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為義孰為大務?”這一問題,先秦墨子回答道:“譬若築牆然,能築者築,能實壤者實壤,能掀者掀,然後牆成也。為義猶是也,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然後義事成也。”(《墨子·耕柱》)我們文化先輩如此明智的態度,我至為感佩,極其欣賞。我想強調的是:中國哲學界也需要有勞動分工,學者的專長領域可以有所不同,但沒有高下優劣之分;隻要好好做研究並且研究得很好,都應該得到鼓勵和尊重。實際上,不同中國學者在不同領域以不同風格所做的高質量的學術研究,組合在一起,將會提高中國哲學研究的總體水準,為中國哲學在國際哲學界贏得尊嚴。唯一的要求是:謹守學術規範。
按我自己這些年的摸索和體會,按照國際性學術標準做學問,要特別注意以下幾點:
(1)在一個學術傳統中說話。即使是天纔,也不可能平地起高樓,他也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一個原創性的思想者必須對相關的先賢、前輩和思想傳統有足夠專深的了解。
(2)在一個學術共同體中說話。學術研究是一種對話,一位原創性的思想者也必須足夠熟悉他的同時代人的工作,他的新工作也最好在與學術同行對話的語境中展開。
(3)針對具體問題說一些自己的話。一個人的知識和能力都是有限的,一本書、一篇文章、一次講演的容量也是有限的。要對問題有足夠新穎和專深的研究,學者必須對自己的學術雄心有所節制。國內學術期刊常見兩類文章:一是介紹述評類,二是針對大題目說大話和空話。這兩種現像都必須改變。學術對話是一種交換,你用來交換的隻能是你獨特的見解和論證。
(4)對自己的觀點給予比較嚴格而繫統的論證。學術是公共產品,你不僅要告訴你的同行你思考的結果(“想什麼”),而且要向你的同行展示你的思考過程(“怎麼想”)。這就要求把你的思考外化為文字特別是論證,以便你的同行能夠追蹤和檢查你的思考過程,由此來評價你思考的好壞,並決定是否同意或改進你的觀點及論證,或者投入與你的學術論戰。你不能像孫悟空那樣,一個筋鬥翻十萬八千裡,這會使你的許多同行不能理解你的思考過程及其結果,無法與你做實質性的學術交流,於是他們做出選擇:不搭理你。
(5)對他人的不同觀點做出適度的回應。這是由第二點所派生的,但其作用又不止如此。為了避免一廂情願式的思考,你必須思考你的觀點已經遇到哪些反對意見,或者設想它可能遇到哪些反對意見,並對其中的部分重要意見做出答辯,由此來從反面保證你的思考及其結果的正確性。
我覺得,還有必要特別強調以下三點:
第一,新探索必須從學術傳統中尋求強大支撐。即使是一位原創的思想者,也需要從學術傳統和學術同行那裡獲得激勵,從而加強自己思想的論證力量。常常有這樣的學術現像,即使是那些自稱原創的學者,在他們闡述自己的思想時,也會把許多偉大的先賢和著名的同輩引為同道。例如,當代美國哲學家布蘭頓是“分析實用主義冶的代表性人物,創造了所謂的“推理主義語義學冶,但他按自己的理解,大量征引解說康德、黑格爾、弗雷格、維特根斯坦、塞拉斯、羅蒂、達米特,以及他的同事麥克道維爾,把他們視為自己的先驅和同道。”但情況是否真的如此,尚需仔細甄別和研究。
第二,新探索需要學術共同體的共同參與。俗話說,“眾人拾柴火焰高”。一位獨立的研究者要從他的學術同行那裡獲得反饋,不管這種反饋是贊揚、改進、批評,還是徹底的否定,由此產生相互切磋甚至是論戰,從而促進相互理解,共同進步。但中國哲學界目前的狀況是:各位學者埋頭於自己的工作,對同行所發表的著述基本上不讀不看,當然更不評論,實際上沒有形成真正意義上的學術交流。這種情況必須改變,可以仿效國外學術出版機構的做法:在匿名審稿過程中,凡是不征引、不討論當代學術同行工作的相關論著,都不接受發表或出版,因為你身處於一個學術圈子中,應該了解和知道很多與你的工作有關聯的出版品,但這一點從你的論著中卻看不出來,由此就可以判定你似乎不是圈中人,你的工作質量要大打。循此辦法,逐漸硬性地建立起真正意義上的學術共同體。
第三,提倡少一點排斥,多一些包容;少做空泛無謂的爭論,多做翔實可靠的研究;關鍵不在於研究什麼,而在於怎麼研究,以至最後拿出什麼樣的學術成果供國內國際學術共同體去評價。由於多種復雜的原因,學術共同體或許在某個局部、某個時段不夠公正,但有理由相信,它在總體上會是公正的,至少最後會是公正的。大浪淘沙,歷史無情,泡沫和浮塵終會消散或被抹去,最後留下來的可能是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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