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年度網絡社會研究報告的主要內容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網絡社會治理與網絡社會狂歡。這兩方面內容似乎可以表明，我們主張針對網絡狂歡引起的社會變動而開展對網絡社會的治理。然而，我們的目的並非僅是對網絡社會的治理，而是主張實現社會治理的一種創新，即網絡化的社會治理。本年度報告的主旨是：社會生活網絡化的快速發展，引起了越來越廣泛、越來越深刻的變化，這些變化已經充分表明，網絡化的信息社會是活生生地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新社會形態，原來在工業社會甚至是農業社會基礎上形成的社會管理方式已經不適時宜，應當以新社會形態為基礎實現傳統社會管理向網絡化社會治理的轉變。
一、網絡化變遷對社會治理的挑戰
在2011—2012年度《中國網絡社會研究報告》的“導論”中，我們曾論述網絡化快速發展引起了社會的復雜變遷。時至今日，網絡化引起的中國社會變遷更加廣泛而深刻。可以說，網絡化推進的社會生活的總體性變遷，其影響的力度遠遠超過了機器的發明給社會帶來的影響。在我們看來，在遍及社會生活每一個角落、每一個層面的網絡化引起的社會變遷中，最明顯、最重要的變化是缺場交往的快速發展、傳遞經驗的地位提升、社會認同的力量彰顯和社會權力的結構轉變。
參見劉少傑:《中國網絡社會研究報告2011—2012》，導論，1~15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
因為交往是社會的基本形式，經驗是社會存在的基礎，認同是社會的精神指向，權力是社會的支配力量，當這些社會結構的基本因素都發生了變化時，就沒有理由認為網絡化引起的變化僅僅是局部的或枝節的變化，而應當明確承認網絡化引起的變化是社會結構的總體轉變，是一種新社會形態的誕生。卡斯特十分明確地指出，網絡社會崛起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社會發展變遷，而是人類社會在工業社會基礎上進入了一種新社會形態。在卡斯特看來：“信息技術革命和資本主義的重構，已經誘發了一種新的社會形式——網絡社會。”
［美］曼紐爾·卡斯特:《認同的力量》，1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這個新社會的組織形式以其普遍的全球性，擴散到了全世界，一如工業資本主義及其孿生敵人——工業國家主義在20世紀所做的那樣，它撼動了各種制度，轉變了各種文化，創造了財富又引發了貧窮，激發了貪婪、創新和希望，同時又輸入了絕望。不管你是否有勇氣面對，它的確是一個新世界。”
同上書，1~2頁。
■中國網絡社會研究報告2015■
導論網絡化時代的社會治理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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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當指出，卡斯特關於網絡社會是一種新社會形態的論斷，實際上是受到了馬克思社會形態變遷思想理論的影響。馬克思說：“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的社會。”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2版，第1卷，14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在馬克思看來，社會形態變遷的根本動力來自生產力，而生產工具則是生產力發展變化的標志或尺度，因此，必須依據生產工具的發展變化來判斷新社會形態的誕生。卡斯特的根據正是計算機和移動通信技術是當代人類社會最先進的生產工具，它們的廣泛使用必將引起生產力的變革，並推進生產關繫直至上層建築的變遷，進而實現整個社會結構的變遷，迎來一種嶄新的社會形態。
如果承認網絡社會是一種有其真實根據和嶄新結構的新社會形態，並且網絡社會的各種因素已經影響社會各個層面發生了復雜而深刻的變化，那麼當前作為黨和政府以及社會相關機構高度重視的社會治理，就應當把這個不可輕視的重大社會變遷作為開展這項工作的現實基礎或重要背景。然而，事實卻並非這樣簡單。自2006年中央作出《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來，雖然社會建設、社會管理或社會治理成為中央和地方的中心任務之一，近十年來各級黨委和政府積極努力實踐，但並未明確地把網絡社會的崛起作為實現這項戰略任務的基礎和背景，而往往是將之作為開展社會管理或社會治理的一個難題去對待。
