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學說從總攬全局的高度，為戰國兵書解決了政治原則問題，使戰國兵書在哲理上獲得了升華；而注重實事的法家學說，則從政治操作的層面，滿足了大變革時代對兵書的要求。理想的境界與成熟的經驗這兩者的密切結合，互為彌補，這就是儒、法兩家學說對戰國兵書文化精神構建極富有積極意義的滲透和影響。

《先秦兩漢兵學文化研究》從歷史學與軍事學相結合的角度切入，對先秦兩漢時期的中國兵學文化進行了全面繫統的總結，在對影響兵學思想發展的基本要素，如武器技術裝備、軍隊體制編制、軍事地理、兵種與兵役、作戰方式、軍事訓練等等，開展認真梳理與深入闡述的基礎上，重點考察並分析了這一時期的傑出兵學家、主要兵學著作和先秦兩漢諸子學派的兵學思想及其對兵學發展的貢獻，揭示了先秦兩漢兵學文化嬗變的內在規律與基本特點，為人們首次準確勾勒了伊始於“軍禮”，轉折於“詭道”，演進於“整合”，終結於“更化”的先秦兩漢兵學文化發展主線與歷史進程。

黃樸民，1958年8月生於浙江紹興，1988年獲博士學位。現為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兼任教育部歷史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北京市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歷史學）成員、中國史學會理事兼副秘書長、《國學學刊》執行主編等。研究方向為中國思想史、中國軍事史。
代表性專著有《春秋軍事史》、《天人合一》、《孫子評傳》、《何休評傳》、《大一統：中國歷代統一戰略研究》等，並著有《尋找本色》、《歷史無間道》、《難得糊塗》等學術隨筆集，曾在《歷史研究》、《中國史研究》、《文史》等刊物發表論文二百餘篇。

緒論
第一節 上古軍事
第二節 春秋戰國軍事
第三節 秦漢時期的兵學
第一章 兵學的萌芽與夏商軍事
第一節 從血親復仇到部落爭雄
第二節 原始兵器與原始防御體繫的形成
第三節 步兵作戰與早期車兵
第四節 寓兵於農與軍隊的編制體制
第五節 甲骨卜辭所反映的軍事思想萌芽

第二章 西周時期的軍事學術
第一節 車戰的全面興起
第二節 “蒐”、“彌”演兵與軍事教育
第三節 文武同途與兵農合
第四節 築洛邑與西周的軍事防御體繫
第五節 《司馬法》所體現的早期兵學成就

第三章 春秋時期的兵學文化（上）
第一節 “以禮為固”的戰爭價值取向
第二節 車戰戰術的演進
第三節 “兵以詐立”戰爭觀念的形成
第四節 步兵的重新崛起
第五節 早期水軍的形成
第六節 軍陣的進步

第四章 春秋時期的兵學文化（下）
第一節 “國”、“野”普遍征兵制與車乘編制演變
第二節 要塞防御與築城
第三節 文武分職的萌芽
第四節 《左傳》軍事思想初探
第五節 《老子》的軍事思想
第六節 範蠡的兵學觀

第五章 《孫子兵法》的兵學理論體繫
第一節 《孫子兵法》的成書年代與作者
第二節 《孫子兵法》的著錄、流傳及版本
第三節 《孫子兵法》的戰爭觀與治軍思想
第四節 《孫子兵法》的制勝之道
附孫子“伐交”本義考證

第六章 戰國時期的軍事學術
第一節 步兵躍居諸兵種之首
第二節 車兵地位的變化
第三節 “胡服騎射”與騎兵的全面發展
第四節 舟師的發展
第五節 戰國時期的關塞防御與城池攻守
第六節 劇增的軍隊與戰國兵役制度
第七節 軍事技術的發展與兵器裝備的改善
第八節 列國長城的修築及其軍事價值
第九節 文武分職與指揮藝術的發展
第十節 軍事訓練的正規化
第十一節 軍事預測的進步
第十二節 內線與外線——春秋戰國的兵要地理

第七章 戰國時期的兵書及其理論體繫
第一節 戰國兵學的地域文化特征
第二節 《吳子》
第三節 《司馬法》
第四節 《孫臏兵法》與《尉繚子》
第五節 《六韜》
第六節 諸子學說對戰國兵書的滲透與影響

第八章 諸子兵學思想述要
第一節 儒家軍事思想的主要內涵
第二節 墨家軍事思想的特色與意義
第三節 戰國黃老學派兵學理論擷要
第四節 《商君書》與《韓非子》的軍事思想
第五節 《管子》的軍事思想

第九章 秦漢時期軍事的發展及其特色
第一節 鋼鐵兵器的廣泛使用
第二節 軍事工程奇跡——萬裡長城的修築
第三節 軍事交通與軍用地圖
第四節 武庫的普遍設置
第五節 移民實邊與軍事屯田
第六節 統一集中的軍隊領導體制
第七節 “三位一體”與“居重馭輕”
第八節 習戰陣之儀——秦漢軍隊的訓練
第九節 從征兵制到募兵制
第十節 從刺史領兵到塢壁林立
第十一節 騎兵時代的來臨

