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繫列教材：演化經濟學導論》介紹了“演化經濟學”這一經濟學學科的內涵與外延，以該學科的特征、假定、哲學基礎和研究方法入手，然後闡釋該學科的理論淵源、理論前沿、主要思想流派。《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繫列教材：演化經濟學導論》會介紹演化經濟學研究競爭中變化發展的市場過程，對應於靜態均衡的新古典經濟學。它以歷史的不可逆視角觀察經濟現像。讀者通過《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繫列教材：演化經濟學導論》可以深入了解什麼是“演化經濟學”。

賈根良，男，1962年生，河北蠡縣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領域包括經濟思想史、演化與創新經濟學、產業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等。2004年入選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纔支持計劃。

第一章 演化經濟學的主要特征和基本假定
第一節 演化經濟學的主要特征
第二節 演化經濟學的基本假定

第二章 演化經濟學的哲學基礎和研究方法
第一節 批判實在論與經濟學方法論
第二節 溯因法和回溯法：科學創造的方法

第三節 演化經濟學的具體研究方法
第三章 達爾文主義與復雜性科學革命
第一節 演化經濟學與達爾文主義
第二節 復雜性科學革命

第四章 演化經濟學的理論類型
第一節 演化經濟學的理論建模
第二節 中國的演化經濟學

第五章 演化經濟學的前沿問題
第一節 演化經濟學的發展前景
第二節 演化經濟學的綜合
第三節 創建演化經濟學的新李斯特主義學派

第六章 制度主義學派
第一節 制度主義學派的概況
第二節 美國制度主義
第三節 歐洲制度主義
第四節 制度主義與新制度經濟學的異同

第七章 新熊彼特主義學派
第一節 熊彼特的經濟學說
第二節 新熊彼特學派的發展概況
第三節 新熊彼特學派的主要理論
第四節 簡要評價

第八章 新李斯特主義學派
第一節 新李斯特主義比李斯特經濟學新在何處？
第二節 重建世界經濟秩序的四項基本原則
第三節 重建國際經濟秩序的難題與中國面臨的挑戰

第九章 內需主導型經濟的演化經濟學原理
第一節 內需分析的演化框架與歷史經驗
第二節 統一國內市場：擴大內需的必由之路
第三節 工資增長：內需主導的戰略基點
第四節 資本品價值鏈高端的關鍵作用
第五節 國民經濟平衡發展與擴大內需
第六節 結語

