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中文，一樣玩得起
香港人筆下的中文，娛樂性與喜劇感也許不及他們寫的英文，但觸目驚心的程度則猶有過之。最諷刺的，是港式中文有時比港式英文更合文法─英文的文法！比方說，我們經常讀到“慢慢地走”、“靜靜地躺著”和“不知不覺地做了什麼”，這個“地”字分明就是英文之中、加在形容詞後面的字尾﹙suffix﹚─“ly的中文同義字或對應詞﹙equivalent﹚。其實中文的許多疊字，例如“緩緩”、“漸漸”、“徐徐”、“淡淡”和“悠悠”，本身已經是副詞，又何須加個“地”字去從中作梗、畫蛇添足？
香港盛產西洋化中文
還有那個經常在你耳邊響起的“們”字。在香港人心裡那本字典之中，“們”這個字等於英文之中的第十九個字母、構成名詞復數的那個“s”。於是“觀眾們”、“朋友們”、“學生們”、“老師們”和“選民們”之聲，不絕於耳。你除了可以說句“阿們！”之外，
還可怎樣？
當下港式中文最大的危機，是惡性西化得愈來愈似翻譯體，還要是惡劣的翻譯體。早已有人說過現代中文“性不歡”─嚴重性、藝術性、思想性、可行性、敏感性……仿佛什麼復雜艱澀的概念，給它加了個“性”字，便會馬上變得明辨可懂。港式中文之中，有太多令人頭昏心煩的字眼，例如“被”。即使你絕少讀報和看雜志，隻要留心聽電視和廣播，就會發現“被”這個字處不在。其實，在大多數情況下，中文的被動語態是須贅言的。“錢花光了”誰都明白，偏要寫成“錢被花光了”，貽笑大方。在這方面，內地
人比香港人機靈，他們發明了“被自殺”這句流行語，將“被”這隻咬得動詞癢癢難受的跳蚤，放入睜大眼睛說瞎話的腐敗官員的衣褲，令他們丑態百出。
香港人的中文，愈來愈不像中國話，甚至不像話。香港政府不但未能撥亂反正，反而成為這種不中不英、非驢非馬的“譯文體”之領頭羊，以一種“語文的政府主義”來淹沒中文的優美。所謂“語文的政府主義”，就是“隻要我喜歡，怎麼寫都可以”。隨便舉個例，香港民政事務局發出的《香港應否申辦2023年亞洲運動會？》咨詢文件﹙其實是立場書﹚，就是顯例。
政府公文反映的文化自卑
香港文件往往以中文先行，英文殿後，這當然是一種九七之後的“政治正確”，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裡面的中文是英文的翻譯。第一句“主辦2009年東亞運動會給香港人留下了寶貴的經驗”。分明是英文“The hosting of the East Asian Games was a unique
experience for Hong Kong’s athletes, for the games organizers and for the community as a whole”的劣譯。如果改為“香港主辦2009年東亞運動會，獲益良多”，就會像中國話得多。
這份由真翻譯體寫成的假咨詢文件，毛病當然不止這個。頓號當逗號用；分不清“不同”與“多個”、“鞏固”與“建立”的分別；消化不良的字句；生澀含混的文理；以及氣急敗壞、毫節奏感的語氣，都是翻譯體隨處可見的毛病。這類寫作建基於一種英文與中文的從屬，甚至主僕關繫，完全反映了作者的文化自卑感。所以我常常說，要了解香港人的殖民歷史和殖民情結，以及他們對其殖民統治者的依依不舍，又何須看天星和皇後碼頭，隻要讀一讀政府的公文馬上就一目了然。
從這一點可見，英國撤出香港多年，香港早已晉身為後殖民社會，卻仍然法擺脫殖民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英國統治香港150年，不僅制定了為世人稱許的自由經濟體繫和法治制度，還成功建立了一套牢不可破的文化價值等級體繫。在這個等級體繫內占據最高層的是英文—英文重要，因為它是殖民統治者的語言。作為一種施展權力、實施控制和彰顯精英身份的工具，英文在英國管治下的香港根本可取代。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香港的學生家長千方百計要讓孩子讀英文中學，校長和辦學團體挖空心思要保住英文中學的地位，都可視之為帝國主義產生的“文化後果”。英文躍升為“超級語言”﹙super language﹚，甚至是語言中的王者﹙king of languages﹚，這不再是殖民者的幻想，而是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傳統智慧，甚至不辯自明的常識。
要學好中文，首先要揚棄“重英輕中”的殖民統治子民心態。英文落在王爾德、馬克?吐溫和莎士比亞等“表演藝術家”手上，光芒四射，顛倒眾生；曹雪芹、張愛玲、餘光中、錢鍾書和林語堂等筆下的中文，又何嘗不是每一寸都是活的表演語言﹙performing language﹚？英文好玩，但中文一樣玩得起。
將英文“洋為中用”
我從小讀洋書長大的，到今日，英文書和英文雜志仍然是我最重要的精神食糧，中文讀物─不管是報章、雜志還是書籍─隻是我正餐以外的雜糧和零食。是故我的寫作有時難免西化，提起筆杆，不知不覺就“作為”（As…）一番或者“一種”（A…）起來。不過，話得說回來，我們一方面固然要提高警覺，不要讓自己的寫作和創作淪為那些生硬、拙劣，甚至不通的翻譯體；另一方面也要努力悟出如何因勢導勢，借力使力，以英文特有的敏銳，去磨礪中文某些被慣性思維麻木了的觸覺，真正做到“洋為中用”。
