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要變革束縛生產力發展的制度，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而不是要改變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因此，我們在工作指導中非常清醒，改革不是什麼都要改，不是什麼都要按照一種方式改，總是明確“改什麼、不改什麼”。在經濟體制改革中，我們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取代傳統的計劃經濟是正確的。但在政治體制改革中，如果我們也是按照這樣“取代型”改革的方式去設計，則是完全錯誤的。這是因為，我們實行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無論從建立的歷史條件來講，還是從制度的本質特點來講，都是中國共產黨從中國實際出發創造的民主制度，都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產物，而不是從別人那裡照抄照搬過來的。我們要做的事情，是更好地完善這些制度，而不是用什麼多黨制、兩院制去取代它們。
習近平總書記在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之初，就鮮明地提出了改革中要明確“改什麼、不改什麼”的問題，並說這是問題的“實質”。
中國共產黨決策的總原則是實事求是，根據實踐需要決策，在實踐中發現問題並及時改正。
新中國成立這70年中，前30年我們走的是計劃經濟的道路，中國共產黨建立新中國之後的確有個如何建設這個國家的重要任務，我們當時對搞經濟建設不太有經驗，學習了蘇聯一整套做法。前30年我們實際上是探索。後40年，我們進行了市場化改革的推進。前30年也還是有可圈可點的地方，包括一些重大工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奠定了中國現代工業的初步基礎。不過，我們沒有遵循經濟的規律，30年了，人民的生活還沒得到應有的改善，溫飽問題還沒有解決，那麼說明經濟體制是有問題的。
小平同志說“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我們首先要把老百姓的生活問題解決好。所以，如何解決溫飽問題成為當時那代領導人的最重要的任務。小平同志領導我們進行了市場化的
改革。
在中美貿易談判當中，人們高度關注兩個問題：一是美國的態度，認為中國是威脅，因為中國的規模太大、競爭能力太強，所以，美國想要維持住自己大國的地位，這是整體的戰略觀點。二是中美兩國政治、經濟和技術體繫迥異，兩個迥異的繫統如何能夠合作、共存。
有一個問題，兩國經濟結構確實是有差異的，對於企業應該遵循什麼樣的規則，國家的支持和援助應該是什麼、補貼是什麼，都存在不同認識。美國的觀點是，把這個問題留給市場，但美國其實也有很多關於工業的政策，可美國政府不會承認其實給了這些公司國家補貼。這種話語體繫的不同讓整個談判無法預測。而且特朗普總統也是比較特立獨行的一屆美國總統，他不像其他總統具有可預見性，甚至可以說他是最無知的總統，他沒有什麼歷史知識，也沒有什麼未來發展觀。所以，他當總統，我沒什麼安全感，原因也就在這
裡吧。
“中等收入陷阱”最核心的是制度陷阱，當制度沒有激勵功能的時候，經濟一定會倒退。中國要進入發達國家行列，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需要注意以下幾點：
第一，制度設計。一定要設立一整套的激勵制度，不能再搞平均主義。搞平均主義，搞計劃經濟，走老路，我們一定會倒退。我們必須沿著市場化的方向繼續推進改革、不斷深化改革。
第二，技術創新。經濟發展隻靠人口規模是不行的，還要靠生產力水平的提高。生產力水平的提高無非就是制度創新和技術創新。
第三，要進一步開放，要在全球配置資源。開放包括經濟體繫的開放，也包括金融體繫的開放。
隻要我們恪守了這三點，中國跨過“中等收入陷阱”沒有問題，這方面我們還在探索，一定要保持信心。
技術的確是把雙刃劍，就人類生活來說，未來肯定比今天要更加富有，更加便捷，更加快樂，空氣會更好，環境會更美。我和薩克斯教授有同樣的觀點，技術當然可以造福人類的生活，改善人們的生活環境；但技術還有另一方面，如果人類欲望得不到節制，技術也會帶來
災難。
英國工業革命使人類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到現在的信息技術革命，以更快的方式改變著人類的生活。
建構共同體是人們的現實需要，無論是在以人的依賴為前提的社會，還是在以物的依賴為前提的社會，共同性都體現為人們的“相互依存關繫”。當然，以往的共同體往往隻對一部分成員有益，而不能說對整個人類有益，為此必須超越物質匱乏或交往異化的共同體。共產主義社會是“自由人的聯合體”，物質財富極大豐富，社會產品按需分配，勞動成為人的第一需要。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體現了馬克思共同體思想的時代精神，我覺得這個理念站在了人類命運的制高點上。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得到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認同，它正在變成現實。“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著眼於共同的利益，已經攜手合作共創未來。它還具體表現為中非命運共同體、中歐命運共同體的理念與實踐。
“雙贏”理念更新了人們對交往關繫的理解，交往雙方並不都是輸贏關繫，那種習慣於將對方的發展視為一種潛在威脅的思路應當成為過去。
中國人常說：“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西方人談到對外援助時也常說：“給一個人一隻雞，他可以選擇做雞湯，或者他可以把雞留下來，收集雞蛋，飼養更多的雞，從而得到更多的雞蛋，還有雞湯。”“一帶一路”倡議將給參與國經濟發展帶來越來越多的好處。
“一帶一路”倡議在促進相關國家經濟增長時尊重其獨立自主地位。正如在中國融資的成功案例表明，“一帶一路”倡議正在促進債務國償還過去產生的債務，而不是造成“債務陷阱”。
“要致富，先修路；要快富，修高速；要閃富，通網路；要共富，先通路。”這樣的口號激勵很多發展中國家參與“一帶一路”倡議。
幫助非洲國家成為貿易、金融和運輸的區域中心，實現工業化和去殖民化，是“一帶一路”倡議的關鍵。例如，肯尼亞交通與基礎建設部部長稱，蒙內鐵路會為非洲沿線國家帶來2.5％的經濟增長。
中國幫助非洲實現了工業化，十幾年來取得的成就超過了幾百年來西方殖民統治的結果。除了通過建設高速鐵路、高速公路、區域航空公司以及工業化網絡分享實現現代化的經驗外，中國還參與了增進非洲人民福祉的項目。
