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爾夫?達倫多夫是當代西方著名的社會學家，是西方社會衝突論的主要代表之一。本書被作者稱為其“社會科學之總和”，意在研究20世紀工業社會的社會衝突，尤其是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各國的社會衝突。該書的基本命題是：現代的社會衝突是一種應得權利和供給、政治和經濟、公民權利和經濟增長的對抗。圍繞著這幾對矛盾，作者展開了深入的論述，表明自己的見解。書中也介紹和分析了很多西方著名社會學家的各種社會衝突理論。對了解和研究現代西方社會學理論、尤其是社會衝突很有裨益。

拉爾夫?達倫多夫（Ralf Dahrendorf）1929年出生於德國漢堡的一個工人家庭。其父古斯塔夫?達倫多夫（Gustav Dahrendorf，1901―1954）是德國有名的工人運動活動家和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不過，拉爾夫與他父親的社會思想傾向不同，他自青年時代起就參加了德國自由民主黨，在漢堡和倫敦攻讀並獲得哲學博士學位。在薩爾布呂肯通過教授資格論文答辯後，他先後在漢堡、圖賓根和康斯坦茨等大學擔任社會學教授。
達倫多夫也積極從事政治活動。1968年，任原聯邦德國巴登一符騰堡州自由民主黨副主席。1969年，當選原聯邦德國議會議員，任外交部議會國務秘書。1970―1974年，在布魯塞爾擔任歐洲共同體委員會委員。
1974年，達倫多夫移居英國。1974―1984年，出任著名的倫敦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Econmics）院長。1987年開始擔任牛津聖安東尼學院（St.Anttony's College）院長。達倫多夫被英國女王授予貴族稱號，曾為英國上議院議員。
拉爾夫?達倫多夫是當代西方著名的社會學家，他的社會學著作甚多。其中*主要的有：《工業和企業社會學》（1956年），《工業社會的階級和階級衝突》（1957年）、《社會學的人》（1958年）、《德國的社會和民主》（1965年）、《走出烏托邦的崎嶇小道》（1968年）、《衝突與自由》（1971年）、《生存機會》（1979年）、《論不列顛》（1982年）、《內外之旅》（1984年）、《法律與秩序》（1985年）、《歐洲革命之觀察》（1990年）、《現代社會衝突》，等等。

第一章 革命和生存機會
1．現代的兩面性
2．應得權利和供給
3．政治與經濟
4．生存機會
第二章 公民權利和社會階級
1．不平等、統治、階級鬥爭
2．公民權利的崛起
3．T．H．馬歇爾的論點
4．公民社會
5．一切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
第三章 工業社會的政治
1．變革的因素和動機
2．馬克斯?韋伯和現代政治的問題
3．關於混合憲法或者現實存在的自由
第四章 極權主義的誘惑
1．一種幻想的破滅
2．極權主義
3．各種專政和簡單的尺度
第五章 30年光輝的歲月
1．雷蒙?阿隆的世界
2．趨同，社會主義和現實的多樣性
3．民主的階級鬥爭
4．1968年
第六章 增長的極限
1．一種世界秩序在支離破碎
2．關於經濟增長的爭論
3．新的漫無頭緒
4．後工業社會
第七章 階級鬥爭之後
1．失業/184
2．關於定義（1）：下層階級
3．關於定義（2）：公民和分裂主義者
4．社會失範的風險
第八章 一種新的社會契約
1．90年代初期的歐洲
2．自由黨人的議程
3．一次向年輕人演講的提綱
4．世界公民社會
5．關於戰略性的變化
重校後記

區分應得權利和供給的想法並不新鮮。指出類似的概念可能有助於我們的理解。在阿馬蒂亞?森做饑荒研究前幾年，弗雷德?希爾斯（Fred Hirsch）就發表了一本題為《增長的社會極限》的書。書的中心論點是建立在“物質經濟”或者“物質財富”和“地位經濟”或者“地位財富”之間的區分之上的。前者是傳統意義上的經濟增長的客體，後者從本質上講仍然是短缺的。因此，不管在物質財富方面的平等取得多大的進展，它都不能消除地位的不平 等。如果說（幾乎）所有的人都有汽車，那麼，富人們就會轉而乘坐私人飛機;物質的財富在增長著，但是地位的不平等依然如故。 希爾斯自己也聯繫到羅伊?哈羅德（Roy Harrod）的“民主政治的富裕”（它可能擴大到所有的人）和“寡頭政治的富裕”（它仍舊在少數人的手中）兩個概念。在這些情況下也好，在其他類似情況下也好，問題的核心都是在於區分一方面是經濟因素，另一方面是社會因素或政治因素。 在這裡，政治和經濟是按廣義的、非技術性的意義來理解的。 區別在於，政治的進程是建立在人的干預之上的，而經濟的進程則是按自然生長過程進行的。政治發生在機構裡，經濟發生在市場中。這既不排除無計劃的政治衝突，也不排除經濟發展的有意識支持。實際上，這種區別的要害之處在於重新把政治和經濟放到一起，即確定它們的關繫。然而，這裡涉及的是社會進程的兩種形式，也是觀察社會的兩種角度。 亞當?斯密（Adam Smith）認為，應當存在一種“財富的自然進步” 。他認為，市場包含著擴展自身的力量，因此，最終一切不平等都會被鏟除，“而且，一種普遍富裕正在貫穿種種不同的社會等級”。其中的悖論是顯而易見的:有“普遍富裕”，但是，也有“不同的社會等級”。人們應該認為，發生的事情正好相反，以至於按其等級，人人是平等的，然而他們有不同的收入。但是，供給的不平等作為應得權利的不平等是可容忍的。事實上，我們在亞當?斯密這裡，可以發現經濟分析的一個罕見弱點的早期形式。按照這個學科的本質，經濟分析幾乎隻集中在供給上。經濟學成為關於供給的科學。一切可能的東西都從供給、收入、生活水平和福利的增長去推導。誰也不會否認，自從工業革命以來，持續的經濟奇跡已經改變了人類社會的面貌。然而，經濟學家們幾乎是膽戰心驚地認為，基本的社會結構應是恆久不變的，仿佛如果社會結構改變了，經濟學的整套方法與思路就會崩潰坍塌。而且，這種事情的發生完全不取決於經濟學家們的政治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