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所選文章時間跨度很大，最早是1964年發表的，最晚是1979年發表的。在這15年光景中，巴爾特吸納了多位結構論學者的研究成果和接受了多種文本理論的影響。他繫統地閱讀過美籍俄裔語言學家雅各布森（RomanJakobson，1896-1982）的書籍，接受了後者六種語言功能之說和“詩學功能”就在於強調訊息自身的論點；他贊賞法國語言學家本維尼斯特（Emile Benveniste,1902—1976）對於“主體性”和“陳述活動”的論述；他在《外國女人》一文中也介紹了茱莉亞·克裡斯蒂娃（Julia Kristeva）帶給法國符號學研究的新氣像，並在此基礎上建立起自己關於“文本理論”的符號學思考；等等。因此，要介紹巴爾特關於“文本”的理論，必然會與其他學者的思想或理論有所聯繫和比較。 本書的內容是豐富的，巴爾特的著述對於深化文化層面的符號學認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仍然擁有眾多讀者，他的書依舊大量再版，但在當下的法國，“敘述符號學”（semiotique）已是法國符號學研究的主流，而且是符號學理論眾多新課題采用的名稱，它有望在綜合各方面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發展成為自立的普通符號學。

巴爾特去世之後，其好友哲學家弗朗索瓦·瓦爾選編並於1984年出版了這本《語言的輕聲細語》，這也是巴爾特“文藝批評文集”的第四部，即最後一部。全書圍繞“文本”這一概念，從“從科學到文學”“從作品到文本”“論言語活動與風格”“從故事到真實”“符號愛好者”“閱讀”“圍繞著形像”這七個部分展開，論述言語活動和文學書寫，呈現出巴爾特一貫的寫作風格。

羅蘭?巴爾特，法國著名結構主義文學理論家與文化評論家。其一生經歷可以大致劃分為三個階段：媒體文化評論期（1947-1962）、高等研究院教學期（1962-1976），以及法蘭西學院講座教授期（1976-1980）。他和存在主義大師薩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法國文學思想界前後輝映，並被公認為蒙田以來法國***的散文大家之一。

第一部分從科學到文學
從科學到文學
書寫，是不及物動詞嗎
書寫閱讀
談閱讀

附錄
關於一本教材的思考
允許寫法自由


第二部分從作品到文本
作者的死亡
從作品到文本
今日神話
東拉西扯
語言的涓流

附錄
年輕的研究者們


第三部分論言語活動與風格
文化的平和
言語活動的分化
言語活動之戰
修辭學分析
風格與其意像


第四部分從故事到真實
關於故事的話語
真實效果

附錄
對於事件的書寫


第五部分符號愛好者
驚嘆叫絕
非常好的禮物
我為什麼喜歡本維尼斯特
外國女人
詩學家又回來了
學與教


第六部分閱讀
閱讀一
塗抹
布盧瓦

三次重新閱讀
米什萊在今天
米什萊的現代性
布萊希特與話語：對於話語性研究的貢獻

閱讀二
F．B．
巴洛克面孔
突然出現在能指上的東西
脫離文本
解讀布裡亞薩瓦蘭
關於研究的一項考慮
“長時間以來，我睡得很早”
為雷諾?加繆《詭計》作序
在談論所喜歡的東西時總是失敗


