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人類社會數千年的文明變遷史，加速度發展的規律日益顯著，從農耕歲月，到工業時代，再到，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的水準不斷提升，其速度越來越快（盡管有時也可看到局部、短暫的倒退）。在此過程中，科學技術發揮了強大的牽引作用，其中，信息傳播技術的日新月異，格外引人注目。事實上，正是信息傳播技術的堪稱爆炸性、革命性的進步，決定性地改寫了歷史，使人類社會從工業文明跨入了信息文明。
在此背景下，以人類信息傳播現像為研究對像的傳播學，可謂“應運而生”，或“生逢其時”，大半個世紀以來，在世界範圍內，獲得長足發展。由此，也就不難理解，1978年借改革開放的“東風”傳入中國的傳播學，何以在短短三十多年裡，即快速成長為一門欣欣向榮的“顯學”。
就在為本書撰寫序文的幾天前，我在上海交通大學主持召開了一次以“互聯網與中國20年：變革與創新”為主題的國際學術研討會——“第六屆全球傳播論壇”，回顧、反思互聯網進入中國20年的歷程。來自中外20多家知名高校和媒體的一百多位嘉賓和代表與會，展開熱烈的交流，形成諸多共識。其中，有兩點印像頗深，即：在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媒體的有力推動下，就學科而言，傳播學正在從（人文社會科學的）邊緣走向中心；同時，就地域而言，中國正在從（世界傳播學科的）邊緣走向中心。這兩點共識，大體符合實際，反映了發展趨勢，對於傳播學科的廣大學者、學子，頗能鼓舞士氣。
當然，對此需要正確解讀，既不可“妄自菲薄”，又不可“妄自尊大”。無疑，無論在世界還是在中國，傳播學都已取得了很大成績，但與此同時，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作為成長中的學科，仍存在諸多不足，尤其是中國傳播學界，與世界領先國家和地區的同行相比，尚有不小差距。
恰在此時，我有機會拜讀到《媒介效果與社會變遷》一書，並受作者之邀作序，深感榮幸之際，不禁聯想到，這樣一部佳作，不正可作為以上共識的例證嗎？一方面，由三位資深華人傳播學者擔綱的該書，視野開闊，內容厚實，折射出中國乃至華人傳播學界多年來的學術積累；另一方面，也體現了作者不滿足於現狀而試圖推進華人傳播學研究向前發展的可貴努力。
對於該書的總體框架和主要特色，本書作者在第一章已有較為詳細的解說，故此處不再重復，唯願與讀者分享筆者閱讀之後的幾點感受。
一為時宜性。如上所述，無論世界和中國的傳播學科，都正處於從邊緣走向中心的“轉型”時期，尤其需要這樣一批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力作。二為前沿性。作者團隊不僅通曉世界研究前沿，娓娓道來，如數家珍，而且，其中有些成果本身就源於該書作者，因而，與許多泛泛而談的著述不同，深具穿透力、說服力。三為豐富性。除了以往大家比較熟悉的經典理論之外，該書還評述了諸如“敵意媒體理論”無知理論”等中國傳播學界不太了解的一些媒介效果理論，及其與相關理論之間的關繫，並輔以大量實證研究結果。四為創新性。舉凡書中提到的觀點、方法、理論，作者都力求超越簡單介紹的層次，尤其注意聯繫當今互聯網、新媒體發展的實際，在展開全面梳理、深入分析的基礎上，提出自身見解，富有啟迪價值。五為可讀性。三位作者和他們的共同作者擁有很強的文字表達能力，從而，讓閱讀成為享受，使學術帶來樂趣。
綜而言之，該書的出版，行將為中國和華人傳播學研究的歷史長卷，增添濃墨重彩的一頁，值得贊許，值得期待。
張國良
中國傳播學會首任會長上海交通大學媒體與設計學院前院長兼特聘教授，博導
2014年鼕寫於在英國倫敦短期訪問期間
序言二
媒介的傳播有效果嗎？這是一個內行和外行都看得懂、提得出的問題。如果有效果，導致其發生的機制和情境是怎樣的？可否有把握地操控和導引它？效果可以由傳媒單方預設，還是需經過受眾的取舍而變化妥協呢？另外，某一靜態時間、地域或情境節點上測定的媒介效果，如果放在動態軸線上觀察，肯定性和把握性又會有多大呢？對以上媒介效果問題，傳播學研究的種種解答，始終在正反兩極之間搖擺震蕩，至今未有確定的共識結論。這源於研究對像的復雜性與多維度性。
媒介傳播效果研究，也是對人的研究。自然科學將人作為一種存在於時間和空間、與眾不同的現像和研究對像，具有能夠被調查與解釋的客觀性。這一取向，也許有點過於樂觀和簡化。有學者指出：人，作為造物，是能夠通過被造現像而被認識的。但人又永遠不可能僅僅經由某種現像論的研究方法，而被徹底解釋。當人是最終決定何為人的本性的判定者時，則無論宗教的還是無神論的人類學，都隻會以問題而非答案告終（安德森，2012）。傳播效果研究與“人是什麼？”的追問攜手同行，前路漫遠，是為傳播研究面對的主要難題之一。
