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據法哲學：在探究真相的過程中實現正義/法學譯叢·證據科學譯叢·“十三五”國家重點出版物出版規劃項目》作為一部闡釋證據法之哲學基礎的著作，是證據法學基礎理論研究領域的重要文獻。何福來教授在《證據法哲學：在探究真相的過程中實現正義/法學譯叢·證據科學譯叢·“十三五”國家重點出版物出版規劃項目》中從事實認定者的內部立場這一獨特角度出發，分析事實認定者在履行職責過程中需要遵循的各種規則。
《證據法哲學：在探究真相的過程中實現正義/法學譯叢·證據科學譯叢·“十三五”國家重點出版物出版規劃項目》重要觀點是：公正問題必須被置於首要位置，要優先於社會政策所發揮的作用。如果違背了這一點，刑事司法制度就難以通過道德正當性的檢驗。這部著作在證據法學領域非常重要，值得被證據法學者以及其他對法律事實認定之道德原則和認識論感興趣的人們深入研讀。

何福來（Ho Hock Lai）教授現任職於新加坡國立大學法學院。他於1989年從新加坡國立大學獲得LLB法學士學位，於1993年從牛津大學獲得BCL碩士學位，於2003年從劍橋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他的研究領域主要為：證據與證明的法律與理論，刑事司法制度。代表作包括：《證據法哲學：在探究真相的過程中實現正義》（獨著）、《法律、德行與正義》（主編），以及關於口供制度、非法證據排除、相對似真性證明理論等主題的論文。何福來教授的個人主頁：https://law.nus.edu.sg/people/hock-lai-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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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證據法哲學》中，何福來教授探討了普通法繫證據法的正當性。他嘗試從事實認定者的角度，
即對在具體案件中作出的裁決負有道德責任之人的角度，來理解證據規則的正當理由。這是一部淵博、深入和引人深思的作品，很好地帶領讀者認識了證據法的理論基礎。何教授的論證中很有分量的一點是，公正問題必須被置於首要位置，要優先於社會政策發揮作用。如果違背了這一點，刑事司法制度就難以通過道德正當性的檢驗。
——Andrew C.Stumer，University of Oxford Magdalen College January 2008，International Commentary on Evidence 6（1）

★《證據法哲學》是近些年來出現的第三本檢視證據法之哲學基礎的著作——另外兩本分別是阿列
克斯·斯坦的《證據法的根基》（Foundations of Evidence Law）和拉裡·勞丹的《真相、錯誤與刑事法》（Truth，Error and Criminal law）。何教授的著作很好地豐富了該領域的文獻，因為他是從一個極為不同的角度予以闡述和辯護，即事實認定者的內部立場。……他的著作非常重要，值得被證據法學者以及其他對法律事實認定之道德原則和認識論感興趣的人們深入研讀。他所闡釋的內部立場是一個重要的考慮方向，我們在分析事實認定者履行其職責過程中需遵循的那些規則時，必須注意到這個考慮方向。
——William E.O'Brian，Warwick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December 2008，Modern Law Review 72（1）

第一章 事實認定 １
導論 １
第一節 事實和事實認定 １
第二節 事實認定：言語行為分析 １６
第三節 事實認定：評議方面 ４４
第四節 事實認定：視角 ６３
結論 ６８
第二章 真相、正義與正當理由 ６９
導論 ６９
第一節 對真相的探究 ７０
第二節 外在分析 ８４
第三節 內在分析 ９７
結論 １１５
第三章 法律中的事實認定認識論 １１７
導論 １１７
第一節 認識論基礎 １１８
第二節 信念與概率 １４７
第三節 審判評議的結構 １９７
結論 ２３６
第四章 證明標準 ２３７
導論 ２３７
第一節 外在分析 ２３７
第二節 內在分析 ２５４
結論 ３１４
第五章 傳聞證據 ３１５
導論 ３１５
第一節 外在分析 ３１６
第二節 內在分析 ３２５
結論 ３８２
第六章 相似事實證據 ３８５
導論 ３８５
第一節 刑事案件 ３８５
第二節 民事案件 ４２９
結論 ４５６
結語 ４５８
索引 ４６０
譯者後記 ４８６

中文版序言
我很榮幸看到自己的著作被譯成中文出版。尤為幸運的，本書由張保生教授、樊傳明副教授等出色的學者翻譯而成的。他們投入了大量時間和精力以確保翻譯的質量，最終讓這本精湛的中文譯本問世。我對此不勝感激。本書提出了一個觀察證據法，尤其是普通法證據法的哲學視角。這對譯者而言意味著，他們除了要跨越語言之間的隔閡，還要應對一些與他們自己法律傳統有別的規則、原則、概念和教義。另一個增添難度的因素是，他們不僅要翻譯法律術語，而且要翻譯一些哲學術語。我很幸運能有這些傑出的同行來翻譯本書。感謝他們在促成本書中文版出版過程中所付出的艱辛和努力！
近年來，法學家和哲學家（尤其是專門研究認識論的哲學家）對法律領域的證據與證明理論，其研究興趣在不斷攀升。這是一個令人興奮的趨勢！這種趨勢不僅發生在普通法地區，而且我們可以看到，它也正在世界其他地區發生，甚至還更加明顯。中國就是一個極好的範例：其在該領域已經達到一個值得贊揚和令人興奮的水平，而這種信譽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張保生教授及其同事們的組織與推動。來自不同法繫和傳統的學者，應當通過跨地域的比較和對話，從他人那裡學到更多的東西。不幸的是，如果我們不能跨越語言的隔閡，這些本應被相互學習的東西就會被遮蔽。因此，對相關文獻的翻譯，能夠架起跨越這種隔閡的橋梁。我樂於看到自己的著作現在能被更多中國讀者看到――如果缺少這幾位譯者堅持不懈的努力，就不會發生。就此而言，我也要感謝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願意出版本書中文版。
何福來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

