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文庫：地方治理中的有序公民參與》在對公民參與概念進行界定的基礎上，繫統歸納和梳理了國內外有關公民參與的理論思想和實踐活動，詳細論述了地方治理中公民參與的目標、範圍、層次和方式，闡釋了公民參與的階梯理論以及公民參與類型適用性的理論分析框架，據此，討論了有序公民參與的實質和表現形式，公民參與與協商民主之間的關繫等。與此同時，《公共管理文庫：地方治理中的有序公民參與》著眼於中國政治發展的現實，詳細梳理了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公民參與的發展歷程，解釋了參與發展的特征與主要機制，並立足於國家“十二五”規劃中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的大背景，提出我國公民參與發展的動力、挑戰與公民參與有序發展的前景與路徑。在部分章節中，附有公民參與的實踐案例，以幫助讀者對相關理論知識的理解。

孫柏瑛，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行政管理學繫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領域為公共組織管理、當代地方治理、公共部門人力資源管理和社會管理。出版《當代地方治理：面對21世紀的挑戰》等代表專著、教材及譯著多部，其中《公共部門人力資源開發與管理》為 “十一五”、“十二五”國家級規劃教材，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教育部普通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在核心期刊發表論文40餘篇。2011年獲得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基層政府社會管理體制機制創新研究”資助，為項目主持人。

杜英歌，博士，北京交通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師。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美利堅大學（American University）公共事務學院訪問學者，主要研究領域為公共管理理論與實踐、非政府組織管理、協商民主等。

第一章 導論：公民參與內涵及在地方治理中的價值
第一節 問題提出：嬗變中的公民參與——超越代議民主走向治理民主
第二節 發展中的公民參與內涵：對政治的參與和對管理的參與
第三節 有序公民參與的實質
第四節 地方治理與有序公民參與：當代參與最重要的載體
第五節 有序公民參與對地方治理的價值
第六節 有序公民參與地方治理的動力與約束
第七節 本書的研究目標與結構安排

第二章 近年來國內外公民參與的研究狀況
第一節 國外近年來公民參與理論研究的主要路徑
第二節 國內近年來公民參與的研究狀況

第三章 公民資格與公民性：發展中的公民參與角色與身份認同
第一節 公民資格理論及發展：有序參與需要怎樣的公民精神
第二節 走向積極的公民資格：有序參與中的公民教育與學習
第三節 有序參與中地方政府的角色：與公民一起成長

第四章 公民參與階梯與參與形式：有序參與形式選擇的依據
第一節 公民參與階梯理論：參與的漸進上升形式
第二節 參與形式選擇的合理依據：走向理性有序的參與
第三節 有序參與的組織制度基礎：國家吸納參與的途徑

第五章 協商民主視野下的公民參與
第一節 協商民主理論的興起背景
第二節 協商民主理論的復興及其多維含義
第三節 協商民主及其參與形式的特性
第四節 協商民主理論對促進公民參與發展的意義
第五節 協商民主模式下公民參與發展的條件

第六章 以信息獲取和傳導為目的的公民參與形式
第一節 關鍵公眾接觸法
第二節 由公民發起的接觸
第三節 公民調查
第四節 互聯網與電子政府
第五節 政務公開

第七章 以增強公共政策認同和執行力為目標的公民參與形式
第一節 公民會議
第二節 公民聽證會
第三節 公民咨詢委員會
第四節 斡旋調解
地方治理中的有序公民參與

第八章 以發展公民自治能力為目的的公民參與形式
第一節 申訴專員和行動中心
第二節 公民創制和復決
第三節 共同生產
第四節 公民繫列論壇
第五節 公民實踐網絡

第九章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公民有序參與的發展
第一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公民有序參與地方治理的基本特征
第二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公民有序參與地方治理的主要機制
第三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一些體制外公民參與形式

第十章 “第二次社會轉型”與公民參與：我國公民參與發展的動力與途徑
第一節 “第二次社會轉型”中的利益分配：參與發展的動力
第二節 我國公民有序參與發展應對的問題
第三節 我國公民有序參與發展中政府與公民的責任
第四節 我國公民有序參與發展的途徑
參考文獻

自古希臘城邦建立城邦式的“直接民主”制度後，城邦共同體的公民直接討論重大政治議題，通過直接選舉決定政治官員的產生，這被看做是最為理想的民主政治形式。但是，古希臘城邦是一個小國寡民的政體形式，並且公民界定的範圍非常有限。而隨著近現代強有力的民族國家的建立，國家權力和人口規模不斷擴大，中央政府的權力也在日益擴張。在這樣的情形下，直接民主形式難以為繼，在大多數選擇民主政治的國家裡，逐步代之以間接民主形式。即在一定選區裡，公民根據政黨或者功能團體的宣傳以及執政黨政府政策的執行情況（或兩黨競爭中提出的施政方針），投票選舉由政黨推選的政治候選人，由獲勝的候選人或政黨執政，組成政府或內閣，制定或執行政府公共政策，決定權威性資源的分配。因此，在近現代民主政治體繫中，公民參與的實質就是在國家級政府和地方政府層面，有選舉資格的公民將好的政治家推選進入政府的過程，而政治家由公民選舉獲得了政治合法性，代表公民參政議政，決定公共政策的方向以及議程。由此，代議制民主成為近現代國家政治民主的重要制度，也成為公民參與政治過程、實現政治民主的主要途徑和工具。在歷史上，代議制政治這樣一種政治參與形式是社會政治發展一個重要標志，它不僅使公民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獲得了形式上的平等,享有了一人一票選擇政治領導人的權利，而且更為關鍵的是，公民經由選舉的平臺進入政治共同體的生活中，關注公共領域的政治與公共事務，發現並意識到自身作為公民的權利和義務。