人類的傳播活動由來已久，但借助大眾傳播媒介擴大傳播，則是近期的事情。現在，人的生活正越來越依賴媒介化傳播（mediatedcommunication）。那麼，什麼是媒介（media），怎樣理解媒介呢？它是物理介質、傳播渠道，還是傳媒機構、傳媒體制、專業運行、內容供應？還是它包括所有這些，甚至更多的其他角色、部類和因子呢？過去研究者習慣把媒介看作一個中介，當作實現傳播效果的手段。假如把媒介看作橋，那它應該既不脫離此岸和彼岸而獨立存在，也不應直接歸屬於此岸或者彼岸。但是，現實中的“媒介”遠非如此單純、機械與直觀。在傳播學研究領域中，媒介效果研究隨著大眾傳媒的興盛普及而紅火，但是初期對媒介環節認識的膚淺與單調，也直接局限了效果研究的視野和深度。當把媒介研究和效果研究放在不同時空，乃至將以前和現在的都聯繫起來，形成連續性觀照時，因代代相傳而積累下來的傳承沉澱，乃至因時間流逝而失去或者反而頑強再現的東西，將會得到怎樣的價值評判呢？離開了傳者和受者參與，媒體的傳播效果當然無從談起。但是，假如把這些權力、關繫以及它們之間的互動都囊括進來，效果研究也就變成傳播的政治經濟學觀察了。總之，種種糾結令媒介效果研究始終與現有方法論愛恨纏繞。
互聯網絡橫空出世，衝破了舊有傳播觀念的樊籬。互聯網絡從最早的通信手段，變身傳播媒介，再延伸成傳播平臺，現在已經成為傳播環境和生活方式，大幅拓展了現實世界的場域與維度。身處互聯網時代，傳播學者怎樣看待、思考和處理媒介效果問題和研究實例，怎樣觀測媒介效果的發生和走向，媒介效果可否引導和操控，效果指向是否有生命時限，預設效果是否同時必然捆綁“無效果”、“反效果”的成本代價？互聯網絡傳播節點的傳受同體（prosumer）的特性，正與每個人作為網絡傳播實體的特點相同；當中國網絡用戶已達數億之眾時，媒介效果研究的復雜性指數正直線上升。
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大陸啟動一輪至今勢頭不衰的譯介國外學術著作之浪潮，其對學術和社會的積極推動作用有目共睹。國內傳播學界出於偶然或者偏好等原因，深受美國傳播學譯著的影響；其中施拉姆（WilburSchramm）的傳播學概論教學模板，至今是眾多國人自撰著述的框架底本。歐洲一些傳播研究雖然學理思辨深邃，啟發性較大，但多數實操和落實不夠，譯介過來的精品案例和示範不多。這在中國向外學習的過程中，都是不難理解的情況。
中國人熟悉“拿來主義”，其實還有“送來主義”。送者，就是海外華人傳播學者群體。2007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推出的《傳播學》（MassCommunication）一書，就是“送來主義”的產品。該書的特色是作者群體的華人身份背景。這批撰稿人大都來自中國大陸或大中華地區，在國內大學畢業或在傳媒工作一段時間後負笈美歐求學，各自獲得博士學位後，留在歐美大學教授傳播學並從事相關研究，多數獲得資深教職。這群學人深知國內的現況和需求，也非常熟悉和了解海外研究的傳統與前沿。他們在人生經歷、學術背景、語言文化、思維視角、溝通能力等方面具有的接近性優勢，使得他們面向國內讀者的學術推介，大大超越了直譯和搬運層次。
擺在面前的這本《媒介效果與社會變遷》，是“送來主義”的最新成果。此書由三位海外傑出華人傳播學者魏然、周樹華、羅文輝主持撰寫，其中魏然、周樹華亦是當年《傳播學》一書的主要撰稿人。如果說《傳播學》偏向工具性手冊，適合置於案頭不時翻檢；《媒介效果與社會變遷》則是一本主題集中、內容厚重、直接面向國內學界同仁的學術專著。中國大陸地區的傳播現像極為豐富，或因制度和技術訓練上的雙重難度，標志性的優秀媒介效果研究著作一直不多。本書的出版可算是“雪中送炭”。
書中的主要章節都圍繞三位資深教授熟悉和長期從事研究的領域和理論，所寫的都是基於過往研究的積累和實證成果，內容扎實具體；既有學理觀念歷史沿革的綜述和透視，也有實際研究的討論分析；在回顧和評價過往成果的基礎上，眺望前路，剖析難點，展示出直面時代新挑戰的批判精神與智慧供應，學術分量已經超值。
作者的敘述和討論並非面面俱到，但求言之有物有據，預期對開拓國內傳播研究視野和提高研究的水平會有切實的幫助。
三位主撰作者過往教過的十餘位中美研究生也參加了本書的部分撰稿與寫作，成為共同作者。這些年輕的參加者有些事業有成，已經在大學中擔任教職，有的還在繼續深造。魏然教授說，他對在華人社會中做傳播研究，始終抱有如一的熱情，並希望有志於此的優秀學生能夠參與進來，實現傳承的延續。這番話對應著本書三位主要作者的踐行，也代表了海內外許多華人傳播學者的心聲。誰敢斷言，未來有關中國傳播研究的經典案例，不會出自今天尚為學生者之手？傳播是延續的過程，媒介效果也有累積性，因此這方面的研究需要堅守和持續，並且不斷開拓創新。媒介效果研究的未來，顯然更屬於年輕的一代。
鄧炘炘
中國傳媒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傳播繫主任
初稿於2014年11月
定稿於2015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