第十章 演化經濟學論第三次工業革命與中國的戰略選擇
第一節 演化經濟學對三次工業革命的定義和時期劃分
第二節 我國“新型工業化道路”的新內涵
第三節 歷史上的“新型工業化道路”與演化分析框架
第四節 我國第三次工業革命主導部門面臨的嚴峻挑戰
第五節 歷史經驗的演化經濟學分析與戰略選擇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繫列教材：演化經濟學導論》：
一、社會經濟本體論和公共政策的不同
當代著名的制度主義者霍奇遜認為，雖然制度主義並未明確地提出社會結構的觀念，但在其本體論預設中，制度被視為社會結構的一種特定類型，它能夠潛在地改變行為者的目標或偏好。霍奇遜研究的結論是，制度主義不僅在本體論預設上與批判實在論相一致，而且提出了在批判實在論社會經濟本體論中並不存在的如下命題：社會結構在人類社會的復雜層級上處於個人之上，與這個較高層級相關的因果力量不隻是簡單地約束而且也能影響和改變個人的特征、力量和傾向，這被稱作是重組的向下因果關繫（reconstitutivedownwardcausation），在社會結構的組成要素中，具有這種能力的要素就被稱作制度。此外，霍奇遜還認為，制度主義的某些思想遺產可以糾正批判實在論所存在的不足，兩者將在共同發展中相互受益。
與制度主義相當不同，新制度經濟學則承襲了新古典經濟學有關人類行為的基本假定，即個人被看作是給定的，在本體論預設上，這種假定來自於原子本體論：任何實體所擁有的特征都獨立於與其他實體的聯繫，個體盡管在形態上不同，但卻完全是同質的。雖然現代物理學已用有機或關繫本體論替代了這種過時的宇宙觀，但它仍是新古典經濟學和主流新制度經濟學的本體論預設，因為“在他們看來，這種個人不是歷史的結果，而是歷史的起點”，抽像的、先驗的和普適的人性假定即源於這種本體論。因此，在主流新制度經濟學的本體論預設中並不存在作為突現層級的社會結構觀念，制度隻被看作是個人創造的結果，這是諾思在分析國家和秩序產生時之所以遭遇困難，並逐漸轉向老制度主義的重要原因。
制度主義與新制度經濟學在社會經濟本體論上的不同，導致它們在公共政策的建議上存在著很大差異。例如，科爾奈（JanosKornai）認為，“休克療法”的設計師們受到科斯很大影響，大規模私有化戰略就是對科斯定理的誤用。科斯定理認為，隻要交換是自由的，交易費用為零，並在完全競爭的市場條件下進行，那麼，合法權利的初始分配是否有效率就無關緊要。實際上，這隱含地揭示了社會經濟結構的制約作用，要求賦予制度以本體論的地位。然而，由於新制度經濟學的主流把制度變量參數化，承襲新古典經濟學個人主義的原子本體論及其方法論，所以，盡管科斯強調要按世界的本來面目認識和研究經濟問題，但在評估產權制度時，流行的看法仍然是，無論歷史和社會條件有何不同，私有產權總是普遍有效的。這種看法對經濟政策產生了災難性的影響，這不能不說與其本體論的缺陷有非常重要的關繫。
俄羅斯的困境和中國改革的成就顯示出制度主義的社會經濟本體論對公共政策的重大意義。制度變遷路徑依賴過程的性質說明了，人們的能動作用隻有通過與既定的結構交互作用纔能導致後者的轉變，制度創新隻有在利用傳統的基礎上纔能實現。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踫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②。因此，公共政策作為能動作用，在推動結構轉變時，要因時因地而異，要以解決問題的實用性而非預先假定的意識形態或目標為標準。由於意識到制度變遷是一個充滿風險並往往產生意外結果的過程，意識到政策及其制度選擇對人性的塑造作用，因此制度主義者主張，政策應以實驗和過程為導向，不追求普遍的真理，而隻希望暫時的改進。特別是由於經濟變化基本上是一個自組織過程，制度創新的真正源泉來自於民間，所以公共政策應該鼓勵而非壓制多樣化的嘗試。
二、方法論的差異
本體論預設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經濟研究方法論的一般性原則。老制度主義者凡勃倫早在1898年就批評新古典經濟學是前達爾文的，他認為，經濟學應該以達爾文革命所產生的進化生物學為原型，所謂演化經濟學實質上就是用動態的、在生物學意義上不斷變化的眼光來考察人類行為，從而拒絕包括新制度經濟學在內的主流經濟學所使用的均衡方法。演化方法的核心是“累積因果”的概念，盧瑟福指出，這個概念含有明確的路徑依賴思想，在凡勃倫看來，初始條件的微小差異可能會產生明顯不同的後果；即使起點差不多，不同的文化還是會按不同的方式發展。
累積因果的概念必然反對個人主義方法論，因為累積因果的變化過程是以社會經濟繫統的演進和整體性質為條件的。整體論的基本含義是研究制度必須考慮整個人類社會繫統，隻考慮經濟部分就無法理解制度的內生演進過程，這就是為什麼制度主義對技術變遷、權力結構和文化價值觀給予很大關注的原因，而這在正統的新制度經濟學那裡是缺乏的，正如盧瑟福所指出的，“新制度經濟學不去分析繫統的內部動力，它隻考慮理性如何對人口、技術、貿易機會或者意識形態外生既定變化做出反應”，這樣它自然就把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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