第十章 秦漢時期的兵學文化
第一節 秦漢兵學的建樹
第二節 秦漢兵學的多樣性與普及化
第三節 兵儒合流與兵學主題的轉換
第四節 韓信《漢中對》的戰略決策思想
第五節 鄧禹《圖天下策》的戰略思維
第六節 《黃石公三略》的戰爭觀念與戰爭指導

而有了必要的戰術編隊調整和改進，從而加強了車步兵的戰術協調，提高了軍陣的實力。編葛之戰中的“魚麗之陣”，就是這方面的典型。據《左傳·桓公五年》記載，魚麗陣的特點是“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杜預注雲：“《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為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彌縫闕漏也。五人為伍。”其特點是取消了原配置在戰車前面的第一線步兵橫隊，把戰車放在前列，提高了方陣的運動速度；將步卒疏散配置在戰車的兩側和後方，密切了步車協同作戰。可見，其陣是以二十五乘戰車組成一個戰鬥單位，而將以伍為單位的徒兵疏散配置於戰車之間，其位置稍居後。這就是在“三陣”框架內的車步配置的局部調整，它很好地發揮了車步協同作戰的能力，為鄭軍擊敗周王室聯軍提供了重要的保證。另外，縮葛之戰中鄭軍首先攻擊周王室聯軍的左、右兩翼，然後再集中兵力從三面攻擊周軍中軍，說明當時的“三陣”已采用了側翼攻擊方法，有別於西周時期平行推進的全正面進攻。
其他，如以十五乘兵車為一偏，兩偏為一卒，或以五十乘兵車為一個戰鬥單位，也都屬於同樣的性質。這種陣內戰術單位的調整，使得戰陣中的車與徒卒的配置更趨合理，反映了車戰陣形的進步。其基本特征是，逐漸拋棄了西周和春秋初年步卒居前列的配置方式，而將步卒分散在戰車的兩側和前後方，以加強步卒掩護戰車和在四個方向上機動作戰的能力。與之相適應的是戰車多采用疏散的隊形，方陣作錯落有致的縱深配置，這樣就增強了抗擊敵軍進攻的能力，同時也便於戰車調動，適應瞬息萬變的戰場形勢的變化，從而為快速進攻和追擊創造了條件。用於追擊的戰鬥隊形在這時也產生了，它通常是在追擊中迅速將軍陣展開成“角”的形式，從兩側對敵軍戰車和步卒實施包抄，阻止敵軍逃逸，達到聚而殲之的目的。
由此可見，在“三陣”為基本形式的條件下，軍陣內部的結構（戰術編組）是處於不斷的演進改革過程之中的。曾有學者對此進行過概括總結，指出隨著歷史的進程，車陣的進攻戰術有了很大變化，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春秋初期，這時的進攻隊形是大正面的密集方陣；第二階段是春秋中期，以車兵為主，步兵人數劇增的疏散方陣進攻；而第三階段則是春秋末期的縱隊進攻了。這一勾勒的大體脈絡是合乎實際情況的。

國學是中國傳統學術的簡稱，它應該是包羅宏富的。其中，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學，以老莊為代表的道家以及諸子學，以屈宋為代表的楚辭學，以左遷為代表的史學，以韓柳歐蘇為代表的文章學，以《詩經》、樂府、李杜韓白蘇辛周姜為代表的詩詞學，以周程張朱為代表的理學，以關王白馬高孔洪為代表的曲學，以《三國演義》、《水滸傳》、《紅樓夢》為代表的小說學，還有其餘相關的如古文字、音韻、訓詁學、目錄版本學等諸種學問，應該是國學的主要內涵。我們的國家是偉大的多民族團結融合的國家，我們不能把國學局限於某一局部，這是顯而易見的。同時，國學也不是凝固、僵化的，而是隨著歷史的進步在不斷豐富發展，唐代的國學總比秦漢要豐富，後代往往勝過前代，國學經典著作的解讀，也隨著時代的進展而有所深化、有所革新，國學的典籍、文獻資料也有所擴展增添。近百年來，大量甲骨文的發現，青銅銘文的發現，戰國秦漢魏晉南北朝簡牘、古籍的發現，敦煌寶藏大量經卷典籍的發現，西部大量古文書簡的發現，不是使我們的國學、我們傳統文化的內容都大大地豐富了嗎？使我們對自己的文化傳統有了更深一步的認識和了解嗎？所以，國學是我們整個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民族思想、民族意志的共同載體，是我們偉大中華民族的精神長城，是我們偉大民族頂天立地的思想根基、力量根基，也是我們不可被戰勝的強大自信力量的源泉。
從內容上看，國學與傳統文化部分內容是重疊的，但國學並不能完全等於傳統文化研究。西方文化進入以前，中國已經有兩千年以上的學術文化傳統，形成了一個自己的體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