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天下歸一,法治為本
本章的論述主要關注法律對於社會調整的意義,彰顯法治對於國家治理的功能。這些論述分為三個層面:
其一,在最普遍意義來看,不論何朝何代、何時何地,法律都是治理天下最基本的規則和標準。它包含著天下人必須遵循的底線,規範所有百姓的行為。所以說,“法者,天下之儀”、“一民之軌,莫如法”。同時,它還包含著天下人必須追求的良知,倡導整個社會的公德。即,“人心多私,以法為公”。
其二,在歷史發展階段來看,在一時一世、某局某勢,法治是實現國家強盛、促進社會安定的重要手段和途徑。
韓非子所說“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非常經典地凝練出國家崛起的基本規律和必由之路。受這一基本規律的支配,治理者對於法治的功能在正反兩方面都有了比較深刻的認識。比如“離法而治則不祥”、“抱法處勢則治,
背法去勢則亂”。而且,有的觀點似乎直面當今現實。比如,“威傷,則重在下;法傷,則貨上流。”意指如果一個國家中央機構缺乏權威,那麼國家權力的重心就會下移;如果一國法紀敗壞了,財產就會往上層轉移,體制性腐敗就會產生。此等論述宛如古人對今人冷眼旁觀後的警醒之語,直讓人冷汗淋漓。
其三,從近代民主政治角度來看,不論哪國哪族、何體何制,法律都是最為根本的體制性要素,法律適中是清明之世的外在性表征。其中,“民主政治賴以維繫不弊者,其根本在於法律”的表述確實振聾發聵,而孫中山先生關於憲法是“人民權利之保障書也”的表述也盡得現代法治之精髓。此外,“盛衰之故,非偶然矣。清明之世,其法多平。”的論述不僅展示了國家盛衰與法律的關聯,更表現出歷朝歷代百姓對清明之世的向往。
第二章
禮法合流,立信揚善
本章的論述關注的是中國古代執法的一個重要特色——禮法合流,也就是德治與法治合為一體。這種禮法合流的狀況並非自始如此,而是歷經多個朝代的演進逐步形成。遠古時期,道德是對族內進行治理的手段,刑罰主要是對外族進行整治的手段,也就是所謂的“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西周時期,“明德慎罰”的思想仍然表明,在對族內的治理中,法律是必須非常審慎使用的手段。漢代時期,董仲舒提出了“德主刑輔”,這意味著對族內的治理完全可以將道德與法律並用,法律隻不過處於輔助性地位。
到了唐代的《唐律疏議》,道德與法律實現了完美的融合,在法律文本中實現了完全的統一,禮法合流最終完成,形成了不分你我的“禮法天下”,而且普遍推行於司法審判中。在這種禮法天下的法制秩序中,法律的社會功能也必定包含了對許多道德價值的倡導和尊崇。
具體來看,這種社會功能主要有四:一是引導百姓樹立正確的價值觀。正所謂“法正則人志定,上下安”。二是防範與治理百姓的一些有違社會良知的邪行。也就是“刑之與兵,全眾禁邪”。三是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形成一種清明的政治生態。因為“法信於下,人聽不惑,吏不容奸,可以言政”。四是促進社會和諧。要通過法律的治理,首先做到“定分止事”、進而實現“使民不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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