舉個例，很多人以為，用“作為”來表達英文“As”的意思不對，一定要用“身為”。其實未必。“身為”強調實質和本來的“身份”；而“作為”所指的，卻是復雜、曖昧、靠不住和滑不溜手得多的“角色”。所以，如果要言明角色的衝突，那麼“作為”便會比“身為”更切中要害。比方說，妻子犯法被查，做律師的丈夫心急如焚，對她說：“As your lawyer, I cannot ask you to lie. As your husband, I cannot ask you not to.”用中文表達同樣意思，寫成“身為你的律師，我不能叫你說謊。身為你的丈夫，我不能不叫你說謊”當然可以，但總不及“作為你的律師，我不能叫你說謊。作為你的丈夫，我不能不叫你說謊”那般，將丈夫的兩難表達得傳神生動。早前寫了篇文章，論及三位西九方案設計師的雙重角色，編輯起的標題是《作為推銷員的建築師》，我覺得挺好的，如果改為《身為推銷員的建築師》，意思便會馬上變得含混起來。
寫中文難，因為不像寫英文那樣，有兇巴巴、咄咄逼人的法則可循。不管你的英文寫得多好，也是要帶著鐐銬跳舞：就算有時給你逃得了慣用法﹙usage﹚這個和尚，到最後肯定也沒能逃掉文法﹙grammar﹚這座大廟。一如西方的繪畫竭力要掌握空間，英文竭力要掌握的是時間。相比之下，中文似乎瀟灑而又任性、天真而又自在，並不刻意要掌握英文強調的現實、邏輯和因果關繫。可是寫中文，如果隻是本著“瀟灑而又任性、天真而又自在”的態度而為，定會章法大亂，寫出“滿紙荒唐言”，令讀者看到“一把辛酸淚”。這就是中文寫作之苦─解放了的奴隸得到了自由，但永遠擺脫不了摸著石頭過河的迷茫和戰戰兢兢。
“悟”出中文人人能玩之道
學中文對我來說，是一個悟道的過程。或許因為中國是一個抒情詩﹙lyric﹚而非史詩﹙epic﹚或敘事詩﹙narrative﹚的傳統，我們最偉大、最睿智的美學家和哲學家主張“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老子﹚，推崇未封﹙分辨、分析﹚前的境界﹙莊子﹚，要求“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司空圖﹚，又認為詩應該“不涉理路”﹙嚴羽﹚。對於什麼是好文章、為什麼是好文章，中國的傳統批評不曾有過洋洋灑灑、娓娓萬言的實用說明，評論家怕的是“封始則道亡”。我們的批評僅提供一些美學上﹙或在創作上反映出來的美學﹚的態度與觀點，隻求畫龍點睛、點到即止。“惟陳言之務去”，是散文大家韓愈的主張，但他從來沒有提出過一套別人可以依循的修辭法可以與奧威爾﹙George Orwell﹚的《政治與英語》﹙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或者斯托克教授﹙William Strunk﹚的《風格的要素》﹙The Elements of Style﹚相提並論。難怪在今日的中文寫作界，有韓愈之風者寥寥幾，但在英語世界，以斯托克倡議的簡約、克己風格寫作的，卻比比皆是。
既然中文沒有一錘定音、權威性的文法和用法可供依循，那麼要學好中文，我們便要有小和尚的悟性，去領略禪師﹙第一流作家﹚的機鋒。寫好中文的不二法門，不是去啃最難啃的寫作理論，而是把自己沉浸在中文的體驗之中，讓最優秀的作家做你的中文老師。這些老師不是補習班的“最強名師”或者“名師”，他們不會幫你預測考試題目，也不會教你中文寫作的“必殺技”。他們傳授的寫作之道，貴於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他們不會論及寫作的理論，也不會提供寫作問題的答案，隻會透過實踐，如火光一閃般使你瞥見中文寫作的風姿綽約、秀美華麗。這本書要做的，就是將我閱讀經驗中那些“如火光一閃”的時刻剪輯起來，令讀者對“意中之言，而口不能言，口能言之，而意又不可解”的中文寫作多一層了悟。古人說妙不可言，我卻認為可言更妙。
好萊塢電影《教父》中一句經典對白：“要親近你的朋友，更要親近你的敵人”﹙Keep your friends close and your enemies closer﹚，也是我學習中文的方法。我堅信，要讀你欣賞的作者，從他們的寫作學會“該做什麼”﹙what to do﹚；也要讀你不甚欣賞的作者，從他們的寫作學會“不該做什麼”﹙what not to do﹚。故此，本書也收錄了我對董橋、白先勇、亦舒，以及香港填詞人寫作的“批評性閱讀”﹙critical reading﹚。用普通人聽得懂的話來說，即是從雞蛋裡挑骨頭，或曰報憂不報喜。
寫作的神奇，其實很難說得清楚明白。水至清則魚，中文的幽深處，自然有煙有霧。《中文玩家》嘗試撥開煙霧，幫讀者打開寫作的境界之門。當然，你還需跨過門坎，纔可領會個中的奧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