第七部分圍繞著形像
作家、知識分子、教授
在研討班上
定期訴訟
走出電影院
形像
沉思

譯者導讀


羅蘭?巴爾特離開我們40餘年了。他生前為法國也為人類留下了寶貴而豐富的文化遺產。法國色伊(Seuil)出版社從1993年開始連續三年為其出版三卷本《全集》(?uvres complètes)，2002年在做出修訂的基礎上，又改為五卷本出版。後者合計4 500多頁，若翻譯成漢字，初步估算有400餘萬字，而我則有幸成為他130餘萬字著述的譯者。對他的著述的翻譯和在兩種文字之間的穿梭與推敲，讓我加深了對於巴爾特思想和其符號學主張的理解，並在此基礎上大大幫助和強化了我對於巴爾特所處時代和文化背景的把握。所以，我要向巴爾特致敬，並為自己在譯介巴爾特著述方面的付出感到慰藉。
這部《語言的輕聲細語》是巴爾特去世之後由其好友哲學家弗朗索瓦?瓦爾(Fran?ois Whal)選編並於1984年出版的，也是其“文藝批評文集”的第四部，亦即最後一部。據我所知，這部書是巴爾特生前正式發表過的文章彙編本最後被譯成漢語的書籍(不可否認，巴爾特還有一些正式發表過的文字至今並未結集出版)。這部書，內容豐富，雖然被細分為七個部分，但大體上都不離開“文本”這個中心，其在相關方面的思考大部分也是圍繞著這一概念展開的。我擬依據自己的理解對於這一方面做些概要介紹，以助力讀者更好地閱讀本書。
我們還是從這本書的書名說起。這本書采用的是巴爾特1975年寫的一篇序言的標題。該文一上來就說：“言語是不可逆的……已經說出的，是不能改口的，除非是擴增……我稱之為‘說話拖泥帶水’。說話拖泥帶水……它既不真正地處在語言之中，也不脫離語言：它是一種言語活動的聲音。”就是這麼一小段“開場白”，便把巴爾特終生竭盡全力闡釋的索緒爾結構語言學理論中關於“言語活動”(langage)、“語言”(langue)和“言語”(parole)三者之間的關繫一並清晰地說了出來。按照索緒爾的理論，語言是一套形式、一套規則，而言語則是個人或一個團體對於這一套規則的使用。說“言語是不可逆的”“拖泥帶水”，顯然是指個人說話的線性特征，指的是在說話的過程中會帶進各種觀念，我國有學者現在將“言語”翻譯成“言說”。說言語“既不真正地處在語言之中，也不脫離語言”，顯然是指言語不能脫離作為規則的語言，現在有學者將語言翻譯成“語言規則”。那麼，將兩者合在一起，即依據一定的規則在說話、在寫作，就是言語活動，它是直接呈現的事實，現有學者將其翻譯成“語言繫統”。通常，人們在說話或寫作時，都不會注意可做這三個方面的考慮，但正是這種劃分導致了語言學理論的重大變革。我在翻譯這部書之初，也曾考慮過是否采用後來的譯名，但最終還是保留了高名凱先生翻譯的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中的術語譯名，因為這些譯名已經出現在不少語言學教科書中，而且我此前翻譯過的巴爾特的書籍均采用了這些譯名。雖然采用新的譯名有其更為明確之處，但在某些話語場合即語境之中又不是很適宜，包括在這一本書中也是如此。那麼，“語言的涓流”是什麼意思呢？巴爾特在此以機器的運轉狀態為例，指出機器運轉不佳就是說話中的“拖泥帶水”，而“機器的良好運轉狀態表現在一種音樂存在狀態中則是涓流聲聲”。說得直白一些，就是當說出的話完全符合各種語言規則的時候，那就如同聲聲涓流。但是，按照作者的闡釋，說話“拖泥帶水”是一種常態，而“涓流聲聲”隻能是一種烏托邦式追求，是一種難以達到的境界，對此，文中做了理據充分的說明。但這一書名似乎是在暗示我們，書中各篇無不是在為追求語言的“涓流聲聲”而做出種種努力。不過，這並不意味著“語言”這一名詞在書中都是指“語言規則”這個概念，它有時也返回到其在日常生活中的意義，即“日常說話”。在這個時候，它就是指“自然語言”，例如漢語、法語等，我在譯文中對這兩種情況都有所注釋。
