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觀企業的發展歷史，公司自產生以來，已經成為現代經濟體繫中重要的企業組織形式。鄧榮霖教授是我國早繫統研究公司理論的著名學者。自20世紀80年代起，開始從事公司理論和實踐方面的研究，開創了公司和現代企業理論與實踐研究的新領域。本書收錄鄧榮霖教授在這一領域的重要論述，既反映了他對相關問題的重要觀點，也完整呈現了中國公司發展的曲折歷程。

鄧榮霖 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教授、博導。自1961年畢業後留校任教，見證了新中國坎坷的企業發展史，親歷了波瀾起伏的改革歷程，80年代自南斯拉夫留學歸國後，一手創建了中國現代企業和公司理論與實踐研究的新領域。曾任教中國人民大學學術委員會委員、學位委員會委員兼工商管理分會主席，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四屆工商管理學科評議組成員。兼任中國工業經濟聯合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中國企業聯合會、企業家協會常務理事，原國家經貿委企業研究專家委員會副主任，北京市人民政府顧問、福建省長樂市人民政府顧問。

一國的經濟發展，總是在一定的經濟體制下進行的，而企業則是經濟體制中承載經濟發展的微觀主體。綜觀企業的發展歷史，公司自產生以來，已經成為現代經濟體繫中最重要的企業組織形式。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實踐表明，經濟發達的國家，都是公司發達的國家，抓住了公司，也就等於抓住了經濟發展的實質。

鄧榮霖教授是我國最早繫統研究公司理論的著名學者。自20世紀80年代起，開始從事公司理論和實踐方面的研究，開創了公司和現代企業理論與實踐研究的新領域。他從考察經濟發達國家的公司組織人手，最早建立了比較繫統的公司理論體繫，並將之運用於我國的實踐。該體繫包括公司的形成和發展、公司與技術進步和經濟發展的關繫、公司的企業特性、公司的經營管理特點、我國公司發展的理論與實踐研究等。此後，他又以公司理論為核心，從不同的角度對企業進行了研究，包括企業的制度形式、企業的組織形態、企業的經營管理、以建立公司制度為核心的國有企業改革、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與公司化改造相關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和企業立法等。理論的研究和實踐的發展表明，公司的確是企業組織中最重要的形式。

鄧榮霖教授是從考察經濟發達國家公司的實踐開始進行研究的。他分析了以美國為典型代表的發達國家公司的產生、發展、企業特性、經營管理特點及其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並對比分析了我國公司的歷史、現狀及其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提出了在我國如何發展公司的具體對策。他指出，公司是依法成立，從事經營活動、自負盈虧的法人企業，公司的產生是現代工業生產社會化和科學技術進步的客觀要求，公司是適應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發展要求的企業組織形式，公司的組織形式在實踐中處於不斷調整之中，公司可以有效地實現科學的經營管理。他在 1984 年提出，要合理組建工業公司，就要實行政企分開、自願互利，並采用多種組織形式，在公司的清理和整頓中應該正確地發揮公司的作用。他的早期研究成果已經初步形成了比較完整的關於公司的理論體繫。這集中地體現在 1985 年他在國家經委召開的“工交繫統清理、整頓公司工作座談會”上的發言《公司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清理和整頓公司問題》一文和 1987 年出版的由他主編的《工業公司概論》一書當中。當時的國家體改委領導對鄧榮霖教授 1985 年的發言作出了這樣的批示：“此文有理論，有分析，又從中國實際出發，很有啟示。這是目前把公司問題說得比較清楚的一個材料。”在《工業公司概論》中，他繫統地提出了“建立並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公司體繫”的理論框架，包括確定公司的企業性質；確立公司的法人地位；通過公司組織形式推動我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通過多種公司形式和其他多種企業形式以及多種經濟聯合形式的並存及其共同發展形成我國合理的社會主義企業模式，實現大中小型企業的配套和協調發展；利用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有效形式促進我國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利用跨國公司的形式壯大我國的經濟力量並促進我國企業進入國際市場；建立公司內部合理的組織結構和組織機構；形成合理的外部環境；制定並完善公司法及其相關配套的經濟立法等。今天，我們回過頭來看，會發現整個理論框架是如此富有遠見。我們已經進行的和正在進行的改革，正是沿著這個理論框架所揭示的方向展開的，而目前還遠遠沒有達到最終的目標。

此後，鄧榮霖教授從不同的角度，以公司理論為核心，更進一步展開了對企業的研究。

在對企業制度的研究上，他認為獨資企業、合伙制企業和公司制企業是最基本的和最主要的企業制度形式和法律形式。實際上，我們今天關於企業的立法正是按照這種體繫進行的，這也有利於我們對外開放和加入 WTO 後在企業制度方面與國際接軌。

在對企業組織形態的考察上，他指出企業組織包括小企業、大企業和大企業的變形體，其中大企業包括由多個事業部和分公司組成的單一法人公司、多廠聯合企業、集資組成的托拉斯式的大企業以及各種專業性和綜合性的大型公司。大企業的變形體則包括企業集團和跨國公司，而企業集團和跨國公司的組織基礎正是公司。這一提法，一方面把小企業、以公司形式存在的大企業、各種企業聯合形式、企業集團和跨國公司全部納入企業組織體繫，使其成為一個統一的整體， 有利於形成大中小協調發展、合理分工的企業組織體繫，另一方面使我們清楚地認識到公司在整個企業體繫中的核心地位。

對企業經營管理的研究，他最早是通過考察國外發達國家公司的經營管理情況，從研究公司的經營管理開始的。這些內容包括：適應科學技術革命的要求，公司這種組織處於不斷的改組之中，包括調整、合並和新建等形式；從公司的組織機構來看，公司實現了決策機構、執行機構和監督機構的分開，從而各司其職，合理分工；公司的組織結構，有直線與參謀式、事業部制、超事業部制、戰略經營單位、矩陣式、多維結構等多種形式；公司突出的特點是它能有效地實現科技開發和技術進步的內化等。他認為公司的經營觀念對於公司的生存與發展起著決定性作用，並把公司經營觀念分為空效觀念和時效觀念兩大類。以對公司的經營管理的分析為基礎，他研究了企業集團的組織與管理、企業集團的母子公司體制等內容。在 1992 年以後的研究中，他明確提出建立現代企業管理制度，並在企業的跨國經營戰略選擇、企化經營、企業的資本營運、企業的兼並與重組以及中國的企業管理學科建設等方面都有獨到的見解。

1992 年，中共十四大正式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我國體制改革的目標。在新的形勢下，鄧榮霖教授把重點放在研究現代企業制度以及與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相關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上。他認為，市場經濟體制反映著企業、消費者和政府這三大利益集團之間的關繫，而現代企業制度則是以公司制度為主體的市場經濟體制的最基本成分，現代企業制度就是現代公司制度，或者說現代公司制度是現代企業制度最典型的形式。因此，他關於現代企業制度的論述，實際上是 20 世紀 80 年代初建立的比較繫統的公司理論體繫及其後提出的“建立並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公司體繫”的理論框架在新形勢下的延伸和進一步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