓勵地方法治創新的同時，還應從理論上對行政權的內部結構進行論證分析，從而就權力配置制定頂層設計方案。從趨勢看，行政權力縱向扁平化和橫向大部制的發展方向是確定的，並且就行政權力內部而言，各部門的審批權集中到審批局行使、執法權集中到綜合執法局也應該是大勢所趨，因為權力的分段行使可以有效避免“以審代管”“以罰代管”，也更能提高行政效率，破解“事多人少”的矛盾。
另外，法治政府建設需要破除對全能政府的迷信，必須承認政府是有限的，管理事項是有限的，管理能力也是有限的。現代監管模式總是強調事前事中事後全程監管，這種監管模式看似全環節無漏洞，然而這種監管是不計成本的，且高估了政府的監管能力。事實上，最為有效的監管應該是降低準入門檻，但設定嚴苛的事後監管機制，並借助日益完善的社會誠信體繫，淘汰違法的市場主體，最終達到淨化市場的效果。這種事後監管的公法機制還應與侵權賠償、產品質量保險等私法機制相結合，從而提升社會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當然，在信息透明、共享的時代，政府治理不是單向的，應該與社會互動纔能達到社會共治的目的。
……

自鴉片戰爭之始的近代中國，遭受落後挨打欺凌的命運使大多數中國人形成了這樣一種文化心理：技不如人，制度不如人，文化不如人，改變“西強我弱”和重振中華雄風需要從文化批判和文化革新開始。於是，中國人“睜眼看世界”，學習日本、學習歐美以至學習蘇俄。我們一直處於迫切改變落後挨打、積貧積弱，急於趕超這些西方列強的緊張與焦慮之中。可以說，在一百多年來強國夢、復興夢的追尋中，我們注重的是了解他人、學習他人，而很少甚至沒有去讓人家了解自身、理解自身。這種情形事實上到了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後的現代化歷史進程中亦無明顯變化。20世紀八九十年代大量西方著作的譯介就是很好的例證。這就是近代以來中國人對“中國與世界”關繫的認識歷史。
但與此並行的一面，就是近代以來中國人在強國夢、中華復興夢的追求中，通過“物質(技術）批判”“制度批判”“文化批判”一直苦苦尋求著挽救亡國滅種、實現富國強民之“道”，這個“道”當然首先是一種思想，是旗幟，是靈魂。關鍵是什麼樣的思想、什麼樣的旗幟、什麼樣的靈魂可以救國、富國、強國。一百多年來，中國人民在屈辱、失敗、焦慮中不斷探索、反復嘗試，歷經“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君主立憲實踐的失敗，西方資本主義政治道路的破產，“文化大革命”的嚴重錯誤以及20世紀90年代初世界社會主義的重大挫折，終於走出了中國革命勝利、民族獨立解放之路，特別是將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邏輯與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結合在一起，走出了一條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之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經過最近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快速發展，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建設取得偉大成就，綜合國力、文化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大幅提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取得了巨大成功，雖然還不完善，但可以說其體制制度基本成型。百年追夢的中國，正以更加堅定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姿態，崛起於世界民族之林。
與此同時，我們應當看到，長期以來形成的認知、學習西方的文化心理習慣使我們在中國已然崛起、成為當今世界大國的現實狀況下，還很少積極主動向世界各國人民展示自己——“歷史的中國”和“當今現實的中國”。而西方人士和民族也深受中西文化交往中“西強中弱”的習慣性歷史模式的影響，很少具備關於中國歷史與當今發展的一般性認識，更談不上對中國發展道路的了解，以及“中國理論”“中國制度”對於中國的科學性、有效性及其對於人類文明的獨特價值與貢獻這樣深層次問題的認知與理解。“自我認識展示”的缺位，也就使一些別有用心的不同政見人士拋出的“中國崩潰論”“中國威脅論”“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等甚囂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