這本書所選文章時間跨度很大，最早是1964年發表的，最晚是1979年發表的。在這15年光景中，巴爾特吸納了多位結構論學者的研究成果和接受了多種文本理論的影響。他繫統地閱讀過美籍俄裔語言學家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1896―1982)的書籍，接受了後者六種語言功能之說和“詩學功能”就在於強調訊息自身的論點；他贊賞法國語言學家本維尼斯特(?mile Benveniste，1902―1976)對於“主體性”和“陳述活動”的論述；他在《外國女人》一文中也介紹了茱莉婭?克裡斯蒂娃(Julia Kristeva)帶給法國符號學研究的新氣像，並在此基礎上建立起自己關於“文本理論”的符號學思考；等等。因此，要介紹巴爾特關於“文本”的理論，必然會與其他學者的思想或理論有所聯繫和比較。
我在見到本書中的《從作品到文本》(De l??uvre au texte，1971)一文之前，一直秉承的是巴黎符號學派即格雷馬斯(A?J?Greimas，1917―1992)的觀點，認為“文本指一種被看作先於對其分析的單體”Greimas A J,Courtés J?Sémiotique?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 la théorie du langage?Paris：Hachette，1993：390.，也就是說，文本就是已經存在於分析者面前的一種客觀對像。不僅如此，格雷馬斯的“敘述符號學”(sémiotique)在進行話語分析時，包含著對於句法和語義的全面分析。由於這種看法在我頭腦中由來已久，所以，在我看到巴爾特有關文本的觀點時頗感意外和震動。
《從作品到文本》一文中對於“作品”與“文本”做了出人意料的界限清晰的劃分。所謂“作品”，就是通常可以擺放在書架上的“書”，這似乎很好理解；而對於“文本”，他隻承認“在一部非常久遠的作品中，可以有‘某種文本’，而很多當代文學的產品根本就不是文本”。他又說：“文本隻有在一種工作之中、一種生產活動之中纔被感受到……它的構成性運動是橫穿”，“文本依靠符號來探討、來感受”，“文本的場域是能指的場域。……文本並非是多種意義的同時存在，而是多種意義的路過和穿越……實際上，文本的多重性並不依賴於其內容的含混性，而是依賴於我們可以稱之為它的被編織了的那些能指的立體平面式多重特征(從詞源學上講，文本就是一種編織)”。說來也巧，根據我國學者屠友祥先生的考證，漢語中的“文”字，也是“編織”的意思，所以他把巴爾特的《文本帶來的快樂》(Le Plaisir du texte)一書就翻譯成了《文之悅》，這似乎可以大大有助於我們對於“文本”的理解。至於寫出文本的作者，巴爾特認為“書寫文本的“我”，從來也不過是一位紙上的‘我’”。“有關文本的話語其自身隻應該就是文本，就是對於文本的尋找和研究工作，因為文本是這樣的社會空間，它不躲避任何言語活動，哪怕是外部的言語活動”。綜合起來，巴爾特的“文本觀”有以下幾個層次：第一，“文本”並非是以“分析對像”出現的，它是方法學的承載事實。第二，“文本”是“在一種工作之中、一種生產活動之中纔被感受到”的存在，也就是說它是一種動態的可感事實。第三，巴爾特堅持“文本的場域是能指的場域”，也就是說對於文本的研究，隻需依靠能指在文本中的多重性而不涉及所指，隻需依靠表達平面而不過問內容平面。第四，至於文本的作者，“從來也不過是一位紙上的‘我’”。簡言之，巴爾特回避了把文本整體地看作分析對像的問題，而是直接就把文本可提供的分析內容看作文本，並且這種文本概念不涉及語義和寫作主體。也許，正是因為巴爾特的這種特殊的思考，我一遍又一遍地閱讀他的這一文章和相關文章，努力地挖掘其深在的道理。
我認為，從符號學的研究角度來講，巴爾特的論點不無一定道理，因為符號學本身就是對於構成文本的各種形式進行研究。結合該文章發表的年代(1971)，我將其看作巴爾特對於文本符號學研究的新的思考階段，或者將其看作他1973年寫作重要文章《文本理論》［Texte(Théorie du)］的前期準備。他在這後一篇文章中更為明確地指出，“文本是以內在性的方式得到研究的，因為禁止對於(社會學的、歷史學的、心理學的)內容和決心的任何參照；不過，它也是以外在的方式得到研究的，因為就像不論什麼實證科學那樣……它服從於對於一位學者主體的有距離的監督……文本自身也是位於言語活動視角之中的一種言語活動片段”。