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與中國現代法學的興起》主要的特色在於作者通過研究梁啟超關於權利義務論、法治主義、國體、國家結構、司法獨立等方面的法學著述與實踐，展示了梁啟超思想中廣闊而幽深的法學世界，描述了中國現代法學興起的復雜而立體的過程，回顧了在那個中華文明不斷尋找方向、校正方向的時代，中國知識分子對於“中國向何處去”這個緊迫的、根本性的問題不斷求索的歷程。

喻中，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第一章 法學家梁啟超：中國現代法學的主要奠基人
一、引言：重新認識法學家梁啟超
二、梁啟超的法學旨趣：通往更高文明的階梯與津渡
三、梁啟超的法學視界：“西人法律之學”與“聖人法律之學”
四、法學家梁啟超與相關法學家：一個初步的比較
五、梁啟超如何影響中國現代法學
六、結論：梁啟超是中國現代法學的主要奠基人
第二章 中國現代法理學的先聲：梁啟超的權利義務理論
一、問題的提出與界定
二、梁啟超之前的權利義務觀念
三、梁啟超的權利概念與義務概念
四、梁啟超理解的權利義務關繫
五、梁啟超之後的權利義務理論
六、結論
第三章 梁啟超的法治主義：從救亡本位到啟蒙本位的轉變
一、代表性觀點的回顧與評論
二、早期的救亡本位的法治主義
三、再論早期的救亡本位的法治主義
四、晚期的啟蒙本位的法治主義
五、如何解釋梁啟超法治主義的轉向
六、結論及延伸性討論
第四章 法治主義及其對立面：梁啟超對法家思想的界分
一、問題意識與基本思路
二、梁啟超早年對法家思想的界分
三、梁啟超後期對法家思想的界分
四、梁啟超界分法家思想的域外影響
五、梁啟超界分法家思想的西方背景
六、梁啟超界分法家思想的意義追問
七、結語
第五章 見之於行事：梁啟超憲法思想的液態屬性
一、視角與理路
二、以議會為核心的憲法：來自孟德斯鳩的啟示
三、追求君主立憲的憲法：保皇運動的折射
四、美式共和政體的憲法：辛亥革命的產物
五、優越於約法的憲法：一個更高的標準
六、提升國會權能的憲法：以國會約束政府
七、以職業選舉與國民投票為核心的憲法
八、見之於行事：解釋梁啟超憲法思想的方法論
第六章 辛亥革命之鏡：梁啟超走向共和的思想歷程
一、從甲午到戊戌：梁啟超共和思想的萌芽
二、從戊戌到辛亥：梁啟超虛君共和思想的形成
三、走向共和：梁啟超在辛亥革命後的思想抉擇
四、辛亥革命對梁啟超共和思想的塑造
五、百年沉浮：梁啟超共和思想的意義
第七章 所謂國體：憲法時刻與梁啟超的共和再造
一、引言：重溫1915年的“憲法時刻”
二、語境：《異哉》的政治背景
三、變遷：梁啟超對國體的認知過程
四、法理：《異哉》蘊含的國體思想
五、源流：影響《異哉》的思想與《異哉》的思想影響
六、結語：認真對待國體問題
第八章 立國大方針：梁啟超單一制國家結構思想的形成
一、重溫一個中國“反聯邦黨人”的“立國大方針”
二、地方自治：辛亥革命前梁啟超國家結構思想的基本取向
三、辛亥革命的發生與梁啟超單一制國家結構思想的形成
四、梁啟超單一制國家結構思想的雙重淵源
五、同異之辨：“反聯邦黨人”梁啟超與美國的反聯邦黨人
第九章 民國初年的司法獨立：司法總長梁啟超的理論與實踐
一、問題提出、文獻回顧與研究思路
二、梁啟超關於民國初年司法獨立的價值定位
三、民國初年司法獨立所面臨的現實困境
四、梁啟超維護司法獨立的思路及策略
五、結論及延伸性討論
後記

自序
多年前，有朋友告訴我，在我的一些論文中，引證較多的作者是梁啟超（1873―1929）。這個細微的特點，我自己並沒有留意，經友人提醒，這纔意識到，每當我確立了一篇論文的“義理”之後，在尋求“考據”之際，我確實會想到梁啟超；甚至“義理”的形成，可能也是來自梁啟超的有意無意的觸動、暗示與啟發。我承認，梁啟超的著作，對我來說總是具有某種精神上的牽引力，也許已經在不知不覺之間，充當了我的學術研究的坐標。對我來說，梁啟超由學術研究的坐標轉變成為學術研究的對像，應該算是一件順理成章之事。
梁啟超是百年前的人物。在今昔之間稍作比較，即可以發現，在百年後的今天，梁啟超著作的影響力，已經明顯地衰減了。但是，從19世紀末期到20世紀初期，在陳獨秀、胡適之前，“新會梁氏”在中國言論界、思想界的魅力，幾乎無人堪與比肩。正如黃遵憲所言，梁啟超的論著“驚心動魄，一字千金，人人筆下所無，卻為人人意中所有”。有時候，我也暗自思忖，梁啟超的文字，何以引領了一個時代？何以超越於眾人？幾經琢磨，我發現，背後的原因也許有這樣幾點。