怎樣看待網絡社會是社會治理的一個難題？回答這個問題比較復雜。一方面，網絡社會作為一種新社會形態，它的大規模發展隻有不到十年的時間，人們對這個迅速進入社會生活各種層面的嶄新變化，盡管有身臨其境的直接感受，但對這種變化的復雜性和深刻性的認識還十分有限，對網絡社會出現的大量新社會現像難以作出符合實際的正確認識和評價。另一方面，也正因為對網絡社會發展變遷認識的局限，一些政府機構或某些官員往往還是沿用管理工業社會甚至農業社會的模式開展社會治理工作，通常不是把網絡社會作為社會治理的新背景或新基礎，而是僅從技術手段角度來對待網絡社會的快速發展，甚至過高估計網絡化發展對社會秩序衝擊的消極性，把社會成員的網絡信息交流和網絡群體行動作為嚴加監控的對像。
如同經濟、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管理必須適應其管理對像的發展變化一樣，社會治理也必須根據社會的發展變遷作出相應的調整，特別是當網絡社會作為一種新社會形態已經崛起之時，更應當別無選擇地調整原來在工業社會或農業社會基礎上形成的社會管理方式。雖然工業社會和農業社會並沒有因為新形態的網絡社會的崛起而退場，工農業生產以及以之為基礎的社會生活仍將持續地存在與發展下去，但正如工業社會崛起並沒有消除農業社會卻不可否認地獲得了社會支配地位一樣，網絡社會也在同工業社會、農業社會的並存中獲得了不可抵擋的支配地位。不僅網絡社會本身的崛起與擴展要求社會治理作出調整，而且從網絡社會對工業社會和農業社會的支配作用來看，也應當作出與時俱進的變化。
社會學對社會治理應當根據社會變遷而發生變化的問題作出了很多論述。面對工業社會快速發展引起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塗爾干論述了依靠宗教信仰或道德教化而實現的機械社會團結，向依靠社會分化而導致社會成員功能依賴的有機社會團結的轉變，其實質也可以看成是對社會治理方式轉變的論述。韋伯關於傳統權威、感召權威、合法性權威以及科層制的論述，更明確地揭示了伴隨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型，社會統治方式和管理模式發生了形式與實質上的變化。
在當代社會學中，社會學家對社會治理應當適應社會變遷作了更加深入的思考。福柯論述了歐洲古希臘、中世紀到近現代不同歷史時期，社會治理的宗旨或目標發生了從城邦安全、君主安全、領土安全到人口安全的變化，西方社會治理方式也發生了多次重要轉型。福柯推崇以人的自由為基礎的社會治理，他稱之為生命政治或生命治理。福柯指出：在自由主義治理技藝下，“自由主義是每時每刻制造自由、激起自由並生產自由，當然還伴隨著（一整套）約束和制造成本問題”
［法］福柯：《生命政治的誕生》，54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生命治理是注重人口安全的治理，它在依靠人的自由意願、自由行為的基礎上，維護個體與集體的利益，追求人口的生命安全和社會秩序的穩定協調。
吉登斯依據當代社會已經從匱乏轉向富裕、從工業社會轉向後工業社會的變化，論述了解放政治向生活政治轉變的思想觀點。在吉登斯看來，物質生活資料匱乏問題的解決，不僅導致了統治者對被統治者武裝鎮壓的收斂、被統治者對統治者的暴力反抗，而且要求社會治理方式隨之發生變化。吉登斯提倡用生活政治替代解放政治。解放政治所關心的是消除剝削、不平等和壓迫，把人從被壓迫和被奴役的狀態中解放出來，因而它是一種“脫離”的政治；生活政治則是對“我們怎樣生活”的問題進行反思的政治，是在高度現代性條件下重建人類自由和有道德的生活的政治，因而是一種個體獲得自主性的政治。不難看出，吉登斯的所謂生活政治也就是我們所論的社會治理。
總之，社會學中有大量關於社會治理應根據社會變遷作出相應調整的思想理論，十分值得中國社會治理研究與社會治理實踐認真借鋻。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在當前大規模開展的中國社會治理研究與實踐中，人們不是借鋻社會學已有的研究成果，因時制宜地根據當代中國社會變遷探尋社會治理的新理念、新模式，而是因循守舊地重復一些舊的社會管理方式，導致耗費了巨大人力和物力的社會治理走向表面化和形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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