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持續快速增長之道》從發展經濟學的視角來解讀中國的高速發展，認為中國的發展秘訣在於經歷了一種“轉型式發展”，即中國的發展是在政府的主導和推動下，經濟和社會各個領域的機制、體制發生變革或轉型，從而調動和刺激各種因素發揮作用，不斷地解放和提高生產力，大程度地推動經濟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一直保持著高速增長，以平均每年近9%的速度持續增長了30多年，中國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引起了全世界的廣泛關注。《中國的持續快速增長之道》就是一部國外學者探討中國經濟成功之道的著作。全書跳出西方政治學、經濟學框架的束縛和偏見，以其廣闊的國際視野、獨特的研究方法，對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做了較為繫統的考察和梳理，進行了較為客觀的評價。作者不是簡單地用現成的理論去“說明”甚至“裁剪”中國的實踐，而是致力於深入研究和理解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的實際進程發生了什麼變化，以及何以發生。
作者認為，對於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研究，傳統的解釋是不夠的，因而提出“發展即變革”的論點，解答了一繫列世界各國廣泛關注的問題：為什麼中國經濟在這麼長的時間裡一直快速增長，中國未來的發展前景如何？未來幾十年，中國會取代美國成為世界大的經濟體嗎？中國經濟社會中面臨的一些矛盾和挑戰是否會讓中國停滯不前？

馬和勵先生是全球可持續發展論壇共同主席。他在聯合國擔任過各種高級職務，曾任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人類發展報告辦公室主任、聯合國駐華協調代表、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評估辦公室主任（1997—2003年）和聯合國評估小組主席。2009年，在中國十大“領軍人物”評選中，馬和勵先生是**一位因對中國環境保護做出貢獻而受到表彰的外國人。他還是新世界論壇（巴黎）戰略理事會的成員。此前，他曾擔任中國國際金融論壇和中國國際扶貧中心理事會的共同主席。
馬和勵先生曾就廣泛的議題撰寫過論著。他曾合編《發展能力：舊問題的新解決方案》（2002年）和《在危機和衝突後局勢中學到的教訓》（2002年）。他是曼徹斯特大學的研究員，並就全球問題和中國經濟做過廣泛的演講。
在進入聯合國之前，馬和勵先生在巴基斯坦發展經濟學研究所（1975年）和牛津大學彭布羅克學院（1974-1975年）任教並進行研究。他曾在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埃塞克斯大學和旁遮普大學學習經濟學和統計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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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第一章 中國的發展
第二章 中國改革簡史
第三章 為什麼說標準的解釋是不充分的
第四章 邁向變革的框架
第五章 理解中國及其轉型
第六章 中國的未來發展前景

對中國增長標準解釋的不充分部分在於嵌入新古典主義經濟思維。基於新古典主義解釋，最自然的結論（或其他變體）是中國的增長隻是暫時發生的，此後，很多的缺陷會讓它慢慢地停下來。其實，這是許多或大多數評論員在改革早期的預想。然而，結果恰恰相反。經過30年的改革，中國比以前發展得更快——在2006年，獲得了11年來最高的增長率，107%，名義GDP水平達到了26 80中國日報，20070126。
此外，對於標準的新古典主義增長驅動力在中國的影響規模存在較大的分歧。如果“落後的優勢”像農業部門較大、資本短缺、科技水平低等是決定因素的話，為什麼我們看不到更多像中國這樣成功的案例？如果生產要素再分配的收益是關鍵，鋻於這樣的收益從定義上講是短暫的，我們怎麼解釋中國在其增長和改革過程中表現出來的可持續的勢頭。如果生產要素的分配和對經濟主體的激勵都是無效的，那麼如何在這麼長的時期實現這樣的高速增長？為何早期關於失敗的預言都沒有兌現？
為了理解中國的改革，經濟學家們提出了許多不同的創新性的解釋。其中之一是關於經濟的連貫性，並且認為中國的改革有著內在的邏輯，各項改革之間有著強烈的相互影響，可以支撐單項改革的開展（Fan and Woo2009）。如果改革的不同部分出現了不連貫，改革的瓶頸就會出現。學者們聲稱中國現在面臨的兩個主要瓶頸是金融改革和政治改革。他們指出這樣的事實：非國有制造業貢獻了多於70%的產量，但是僅占用了不到30%的金融資源。運用一般均衡模型(a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將分配效率的觀念擴展到改革上，他們強調這些不一致，然而未能解答“中國的持續快速增長之道”——本書的主題。
更為合理的結論是新古典主義模型對於完全地理解發展過程是非常不充分的。他們的視野太狹窄，甚至更重要的是，他們提不出重要的問題。生產和發展並不是注定要單獨受勞動力、人力資本或物質資本（physical capital）的影響，而是更為復雜和讓人難以捉摸的因素的結果，具有很強的歷史和地理屬性。同樣地，許多經濟學家設想，作為基本發展前提的傳統發展順序和制度環境由於中國不斷地發展而受到強烈的質疑，在中國幾乎沒有用到正式規定的過渡方法。
對於改革的連貫性可以得出類似的結論。幾乎沒有人會爭辯，在循序漸進的改革之路上，對於許多改革的每一步，中國領導人頭腦中都有著清晰的輪廓。然而，這並不排除有用的個人經驗，也不妨礙他們采用的試點方法中出現連貫的模式。漸進式的改革部分是源於政治分歧，正如薩克斯和沃（Sachs and Woo2000)與其他人闡釋的那樣，這很重要，並不僅僅是因為它反駁了他們所謂的實驗學派(Experimental School)。其實，這可以說是實驗主義（Experimentalism）的精髓：它是一種方法，而不是教科書——因此，結果會不可避免地與任何預期的計劃或預想有很大差異。
然而，全球對於“正確的”政策和“正確的”制度的辯論依然在持續。一些經濟學家采取了新策略：中國是個例外，因為不知為何其發展道路獨一無二，幾乎沒有供其他發展中國家借鋻的經驗。本書將反其道而論之。所有的國家從歷史和制度環境上來講都是獨特的。斯蒂格利茨（Stiglitz2006)在《讓全球化發揮作用》（Making Globalization Work）這本書中說得好：“沒有神奇的解決之道或簡單的良方。發展經濟學歷史的標志是對於找尋‘答案’理想化的追求，一個策略的失敗帶來的失望會轉變為對下一個策略的希望。”從中國30年之久連續不斷的巨大成就中吸取經驗和教訓變得越來越有吸引力。

