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的這一思想是在經濟還不發達，即便“老死不相往來”也可能過得很好的農耕社會背景下產生的。他的思想同時植根於春秋末年戰爭頻繁的社會現實，他要為社會尋求更合理的基礎和塑造更健康的人性，因此有它的時代意義和價值。這一價值從古到今，不斷得到印證和推崇。在今天高度發達的工業社會，商品經濟需要刺激消費、擴大內需，廣告無所不在，推銷見縫插針，再想讓民眾“無知無欲”已經很難了。但這恰是我們重新挖掘《老子》的現代意義的契機，這一時代的人性更需要教化、提純與復歸。當代飛速發展的經濟帶來了各種精神困境，所謂的“亞健康”現像早已出現，憂郁癥、自殺、離異、青少年犯罪、單親子女教育等等問題都困擾著當代人。人在不斷被刺激的欲望中迷失了本性，喪失了精神家園，這恰恰說明，寧靜之心、樸素之性對於當今時代的重要性。今天，“幸福指數”處於高位的恰恰是不丹這樣不發達的小國家，而不是美國、日本、中國這樣的發達和飛速發展中的國家。所以，當我們放開我們的視野去看老子時，就會感受到，他的思想並非是為了“愚民”，而是基於對人性的深刻洞察而提出的幸福之路，對今人反思生存現狀，尋找心靈家園具有警醒和指引的作用。
老子認為隻有人心安了，纔有理想的、健康有序的、和諧長久的社會政治，纔談得上國安，這就要求君王的治理必須合乎“自然”之道。統治者不需要做太多的事情，隻要洞察人心人性，輔助其自然發展即可。太多的為，胡亂的為，隻會讓民心不安，社會就會紛亂，國家也就不可能長治久安。
《老子》日：“聖人皆孩之”（四十九章），《莊子·在宥》日：“無擢其聰明”，都是希望人回到天真、質樸的本性，而不是讓人四肢發達、頭腦簡單。有意思的是，法家同樣洞察到了這樣的人性，卻采取完全不同的方法去治理。法家把廣大百姓視為“群氓”，推行“愚民”政策，鼓吹“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韓非子·說疑》），這不是順應百姓的自然成長、發展，而是通過“禁”的強制手段去損害百姓；強行封閉百姓的大腦，而不是漸漸地純化百姓的欲念，與老子所提倡的做法大相徑庭。司馬遷將老子、韓非子同列為一傳是很表面的分類。二者不僅在政治思想上不同，在形而上的“道”的層面，老子更是有獨特的提法，並以“道”作為政治、人生的根本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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