西方認為，中國已采用“一帶一路”倡議輸出中國模式。這是一個很大的誤解。
我不同意喜歡手機就是資本主義的說法。我在美國待過，也去過歐洲。中國長期處在落後狀態、追趕狀態，有一種急迫感，這是可以理解的。這種焦慮和急迫感比西方強烈很多。我們不能說因為儒家文化現在弱了，現在所以要恢復。魯迅曾說中國文化是“喫人”，這有一些極端。我認為，中國歷史上儒家文化都出現過某種程度的斷裂，這在當時都是有原因的，而現在則是一種道德體繫的重建，因為中國過去曾經把傳統的道德體繫完全作為封建文化進行批判，盡管也有人意識到不可能完全批倒。但這確確實實給中國經濟發展以後社會關繫的自我完善、自我調節帶來一些問題。過去見義勇為是一種惻隱之心，而現在出現了有人病倒在路上卻沒人敢上前幫扶的現像。從馬克思主義角度來講，這種人性的變化並非歷史的斷裂，而是歷史發展的必經過程。在這個完善進步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發現，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建立一個現代化國家，不能完全割斷自己的歷史，而應該在歷史基礎上、在文化傳統基礎上，適應新社會的變化，使傳統思想文化本身的生命力得以迸發。而實際上，即使那些發表過極端言論的人，思想根基上仍然保留著儒家的影子。我在西方生活過，知道實際上西方也進行了宗教革命，但是今天宗教仍然起作用，即使人們不信教，但宗教文化確實起著道德“奠基者”的作用。而中國的文化或道德“奠基者”恰恰是中國的傳統文化，也就是以儒家為主的傳統文化，以及包括佛教、道教文化在內的一些思想。所以，現在向傳統文化的某種“回歸”，和道德重建、道德制度重建是有關繫的。
我還要談談對目前文化的“定性”，也就是說中國絕對不是要回到儒家去，也不是回到古代去。馬克思主義本身從來沒有離開人類文明的大道，注重吸收人類文化成果。
當今世界的發展使人們越來越重視本國本民族文化的價值。例如，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歷經5?000多年創造形成的文明形態，是維繫中華民族大家庭的重要紐帶，是中華民族始終保持文化認同的根本所在。在歷史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有過高歌猛進的時期，也有過低回曲折的時期。當前，中華文化面臨著前所未有的繁榮發展的大好局面，必將推動世界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新認識。作為一個出版人，我深深感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果的出版也同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良好發展時期。我們將共同見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果出版大發展的美好時代。
金勝一：歷史上，中華文化通過對周邊國家的包容和教化，給東亞世界和平發展提供了公平性、多樣性、可持續性，起到了核心作用，這是之前中國一直保持較高水平發展的原因所在。
在國家與社會的雙向互動中，社會變化作為一種推進力量，引發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而國家治理通過制度變革，不斷規制社會變化，吸納社會力量，以保持發展的持續穩定。
從政府管理到公共治理或協同治理，是新公共管理理論提出的標志性口號，該口號表明了公共治理或協同治理是一種方向性的目標。政府機制（政府是主體）、市場機制（企業是主體）、社會機制（社團、社區、社工、社企是主體）三種機共治或協同治理是國家進行有效社會治理的真諦。
目前中國地方政府在社會自治導向的實踐中面臨一些困境。
中國在40多年改革和發展的過程中，發生了治理觀念變革、治理體繫變革、治理政策變遷以及治理行為調試等積極的變化。從中國的實踐來看，為了改善治理績效，中國政府推進了管理導向（如結構性改革、功能性改革、程序性改革、人事改革）、服務導向（如推動公共設施的普及化、構建服務型政府）、自治導向（如推動旨在放松管制、激活社會的改革）、協同導向（如主體和機制的共管共治）的創新改革，營造政府機制、市場機制、社會機制相結合的“協同治理”格局。
中國在改革與發展的具體實踐中，一方面開發既有的正式制度和機制的潛力，讓政黨、政府等權力機構以及傳統的群團組織發揮新的機能；另一方面，激活企業、社會組織、社區的功能，讓新型社會主體和要素在社會治理乃至國家治理中發揮應有作用，努力實現“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兩種力量的對接，創造了“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中國經驗。
中國40多年改革開放的歷程和成就說明：治理改革是推動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是使國家與社會關繫不斷優化的必由之路。
中國教育70年經歷了前30年恢復與探索期和後40年改革與發展期。這是兩個既相互聯繫又有重大區別的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發展道路是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開闢的，是在新中國已經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並進行了30年建設的基礎上開創的。沒有前30年的實踐探索就不可能有後40年的偉大成就。未來中國的任何發展都是建立在新中國70年發展基礎之上的。改革開放40多年來開闢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發展道路是中國人民必須始終堅持的道路！
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導下，中國教育會科學處理前30年與後40年的辯證關繫，堅定不移地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發展道路，全面服務於“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培養擔當民族復興大任的時代新人。中國力爭在2035年總體實現教育現代化，邁入教育強國行列，為推動我國成為學習大國、人力資源強國和人纔強國，為到本世紀中葉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奠定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