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歐洲人的悖論（中俄文學互譯出版項目·俄羅斯文庫）》：
我有一次說起過，某天我做了一個夢。我看見了在我出生前十二年被槍決的外祖父。
在一個很遠的熱帶島嶼沙灘上，我剛喝完半杯當地的朗姆酒，就看見了他。外祖父踩著沙子闊步向我走來。他穿一條打lawn-tennis專用的寬松白褲，一件白色坎肩，還有一雙用牙粉擦得潔白如新的帆布鞋。他斑白的胡須被打理得很好，就是切爾卡索夫演堂吉訶德時的那種扮相。他很高，很瘦。當時我甚至能看清扣住他腰帶的那顆被歲月磨得扁平的黃色紐扣。四分之三個世紀已然逝去，紐扣怎能不變黃呢？
約瑟夫正好是在網球場的出口被拘捕的，或許他們是想趁他不在的時候搜查他的家，他就是穿著這一襲白褲，在盧比揚卡某個低等囚房裡度過了等待行刑的三年。我想，他之所以得以存活三年之久，是因為他們為了某些目的而把他當作活字典來利用。他的女兒，也就是我的母親，趁著囚房裡極其短暫的一絲喘息期，在盧比揚卡得到了拿走約瑟夫的檔案一小時的機會。返還文件的時候，她問面色緋紅的年輕偵查員：“他挨過打嗎？”“這種人打也沒用。”那人回答道。
我自己不太長的坐牢經驗表明，在牢房裡囚犯的心情會輪番變換，從憂愁、沮喪、淡漠到準備好頑強抵抗的痛快，而有時候意氣風發又會被不合時宜的愉快所取代。也就是說，囚犯得在這些日復一日輪換包圍他們的情緒的強烈起伏中煎熬度日。
我坐在被擠得水洩不通的牢房裡，所有混混兒在大通鋪上都沒地方睡。這批囚犯當時都因為上頭頒布的相關指令的月份而被叫作十二月犯人。在你擠到其他髒兮兮的燥熱身子中間去之前，你得像直升機飛行員一樣，在冷冰冰的混凝土地板上的折疊木床上蜷縮一段時間。晚上你要自己把床帶來，起床號響了之後再把它挪到監獄走廊盡頭堆起來。
我的外公——他叫約瑟夫·M——在還沒收到妻子尼娜，也就是我外婆轉送的物品的頭三個月裡，都一個人住在一間雙人囚房裡。那一年，根據糧食人民委員會的資料來看，米高揚肉聯廠的部門產出了一千六百種肉制品，包括香腸和小灌腸，人民生活也安樂起來。九月中旬，囚房裡已有寒意，偵查員準許約瑟夫把卷在鄰床的那條被子也拿過來蓋上。被子是用很軟的厚絨布做的，但這種感覺稍縱即逝，被子破舊，磨損了，一團一團硌得人生疼。好在尼娜寄來的兩個包裹成了救命稻草，，第一個包裹裡裝著幾雙厚厚的農村大毛襪。
因為嗅覺敏銳，他在最開始的那些天裡一直苦於刷完便桶回來的獄卒身上的氯水氣味，被匆匆忙忙消毒過的監獄便桶也總是一股尿騷味。從沒在解剖室做過正經實驗的約瑟夫，對這種氣味實在是難以消受，連太平間的氣味都比監獄裡的好聞。一開始他根本喫不下東西，何況被囚犯們稱作斯大林大麥粥的監獄粥實在是讓人難以下咽。但後來他還是習慣了。
頭兩次審問結束以後，偵查員允許他收下從家裡帶來的唯一一《一個歐洲人的悖論（中俄文學互譯出版項目·俄羅斯文庫）》——供外國人閱讀的英文版HolyBible。約瑟夫是個無神論者，隻是在意大利度過的童年末尾時期，還有後來在敖德薩待過一年的耶穌會教徒封閉式學校中被強制性地讀過《聖經》，但他還是為這次法外開恩感到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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