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譚嗣同誕生150周年。一個半世紀過去,人們還記住這位歷史人物,是因為:第一,他是中國近代第一批為社會變革、中華振興而流血犧牲的烈士。戊戌政變發生時,他完全有可能與梁啟超一起逃亡。他之所以果斷放棄逃生的機會是因為他認為:“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這種慷慨激昂、可歌可泣的犧牲精神,曾持續激勵了中國的幾代志士仁人為改造、振興中國而奮鬥犧牲。第二,他在中國近代第一次發出了“衝決網羅”的呼聲,發出了時代的最強音。這一口號在此後幾十年中成為激勵中國人衝決舊制度、舊秩序、舊觀念、舊文化的藩籬、桎梏的進軍號,對中國近代的政治解放、思想解放做出了重要的歷史貢獻。正是以上兩點,奠定了譚嗣同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
譚嗣同是戊戌時期維新派中的激進分子。正如梁啟超所說,在維新派諸思想家中,譚“尤為悍勇”,其“懷疑之精神”“解放之勇氣”“掃蕩廓清之力”,皆“莫與京焉”。對於譚嗣同以至近代的激進,近年來有的學者頗有微詞。這裡,我想談一點個人看法。首先,譚嗣同等人的激進,是那時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機“逼”出來的。試想,在1897、1898年之交的不到半年的時間裡,德占膠州灣,俄占旅大,英占威海衛,法占廣州灣,中國已“國將不國”。面對這種危局,有愛國心、責任感,有血性的志士能不激憤嗎?再有,我們尚應看到,近代的一度激進,對於打破舊制度、舊秩序、舊思想的千年堅冰,衝破中國社會變革、社會進步的重重阻力和中國人巨大的歷史惰性,激發國人的批判創新精神,也是有貢獻的。自然,激情壓倒理性是不可取的,一旦激情壓倒了理性,勢必會帶來種種負面影響。但這些都應放到當時的歷史環境下做客觀的分析、說明,使人理解,那種輕薄的嘲諷同樣也是不可取的。
魏義霞教授多年來潛心研究中國哲學史,特別是中國近代哲學史,積累豐厚,成就斐然。加之她有常人難及、持之以恆的勤奮,因此,她是一位堪稱高產的學者。《譚嗣同哲學思想研究》的問世,使她的學術成果更加豐碩,這是值得慶賀的。義霞文字清新明快,時有雋語,且善於從細處著眼,由小知大,故時有新見。這部新著依然保持了這些特色。
一百多年來,研究、評介譚嗣同及其思想的論著甚多,魏義霞教授的新著自有其特色。比如,全書的體例不同於他著,這種分專題論述的方式對於更全面地認識、了解譚嗣同的哲學思想是有助益的。此外,對於譚嗣同是否全盤否定中國的傳統文化、譚嗣同哲學的性質與定位、譚嗣同哲學的自然科學情結及其復雜影響、譚的“仁學”與康有為“仁學”的異同等一些有爭議的或為人們所關注的問題,這部新著多有新見,給人以新鮮之感。這些是我粗讀《譚嗣同哲學思想研究》書稿所產生的一些感想,貢獻給此書的讀者。
張錫勤
2015年4月8日於黑龍江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