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詩學》第32輯

《文鏡秘府論》“江寧侯”新考

李騰焜

遍照金剛《文鏡秘府論》南卷《文意論》有一段采自皎然《詩議》的論述：

論人，則康樂公秉獨善之資，振頹靡之俗。瀋建昌評：“自靈均已來，一人而已。”此後，江寧侯溫而朗。鮑參軍麗而氣多，《雜體》、《從軍》，殆凌前古，恨其縱舍盤薄，體貌猶少。宣城公情致蕭散，詞澤義精，至於雅句殊章，往往驚絕。何水部雖謂格柔，而多清勁，或常態未剪，有逸對可嘉，風範波瀾，去謝遠矣。柳惲、王融、江總三子，江則理而清，王則清而麗，柳則雅而高。予知柳吳興名屈於何，格居何上。中間諸子，時有片言隻句，縱敵於古人，而體不足齒。

其中“江寧侯”指的是誰，以前學者如王利器、興膳宏均以為未詳，盧盛江羅列諸說，亦未加確論。林曉光首先論證實為江淹，陳麗娟提出質疑，認為應是王昌齡。綜合比勘，可知“江寧侯”應該還是江淹，但兩篇文章各有得失，需做進一步的確證。此外，這個問題還涉及唐代詩學、版本校勘等多個層面，其文學批評的內涵也長期未獲揭示，今為新考，就兩家觀點隨文辯證如下。

林文指出，除了“康樂公”、“宣城公”為皎然對其先祖的尊稱之外，這段文字的稱謂通例是“姓+某”，“江寧侯”是“姓+爵位”，應理解為“江”之“寧侯”，其時的江姓大詩家最有可能是江淹。又據《梁書·江淹傳》載江淹“謚曰憲伯”，則江淹可稱為“江憲伯”，一如瀋約可稱為“瀋隱侯”。“寧”、“憲”繁體字形接近，“伯”、“侯”同為高等爵位又易混淆，遂認為“江寧侯”實為“江憲伯”之誤。陳文的質疑值得注意，指出書中其他地方未出現類似錯誤，從文獻學的角度來說，這裡兩字同時訛誤的可能性不高。

林文以“瀋隱侯”作比，實具隻眼，但更準確的是，這種稱謂結構並非“姓+爵位”，而是“姓+謚號+爵位”。據趙翼《陔餘叢考》“兩漢六朝謚法”條：

漢以來謚法。皆與其官爵並稱。大者則曰某王。次曰某侯。蓋猶春秋戰國之遺法也……六朝時則又按其官位之大小而分別王公侯伯子。如王琳謚忠武王、劉秀之謚忠成公……凡謚皆連爵並稱。非如後世但賜某謚也。

“瀋隱侯”正是這種謚爵並稱。“江寧侯”在此文中，更為正常地也應是這種並稱。關於江淹的爵位和謚號，《梁書·江淹傳》載其晚年“封臨沮縣開國伯”，其年又“改封醴陵侯”，四年後卒卻“謚曰憲伯”。點校者在校記中認為“醴陵侯”疑當作“醴陵伯”，就是因為爵位和謚號的記載出現齟齬，而更相信謚號。《南史》關於爵位的記載一致，謚號則隻記“謚曰憲”，可見史家意識到了《梁書》本傳記載的問題，刪掉“伯”字正體現其更認同“醴陵侯”的記載。點校者直接將原文改為“醴陵伯”是不妥帖的，雖然可能還原了事實，但卻遮蔽了史家的觀念。

可見，《梁書》和《南史》的原文其實提供了不同的謚爵並稱，據前者是明確的“憲伯”，據後者則應是“憲侯”。從讀者接受的角度來看，趙翼《廿二史札記》“八朝史至宋始行”條指出《梁書》等南北朝正史“在有唐一代並未行世”，“惟《南》、《北史》卷帙稍簡，抄寫易成，故天下多有其書，世人所見八朝事跡惟恃此耳”。可見，唐人基本當據《南史》稱江淹為“江憲侯”，《梁書》的記載甚至都難以形成干擾。另據宋人王琢《風騷詩格序》，論南朝詩歌一段有“江憲侯之詩，如綺霧出吳，碧雲堆趙，金柯玉葉，千變萬狀”，也有這樣的稱呼。如此，則與“江寧侯”僅有一字之差，便可以解釋陳文的質疑了。

此外，既然“江寧侯”應該是謚爵並稱的結構，就可以從謚法的角度來作進一步的確認。據汪受寬《謚字集解》，以“寧”為謚在春秋秦寧公之後，僅見明清謚法中的四例，其中兩例還是用於“列後尊謚”。以“憲”為謚則很常見，《史記正義·謚法解》載“博聞多能為憲”當是最為常用的用法。“博聞”又作“博文”，諸家解釋也都強調有纔有學等方面。可見從謚法的角度來說，“寧”字在此結構中是難以成立的，而“憲”字則相當適用於文人之謚，正可佐證形近而誤實有很大的可能。

林文又指出此前學者對於“《雜體》、《從軍》”沒能很好地解釋，這裡應該對應江淹《雜體詩》三十首中的《李都尉從軍》，並將“縱舍盤薄”解釋為江淹擬古雖佳，但舍棄了原作的磅礡之氣，恰可呼應“溫而朗”的評價。陳文的質疑同樣值得注意，指出如此則“鮑參軍”一句夾在中間十分突兀，《李都尉從軍》也稱不上“殆凌前古”。但其解釋則不免牽強，認為地名“江寧”+尊稱“侯”可以指代王昌齡，“溫而朗”可以形容王昌齡的詩風，這句話是後來抄者將遍照金剛的批注衍入正文，此後數句都是評價鮑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