英文版序言
證據法被詬病已久。哈維將證據法描述成“一組草率、雜亂、不合理的規則”；薩蒙德視之為“法律形式主義的最後避難所”；邊沁認為它“在任何時候對於揭示真相而言都是不合格的因此在任何時候對於正義目標而言都是不合格的”；據說，克羅斯期待看到證據法這個主題被廢除的那一天。但是，本書將論述：普通法繫傳統中的證據法，其價值要遠遠大於上述批評者們所看到的。許多證據規則在其核心運行領域，體現了一些原則；這些原則對於法庭事實認定之認識論和道德上的正當性而言，是不可或缺的。我們隻有采取將事實認定者看作“道德主體”的視角，纔能看到證據法的完整價值。這種視角即一種在審判程序中履行決定性職責的主體立場。與此不同的另一種視角，可以稱作“繫統工程師”的視角，即從一種外部立場來評價審判及其規則的人的視角。從外部路徑分析證據法，是目前占主流的一種路徑。盡管這種路徑也富有啟發性，但它本身是不充分的。本書闡明，從內部路徑來描述證據法，也是不可或缺的。這種描述的一個特點，是聚焦於“審判評議”。對證據規則之功能和目的的分析，是根據它們如何規範性地適用於得出裁決的“推理過程”。本書的一個核心主張是，法庭作出的裁決必須具有正當理由；它們必須滿足認識合理性與道德的雙重要求。
本書的研究基本上是關於對抗制的，即源於普通法繫的那種事實認定傳統。當然，在不同的普通法地區，證據規則和法律文化有不少差異。然而，總體說來，仍存在一些為英美法繫審判制度所共有的核心特征，即一些核心的教義和概念。本書選出其中三個共同之處：證明標準，關於傳聞證據的規則，關於相似事實的規則。個別情況下，本書也會對大陸法繫和國際刑事法庭的規則做一些比較。
本書前兩章是導論性的。第一章分析了事實認定的許多基本構成要素：這一章討論了“事實”的角色以及對事實的分類，並對給出裁決這個行為做了一個言語行為分析；這一章還重點分析了審判評議素，以及控制該過程的諸多法律技術。第二章檢視了審判的價值和目的。這一章分析了針對“審判旨在探究真相”這一主張的爭論，而且探討了“真相”和“正義”之間的關聯。書中引出了這樣一種觀念：正義概念指向了一種理性要求，即要求“移情式關懷”。隨後，第三章以較長篇幅，討論了事實認定的認識論方面的問題，維護了對事實認定的信念論闡釋，概述了獲得相關信念的框架，探討了評議的方法與形式。這一章的篇幅比其他各章都長。若將這一章拆分為兩章，就可以保持各章篇幅的均衡了。但這樣做也許是不明智的，因為這一章各節的內容有內在聯繫，理應放在一起，形成一個連貫的論述。
本書其餘章節，挑選出幾個證據法主題作為討論對像。第四章討論了證明標準，發展了第三章所建構的論點。通過使用“謹慎”這一概念，本書闡明，應當對證明標準采取一種可變性解釋，這種解釋也能夠與對民事和刑事標準的絕對性區分相兼容。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別分析了傳聞與相似事實證據。針對這兩個主題的證據規則受到了許多批評，理由是它們對發現真相的目標構成了人為的和不正當的阻礙。本書將論述相反的觀點，認為相應的證據規則反映了我們對於發現真相以及實現正義的追求。這兩個方面不是相互衝突的要求；毋寧說，它們結合在一起，共同為審判評議設定了合法性約束。本書結語概括和反思了一般性主題，從而結束了本書的論述。

我很榮幸看到自己的著作被譯成中文出版。尤為幸運的是，本書由張保生教授、樊傳明副教授等出色的學者翻譯而成。他們投入了大量時間和精力以確保翻譯的質量，最終讓這本精湛的中文譯本問世。我對此不勝感激。本書提出了一個觀察證據法，尤其是普通法繫證據法的哲學視角。這對譯者而言意味著，他們除了要跨越語言之間的隔閡，還要應對一些與他們自己法律傳統有別的規則、原則、概念和教義。另一個增添難度的因素是，他們不僅要翻譯法律術語，而且要翻譯一些哲學術語。我很幸運能有這些傑出的同行來翻譯本書。感謝他們在促成本書中文版出版過程中所付出的艱辛和努力！
近年來，法學家和哲學家（尤其是專門研究認識論的哲學家）對法律領域的證據與證明理論，研究興趣不斷攀升。這是一個令人興奮的趨勢！這種趨勢不僅發生在普通法地區，而且我們可以看到，它也正在世界其他地區發生，甚至還更加明顯。中國就是一個極好的範例：其在該領域已經達到一個值得贊揚和令人興奮的水平，而這種信譽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張保生教授及其同事們的組織與推動。來自不同法繫和傳統的學者，應當通過跨地域的比較和對話，從他人那裡學到更多的東西。不幸的是，如果我們不能跨越語言的隔閡，這些本應被相互學習的東西就會被遮蔽。因此，對相關文獻的翻譯，能夠架起跨越這種隔閡的橋梁。我樂於看到自己的著作現在能被更多中國讀者看到——如果缺少這幾位譯者堅持不懈的努力，就不會發生。就此而言，我也要感謝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願意出版本書中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