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兩個地方,一段時期之後,一個顧客有可能會被評為具優先權的顧客,這時,即使是大宗的貨物交易也易於通過盡可能少的正規手續轉手(參見Coleman,1988)。在任何既定的珠寶區內,生產者彼此之間的空間鄰近更有助於促進他們的私人交往關繫,並以此增進彼此的信任,它還使與個人名譽有關的各種消息傳播得更深更遠。各種貿易協會也通過發布誠信標準和規範商業慣例來增強成員互相信任的程度。這些不同的信任創造機制似乎在洛杉磯的產業中起到的作用一般,在這裡49.1%的受訪者表示他們相信大多數的當地同事是值得信任的;在曼谷的珠寶產業中(它有更強的社會凝聚力),這一點顯然要更加有效,這一比例是58.3%。
顯然,洛杉磯和曼谷的珠寶區在安全和信任機制方面有許多共同點,隻存在著諸多細微差異。但是它們在政治表達和產業組織方面的情況卻恰恰相反。在這些方面,洛杉磯(實際上是整個美國)珠寶產業的努力仍然不夠。與之形成對照的是,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泰國這個產業和它的代表就顯示出了鮮明的政治激進主義精神。首先,它們在珠寶貿易自由化、稅收優惠、產業支持計劃等方面努力遊說政府,並獲得了很大的成功。其次,它們動用大量資源創造了一個支撐性服務的基礎結構,從培訓和教育項目到國際營銷和信息中介。可能其中最重要的是,泰國珠寶貿易商協會現在已經公開承認泰國在廉價勞動力上的競爭優勢隻能讓它暫時在國際市場上占據優勢,那些勞動力更加便宜的國家(比如柬埔寨、中國、印度、斯裡蘭卡、越南)將來很可能會決然地轉移到國際珠寶市場。所以協會和一些政府機構如今正在進行許多思考和努力為泰國珠寶產業的改革制定策略,以使它能提升技術含量和提高產品質量曲線,使之不是與世界上最廉價而是與最有聲望的生產商進行競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