要全面、深入地了解和分析中國的發展和發展中的中國並非易事。在眾多國外觀察者中，本書的作者馬和勵（Khalid Malik）先生是一位相當特殊的人物。一方面，他出身巴基斯坦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這就意味著他並不像許多西方國家的所謂“中國通”那樣戴著有色眼鏡、以一種高高在上的態度對中國的發展模式評頭論足、指點是非，而是對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長期、持續、快速的驚人發展勢頭抱有一種驚嘆之餘的好奇心，似乎想一探究竟，看看中國是如何基於自身的探索，走上一條同西方國家經濟發展道路迥然有別、更加適合自己國情的道路的。另一方面，馬和勵先生曾長期在中國擔任聯合國駐華高級官員，這讓他能夠親自接觸中國，零距離體驗中國的快速發展和社會變遷，因而他對中國的認知和理解並不隻停留在紙堆裡的想像中。同時，他的工作讓他得以同中國的領導層、各級政府和社會各界人士密切往來和交流，這使他便於從宏觀上掌握中國的經濟和社會形勢，尤其對於公權力和公共政策在中國發展中所起到的作用有著切身的感受。此外，馬和勵本人具有較高的理論素養和學術功底，是一位在經濟學領域頗有造詣的學者型官員。這些都使他在本書中對於中國發展模式和道路的討論有著不少真知灼見。
本書從發展經濟學的視角來解讀中國的高速發展，認為中國的發展秘訣在於經歷了一種“轉型式發展”，即中國的發展是在政府的主導和推動下，經濟和社會各個領域的機制、體制發生變革或轉型，從而調動和刺激各種因素發揮作用，不斷地解放和提高生產力，最大程度地推動經濟發展。在馬和勵先生看來，中國的改革是沿著“政策一體制一能力”的鏈條伸展開來的，即政府出臺政策變革體制，而體制的變革使社會能力得以提升，而能力的提升讓生產力提高、經濟快速發展。同時，經濟發展反過來帶動了國家能力的提高，這又為政府醞釀下一輪的變革創造了空間。這就形成了一種良性循環，使中國經濟實現了長期、持續的高速增長。馬和勵先生的這一解讀中國發展模式的思路有其獨到、精當之處，能給人以很大的啟發。比如，他認為改革開放後中國的高速發展離不開改革開放前中國所積累的社會能力和人力資本優勢，尤其和中國在教育和衛生領域的長足進步息息相關，因此中國的發展在改革開放前後是一個連貫的過程，不能把改革開放前後中國的發展割裂開來。
然而在了解本書思想價值的同時也應看到，本書對於中國發展模式的解讀也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比如，作者所掌握和用以支撐其觀點的數據比較陳舊，甚至在某些地方也有失準確，這就讓其觀點的可信度打了。另外，畢竟作者是一位中國發展的外部觀察者，他對中國社會的闡述難免給人一種隔靴搔癢之感，有時也可能會讓中國讀者感到失之偏頗。盡管如此，仍不能否認馬和勵先生對中國持有的極大善意，對理解中國發展所抱有的學術熱忱。若能以一種批判的眼光和包容的心態閱讀本書，相信您必定會有所收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