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之學，自漢以來，備受壓抑，至宋明尤甚。及清中葉，雖注者漸多，但由於孟子主性善，荀子主性惡，一般均將孟、荀對立起來，使二家在義理上無法疏通，因而對荀學產生種種誤解。近人更有把荀子劃入法家，以與儒家對壘者。其事雖荒謬悖理，亦可見近人對荀學誤解之深。因此，如何闡明荀學之價值與意義，以重建荀子在儒學中應有之地位，實為當前的一個重要課題。
荀學之基本性格是要弘揚人道，宣揚天生人成的觀念。中國文化自周初人文精神興起以來，人在宇宙間的地位即不斷提高。首先是孔子指出仁是我們生命的高貴本質，也是一切價值理想的泉源。孟子進一步講性善，言仁義禮智根於心，人有可以為善的先天根據。到了荀子，便說“天地生之，聖人成之”（《富國篇》），“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載人，不能治人也；宇中萬物，生人之屬，待聖人然後分也”（《禮論篇》）。這便明確地把人提升為三纔之一，與天、地並列。孟子著重樹立理想，荀子著重把理想化為現實。因此，由孔子而孟子，由孟子而荀子，彼此相輔相成，實為儒學應有之發展。
荀子天生人成的思想，首先要明於天人之分、性偽之分。其目的是要人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要人“伏術為學”“思索孰察”（《性惡篇》），而不徒恃生之所以然之性。
《天論篇》名義上是講天，實則是講人。荀子把天分為能生之本體與所生之自然。能生之本體可使列星隨旋、日月遞照、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更能使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然而我們卻隻見其功而不見其事，隻知其所以生而莫知其無形。因為天職是不為而成、不求而得、神化莫測、不可捉摸的。因此，吾人之智慮雖深，能力雖大，明察雖精，亦不以之加於天道。這便叫作不求知天。
然而，能生之本體如何產生列星、日月、四時、陰陽、風雨、萬物等自然現像雖不可知，但既生這些自然現像，這些自然現像便可以為我們所知。人便應當記識這些自然現像之可以期必，可以生息，可以從事，可以為治者，將其應用於人事之上。這些自然現像有其運行的規律，所謂“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天不為人之惡寒也輟鼕，地不為人之惡遼遠也輟廣”，故人隻要能盡其在我，敬其在己，便可以將吉兇禍福操在自己手上，“水旱不能使之饑，寒暑不能使之疾，妖怪不能使之兇”（《天論篇》）。這便叫作知天。
《天論篇》一面要我們知天，一面要我們不求知天。要知的天，是指可以應用於人事上的自然現像；不求知的天，是指不為而成、不求而得的能生之本體。《天論篇》的主旨就是要我們分清楚要求知的天和不要求知的天，要我們明於天人之分。明於天人之分的目的，是要我們注重人道之所宜。故星墜木鳴等天地之變並不可畏，人妖纔是可畏的。所謂人妖就是指因為人事不齊而導致的政令不明、舉措不時、本事不理、禮義不修、內外無別、男女淫亂、父子相疑、上下乖離、寇難並至、籴貴民饑、路有死人等。荀子認為一切吉兇禍福、安危治亂全繫於人事，而無關於天道，故曰：“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天論篇》）
至於荀子之所以要反對孟子之性善論，其中一個重要的理由，是以為一旦主張性善，說人天生就是善的，便不必化師法、積文學、道禮義，不再需要後天人事上的努力。所以他說：“性善則去聖王，息禮義矣；性惡則與聖王，貴禮義矣。”（《性惡篇》）荀子的這些看法，當然都是對孟子的誤解，因為孟子並沒有說性善則去聖王。相反，孟子說性善，從四端指出人有欲善與可以為善的先天根據，正是要人知道人皆可以為堯、舜，有為者亦若是，而勉力為善。不過，荀子對孟子有所誤解是一回事，荀子要人在生之所以然的本始材樸之上“伏術為學，專心一志，思索孰察，加日縣久，積善而不息”（《性惡篇》），則與孟子並無二致。荀子認為人在生之所以然之性中，不但有好利惡害、好榮惡辱之性，而且也有欲為善，好禮義、辭讓、忠信之性，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有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人有這些好善的主觀願望與可以為善的主觀能力，孟子便因此而說性善。但荀子認為隻有主觀的願望和能力，並不能保證善的實現。荀子所謂善，是就正理平治而言，是就善在客觀上、現實中的實現而言。故此，人徒有主觀的善的願望，不獨不可稱之為善，反足以證明人性是惡的。故曰：“凡人之欲為善者，為性惡也。”（《性惡篇》）同樣，人若隻有可以為善的能力，也不能因此說性善，因為由可能變為現實，仍要有許多人事上的努力。荀子雖然說“人生而有知”“心生而有知”（《解蔽篇》），“塗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皆有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性惡篇》），但可以並不一定可能。要用人可以為善的能力，把為善的願望化為現實，便要學至全盡，知類明統，兼陳萬物而中懸衡，使心之所可中理合道，然後循理直道，勉力從事，纔能把潛能化為現實。所以荀子說：
“聖可積而致，然而皆不可積，何也？”曰：“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小人可以為君子而不肯為君子，君子可以為小人而不肯為小人。小人、君子者，未嘗不可以相為也，然而不相為者，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塗之人可以為禹，則然；塗之人能為禹，未必然也。雖不能為禹，無害可以為禹。足可以遍行天下，然而未嘗有能遍行天下者也。夫工匠、農、賈，未嘗不可以相為事也，然而未嘗能相為事也。用此觀之，然則可以為，未必能也；雖不能，無害可以為。然則能不能之與可不可，其不同遠矣，其不可以相為明矣。”（《性惡篇》）
荀子有可不可與能不能之分，正如孟子有能不能與為不為之辨。不過孟子除了就四端指點性善外，也就人有良知良能說性善。而荀子所謂善，既然指正理平治而言，則善必須與客觀的禮義法度相配合，不能隻就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悌的道德感情而言。主觀的道德感情要成為客觀的善，必須“伏術為學，專心一志，思索孰察，加日縣久，積善而不息”（《性惡篇》）纔能達至。因此，他不說性是善的，而隻說“其善者偽也”（《性惡篇》）。但不說性善，其實是可以說性無善無不善的。至於荀子把它說成是惡，亦有矯枉過正之處。不過，荀子既然基於天生人成的原則，把善的標準提高，強調後天人為努力的重要，則他在措辭上雖有過當之處，也不該將其提升到綱領上來，和孟子的思想完全對立。但世人讀《荀子》，多執著於“性惡”一詞，將其與《孟子》對立，這是很可嘆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