但是，就像一個銅板的兩個方面那樣，代議制在開啟公民進入政治場域和公共生活的同時，公民向代表者委托出去的權力也在瓦解著公民對公共政策過程的影響力。當公眾經過選舉將公共政策的制定權和執行權分別交給了代議政治家和行政組織的時候，公眾除了外部監督外，對於那些關繫到自身生活狀態的政策的關懷與影響能力在下降，尤其是對於高層政府組織的公共政策議程，情況更為如此。公民成為實在的政治旁觀者和消極的消費者。我們看到的現像是，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公眾日益感知到自身介入公共事務的無力感，懷疑自身是否具有介入公共事務管理的價值，以及應該在哪些層面、哪些類型上參與公共事務的管理。另一方面，隨著行政管理權力越來越向政府集中，管理過程日趨專業化，社會資源越來越向政府轉移；隨著民主更多地被狹窄地定義為投票過程，而不是理解為公民作為公共事務重要承擔者之一參與並影響政策制定和執行的過程，公民參與發展的結果是，與公民共同體相聯繫的公民權利與責任、公民美德和公共精神等觀念與意識在不斷地衰落，公民對於政治治理過程的冷漠和麻木不仁的態度普遍蔓延。即便是在人們通常認為的有民主和自治傳統，公民崇尚社區自主管理，依靠民間力量守望家園的美國，公民的參與精神也在退化。羅伯特·D·帕特南（Robert DPutnam）在《獨打保齡球：美國社會資本的衰落》（Bowling Alone:Americas Declining Social Capital）
Robert DPutnam，“Bowling Alone：Americas Declining Social Capital，”Journal of Democracy，Volume 6， Number 1，1995， pp65\\|78.一文中描述了美國社會公民意識退化，對政治漠不關心的現像，分析由此導致的美國大選投票率持續下降，美國社會賴以形成的社會資本存量不斷減少，公民參與社區治理的意願和激情日趨滑坡的狀況，“美國人日益拋棄投票站……1990年參加投票的投票者人數已經下降了差不多1/4”，並感慨當年亞歷克西斯·托克維爾（Alexis Tocqueville）在《論美國的民主》一書中描述的鄉鎮自治使美國變成充滿自豪感與進取精神的公民社會的景像今已不在。參見
\\[法\\]亞歷克西斯·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 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
20世紀60年代中期乃至七八十年代，在很多國家出現了一繫列嚴重的社會治理新問題，諸如弱勢群體的被剝奪感、社會排斥（social exclusion）、貧困、環境污染、自然生態狀況蛻化、能源危機、社會衝突等。為了解決這些棘手的社會問題，減輕公眾對政府的質疑壓力，改善治理狀況，中央政府與省（聯邦）政府通過各種轉移支付形式，設立了一批專項發展項目，向地方政府撥付款項，期盼借助項目運作，一方面提高地方政府公共服務的供給水平，增強公眾的滿意度，另一方面啟動地方政府和民間社會的力量，以圍繞項目軸心共同治理這些社會問題。然而，這些項目在很大程度上多是由高層政府發起並主導的，尤其是中央政府在項目制定和實施中發揮著核心作用，這意味著，決定項目投入的選擇項和資金優先次序配置的權力主要來自於高層決策者、官僚和專家，並沒有考量公共政策各種利益相關者的訴求。我們看到，無論是美國的社區發展與援助項目（Social Development and Aid Program），還是增進韓國農村民眾福利的社會發展運動等，中央政府都基本上是項目的直接推動者，扮演著主導者的角色。
現實的運作情況卻是，地方公眾似乎並沒有領高層政府的情，這些致力於運用地方力量共同解決地方社會問題甚至是解決社區居民困難的努力沒有得到地方公眾的充分認同和理解。因為，在項目的實施過程中，作為公共服務的受眾的公民並沒有獲得表達他們的意願和需求的有效途徑和方式，他們僅僅作為旁觀者或者被動的接受者而存在，這使得高層政府強力推動的項目往往達不到預期的成效，其執行力和效果都大為減損。為了修正這樣的缺陷，政府意識到，沒有公民的認同和支持，沒有公民的真正介入、參與和合作，項目即便是依靠政府的力量推行下去，也不一定是社區居民的真實需要或者真正解決了問題。為了使政府項目不再重蹈覆轍，20世紀70年代，一些國家的政府出臺了相關的法律規定，以法律規範的形式要求政府在執行項目的過程中，必須啟動不同形式的公民參與過程，必須“以項目實施地區的公民和公共服務的對像為中心，最大限度地發展和引導可行性的公民參與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