他贊同茱莉婭?克裡斯蒂娃的相關定義：“我們把文本確定為一種跨語言機制，該機制在一種針對直接的信息的交流言語與各種先前的或共時的陳述語段之間建立關繫的同時，重新分配語言的順序。”搞符號學研究，尋求在某一個方面有所突破，是允許的也是常見的。我們隻能在不同學派之間的比較基礎上做一下評價。我認為，相對於當時已經存在的巴黎符號學派的觀點，這個時期的巴爾特的論述隻集中在了能指方面，沒有涉及對於內容平面即語義邏輯的形式研究，這是明顯的不同。這與他最初寫作《符號學基礎》時引述丹麥語言學家葉姆斯列夫(Louis Hjelmslev，1899―1965)有關表達平面與內容平面之間表現關繫時的觀點有所脫離，但與他1968年寫作的同樣被收錄在本書之中的《作者的死亡》一文是一脈相承的。
巴爾特在《作者的死亡》中認為，作者一進入寫作就會“死亡”，這是長時間以來攪動我們大家視線和讓我們對於這種提法多少有所不解的地方，也促使我較早地將這一文章翻譯成了漢語。巴特?羅蘭?巴特隨筆選?懷宇，譯?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5：300307.但是，我們在了解了巴爾特對於文本的上述基本主張之後，也許就可以知其大概了。巴爾特在這篇文章的開始處就指出，“其實在的原因便是，書寫是對於任何話音、任何起因的破壞。書寫，就是使我們的主體在其中銷聲匿跡的中性體、混合體和斜肌，就是使任何身份――從書寫的身體的身份開始――都會在其中消失的黑白透視片”，隨後便“隻有言語活動在行動，在‘出色地表現’，而沒有‘自我’”，“言語活動認識‘主語’，而不認識‘個人’”。他緊接著說：“一件事一經講述――不再是為了直接對真實發生作用，而是為了一些無對像的目的，也就是說，最終除了像征活動的練習本身，而不為任何功用――那麼，這種脫離就會產生，話音就會失去其起因，作者就會步入他自己的死亡，書寫也就開始了。”他舉出馬拉美、瓦萊裡和普魯斯特的寫作例子，他說“馬拉美的全部詩學理論都在於取消作者，而讓位給書寫”，他說瓦萊裡“不曾停止過懷疑和嘲笑作者，他強調語言學本性”，說普魯斯特“明顯地以極端精巧的方式竭力打亂作家與其人物之間的關繫：他不使敘述者變成曾經見過、曾經感覺過的人，也不使其變成正在書寫的人，而是使之成為即將書寫的人”。他還從“陳述活動”概念方面找到了依據，“陳述活動在整體上是一種空的過程，它在不需要對話者個人來充實的情況下就能出色地運轉。從語言學上講，作者從來就隻不過是書寫的人”。我認為，巴爾特的這一論述，比起也在本書見到的其1969年寫作《關於一本教材的思考》一文時的觀點，更進一步脫離了內容平面。他當時說，作者在其中隻不過是一種經過，“一位作者為講述一個故事或僅僅是為陳述一個文本可以將自己置身於其中的各種觀點”。這就是說，作者從寫作文本開始就已經轉換成其他身份而融於文本之中了，但無可否認的是作者並沒有因此而消失。那麼，作者做了怎樣的轉換呢？後來的研究告訴我們，“作者可以是敘述者……實際上，通常出現的敘述者就是裝扮過的作者，而各種人物則是被分散的作者”。不過，身處這一階段的巴爾特對此並無更多的闡述，他有關文本的理論似乎就到此停住了。讓人不無遺憾的是，他雖然兩次寫過《我為什麼喜歡本維尼斯特》(1966，1974)，但他未能更為深入地在本維尼斯特“主體性”的三種“模態”(想要、能夠、應該)方面有任何發展。在這一點上，格雷馬斯的理論就有了明顯的優勢：他與弗朗索瓦?拉斯捷(Fran?ois Rastier)一起闡述的“符號學矩陣”很好地奠定了文本語義分析的邏輯框架，他建立的“行為者模式”的六位行為者(actant)與五個模態動詞(想要、能夠、應該、懂得、認為)的結合，就很好地說明了作為作者轉換成分的各種出現狀況(盡管也不是對於“作者”的直接分析)，也使得陳述活動之“空”具備了一定程度的充實。我在想，如果有學者想嘗試將符號學分析與傳統的(歷史的、社會的、生平的)文學批評進行某種結合的話，也許就是在這裡可以找到突破點。概括說來，巴爾特的“作者的死亡”之說，有其一定的道理，但它不考慮語義(意指)變化和作者的各種轉換呈現，又不能說不是一種欠缺。