第一，梁啟超的身份是復合性的，他既是政治家，又是思想家，還是學者。這可不容易做到。很多學者善於紙上馳騁，著作等身，但沒有行動能力，不接地氣，無法處理實際事務，他們與現實生活之間，總是隔了一層。很多活動能力很強的政治人物，既沒有思想，更談不上學術。在漫長的歷史上，這樣的政治人物太多了。有一些偏重於思想的人物，輕視“聞見之知”，讀書不夠，沉潛不足，流於空疏。王學末流，以及魏晉玄學的末流，就屬於這種類型。這些人的思想，與其說是思想，還不如說是一些未經省思的教條或信條。還有一些讀破萬卷的“書櫥型”人物，似乎無所不知，卻沒有貢獻出創造性的思想。梁啟超不一樣，他學富五車，寫下了大量的學術著作，是名副其實的學者，同時還是公認的啟蒙思想家，真正做到了學術與思想並重。更重要的是，他還有行動能力，無論是協助皇帝搞政治改革，組建政黨，還是籌款辦報，以及充任政府閣員，甚至發動護國戰爭，都做得有聲有色。這樣的全能型人物，讓人想到五百年前的王陽明。
第二，與王陽明不同的是，梁啟超學術思想的觸角伸向了整個文明世界。梁啟超作為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四大導師”之一，其“中學”功夫得到了普遍的承認。他的“西學”雖然有這樣那樣的毛病，招致諸多詬病，但是，在那個“開風氣”的時代，與他同時代的中國人相比，尤其就廣博程度而論，他的“西學”無論如何都是出類撥萃的。他旅居海外十多年，不僅對海外的學問有廣泛的了解，對海外的政治生活、社會生活也有切身的體會。他的“西學”，既是從“紙上得來”的，同時也是“躬行”的結果。
第三，是他的天賦和勤奮。這兩樣東西，很多人認為可以分開。譬如宣稱，某人天賦很高，但不夠勤奮，所以成就不大；某人雖然很勤奮，但天賦不高，所以成就也不大，雲雲。我不太願意附和這種說法。我個人的一點私見或偏見是，天賦與勤奮很可能是一回事。一個人，如果他不能勤奮地、卓有成效地運用他的天賦，他的天賦就是不可用的，不可用的天賦就是不實在的、不可靠的，甚至是虛幻的、不存在的。梁啟超是天賦極高的人，同時也是非常勤奮的人，兩者疊加，成就了這個獨領風騷的“新會梁氏”。
在世人的印像中，“新會梁氏”是政治活動家，也是啟蒙思想家，還是學者。但是，很少有人說他是法學家。確實，梁啟超不是專業化學術分工中的法學家，更不是法律技術專家。他似乎也不以“法學家”自我期許。但是，一方面，梁啟超寫下了大量的法學論著，主要涉及法理學、憲法學、行政法學、法律史學、國際法學。另一方面，他擔任中華民國的司法總長，草擬憲法，既是司法者，也是立法者，在其法律生涯中，積累了比較豐富的法律經驗。這兩個方面表明，梁啟超也是一個知行並重的“法律人”。他的法學論著與法律實踐，足以構成一個廣闊而幽深的法學世界。這個世界盡管隻是梁啟超飽滿人生、豐沛思想的一個側面、一個組成部分，但依然閃耀著他獨特的智慧與靈性。
在梁啟超之前，還有瀋家本（1840―1913）等中國法律史上的著名人物。生活在晚清的瀋家本，盡管也善於睜眼看世界，但他的核心身份還是一個傳統的律家，當然也是一個學而優則仕的清王朝官員。瀋家本做過清王朝的天津知府、保定知府、刑部右侍郎、大理院正卿等官職，為後世留下了《歷代刑法考》《律目考》《寄?文存》《漢律摭遺》等著作。從他的人生經歷、知識結構、法律經驗來看，瀋家本是傳統中國的最後一個律家，是中國傳統律學智慧的集大成者，同時也是中國傳統律學的終結者。研究瀋家本，也許可以寫成一部“瀋家本與中國傳統律學的終結”。
比瀋家本晚生33年的梁啟超，走過了一條截然不同的人生軌跡。1895年，22歲的梁啟超參加公車上書，並協助康有為成立強學會、創辦《萬國公報》。1896年，23歲的梁啟超出任上海《時務報》主筆。1897年，24歲的梁啟超主講長沙時務學堂，教導蔡鍔等更年輕的學子。1898年，25歲的梁啟超參與百日維新， 當年9月，百日維新失敗，在清王朝的追捕中，梁啟超隨即東渡日本，由此開始了長達14年的海外流亡生涯，直至1912年，纔迎來了他英雄般的凱旋，從此在民國的政治舞臺、學術舞臺上大展身手。這樣的人生經歷表明，梁啟超與傳統中國的律學幾乎沒有關聯、沒有交集。他的法學著述與法律實踐，與傳統中國的律學知識、法律實踐之間，存在著根本性的斷裂，代表著一個全新的開端。
在新舊交替之際，梁啟超作為一個像征性人物，可謂中國現代法學的主要開創者、主要奠基人。漢語中的“法學”一詞，就是由梁啟超最先使用的。漢語法學中的很多範疇，都是梁啟超最先使用的。嚴格意義上的中國現代法學，就是從梁啟超開始的。梁啟超的法學著述歷程與中國現代法學的興起過程，在很大程度上是重疊的，是同步展開的。
中國現代法學的興起是一個復雜的、立體的過程，是一個群體性的事業，是幾代人的事業，甚至是一個民族的事業，當然不可能歸功於梁啟超一個人。但是，如果一定要為中國現代法學找出一個最具代表性的奠基人、開創者，那麼，還有哪位先賢比梁啟超更有資格呢？倘若沒有，那麼，梁啟超就是當之無愧的“中國現代法學之父”。
因此，要理解中國的現代法學，梁啟超是一個繞不開的人物。繞開了梁啟超，就繞開了中國現代法學的起點，就不能真正理解中國現代法學的興起。描述梁啟超的法學世界，就是在索解中國現代法學的基因密碼，就是在回顧中國現代法學的萌生、肇始、由來，就是在建構中國現代法學史的“第一章”。正是由於這個緣故，本書題名為《梁啟超與中國現代法學的興起》。
在寫下這個書名的時候，我想到了恩格斯的名篇《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如果說，費爾巴哈像征著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那麼，梁啟超代表了中國現代法學的興起。著眼於此，筆者把相互關聯的九篇文字勒為一書，既勾畫梁啟超的法學世界，也描述中國現代法學興起的姿態。

多年前，有朋友告訴我，在我的一些論文中，引證較多的作者是梁啟超（1873-1929）。這個細微的特點，我自己並沒有留意，經友人提醒，這纔意識到，每當我確立了一篇論文的“義理”之後，在尋求“考據”之際，我確實會想到梁啟超；甚至“義理”的形成，可能也是來自梁啟超的有意無意的觸動、暗示與啟發。我承認，梁啟超的著作，對我來說總是具有某種精神上的牽引力，也許已經在不知不覺之間，充當了我的學術研究的坐標。對我來說，梁啟超由學術研究的坐標轉變成為學術研究的對像，應該算是一件順理成章之事。
梁啟超是百年前的人物。在今昔之間稍作比較，即可以發現，在百年後的今天，梁啟超著作的影響力，已經明顯地衰減了。但是，從19世紀末期到20世紀初期，在陳獨秀、胡適之前，“新會梁氏”在中國言論界、思想界的魅力，幾乎無人堪與比肩。正如黃遵憲所言，梁啟超的論著“驚心動魄，一字千金，人人筆下所無，卻為人人意中所有”。有時候，我也暗自思忖，梁啟超的文字，何以引領了一個時代？何以超越於眾人？幾經琢磨，我發現，背後的原因也許有這樣幾點。
第一，梁啟超的身份是復合性的，他既是政治家，又是思想家，還是學者。這可不容易做到。很多學者善於紙上馳騁，著作等身，但沒有行動能力，不接地氣，無法處理實際事務，他們與現實生活之間，總是隔了一層。很多活動能力很強的政治人物，既沒有思想，更談不上學術。在漫長的歷史上，這樣的政治人物太多了。有一些偏重於思想的人物，輕視“聞見之知”，讀書不夠，沉潛不足，流於空疏。王學末流，以及魏晉玄學的末流，就屬於這種類型。這些人的思想，與其說是思想，還不如說是一些未經省思的教條或信條。還有一些讀破萬卷的“書櫥型”人物，似乎無所不知，卻沒有貢獻出創造性的思想。梁啟超不一樣，他學富五車，寫下了大量的學術著作，是名副其實的學者，同時還是公認的啟蒙思想家，真正做到了學術與思想並重。更重要的是，他還有行動能力，無論是協助皇帝搞政治改革，組建政黨，還是籌款辦報，以及充任政府閣員，甚至發動護國戰爭，都做得有聲有色。這樣的全能型人物，讓人想到五百年前的王陽明。
第二，與王陽明不同的是，梁啟超學術思想的觸角伸向了整個文明世界。梁啟超作為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四大導師”之一，其“中學”功夫得到了普遍的承認。他的“西學”雖然有這樣那樣的毛病，招致諸多詬病，但是，在那個“開風氣”的時代，與他同時代的中國人相比，尤其就廣博程度而論，他的“西學”無論如何都是出類撥萃的。他旅居海外十多年，不僅對海外的學問有廣泛的了解，對海外的政治生活、社會生活也有切身的體會。他的“西學”，既是從“紙上得來”的，同時也是“躬行”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