那麼，既然“作者”已經“死亡”，文本的“主體”又該是誰呢？巴爾特在《作者的死亡》一文結尾處告訴我們，“讀者的誕生應以作者的死亡為代價來換取”。我認為，巴爾特有關“閱讀”的論述堪稱精彩。本書第一部分“從科學到文學”包含6篇文章，其中有兩篇文章是隻談閱讀本身的：一篇是《書寫閱讀》(1970)，另一篇是《談閱讀》(1976)。在第一篇文章中，巴爾特首先指出，“幾個世紀以來，我們過於對作者感興趣，而根本不考慮讀者”，而閱讀“便是讓我們的身體來工作”，“我們一邊閱讀，一邊也就將某種姿態印記在文本上了，而且，正是為此，文本纔是有生命力的”。在第二篇文章中，巴爾特指出，閱讀的主體是讀者，於是便出現了閱讀對像與讀者各個方面的“相關性”(pertinence)問題，隨後，全篇文章便展開了對於這種“相關性”的論述，讓我倍感新穎和頗獲收益。我們在巴爾特的這種論述中，看到了來自接受美學和符號學兩個方面的影響。
以上是這篇導讀的主要內容，除此之外，我需要指出，巴爾特在本書不同文章中，一般使用自索緒爾延續而來的sémiologie一詞來定名符號學，但也在下面幾種情況下使用了sémiotique一詞：他1970年為克裡斯蒂娃的《符號學：符義分析研究》一書的出版而寫的《外國女人》的文章就使用了這個名稱，因為克裡斯蒂娃本人多使用sémiotique一詞――不過，在巴爾特看來，克裡斯蒂娃的“符義分析(sémanalyse)的意義”就是“半符號學、半精神分析學的意義”(見本書《米什萊在今天》一文)，也就是說，是結構符號學與精神分析學相結合的產物；第二次見於他1979年為梅斯(Christian Metz，1915―1995)的電影符號學而寫的《學與教》一文，也是因為梅斯自己多用這個術語；但他在1971年寫的《作者、知識分子、教授》一文中，則是他為定名一種“新的符號學”也使用了sémiotique一詞，這是很有意味的，他說“正是在反對喬姆斯基心理主義(或人類學主義)的過程中，一種新的符號學(sémiotique)在尋求建立”(當然，巴爾特在這之後的文章中，也還有過使用這一名稱的例子)。我認為，這一方面是因為國際符號學學會(AIS或IAS)於1969年在巴黎成立而采用sémiotique名稱之後，sémiologie和sémiotique兩個術語經歷了一段短暫的等值互用時期。另一方面也正像對法國符號學頗有研究的美國學者湯姆斯?布羅登(Thomas Brodon)教授所指出的那樣，此時的巴爾特采用sémiotique名稱，也許是表明其向後來堅持使用sémiotique的格雷馬斯靠攏(不可否認，格雷馬斯也曾在早期個別地使用過sémiologie一詞)，原因是他們兩個人曾經是多年的老朋友，但卻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在研究方法和使用哪一個名稱方面互不相讓，而此時的後者也連續發表了幾篇在思考方式上並不特別嚴謹的和屬於審美方面的文章，並以《論不完善性》(De l?imperfection)為書名出版，算是表明兩人在思想和研究方法的接近和紀念他們之間的友情張智庭?話語符號學：從韓蕾《論巴爾特》談起?符號與傳媒，2020(2)：112.。
總之，本書的內容是豐富的，讀後、譯後均受益匪淺。但我在這裡願意轉述一下法國符號學界對於巴爾特符號學思想和法國符號學整體情況的看法：巴爾特的著述對於深化文化層面的符號學認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仍然擁有眾多讀者，他的書依舊大量再版，但在當下的法國，“敘述符號學”(sémiotique)已是法國符號學研究的主流，而且是符號學理論眾多新課題采用的名稱，它有望在綜合各方面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發展成為自立的普通符號學。
感謝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的信任，也期待專家和讀者的不吝指正與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