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承志是一個特別愛書愛畫的人。我剛認識他的時候，到小羊宜賓胡同三號院他的單身宿舍去玩。他住的是大院臨街的那排房靠大門的一間小屋子，有八平方米左右。擺了一張單人床，三個書架，臨門靠窗子是一張三屜桌，一把椅子；沒有衣櫥，衣服放在床底下的舊皮箱裡。以後他告訴我這個皮箱是他爸爸曾經用過的，已經幾十歲了，比他還大，他從西南聯大附中上北京大學的時候父親送給他的，跟隨他從昆明到北京，雖然早就老化了，也沒舍得扔。書架上每層都放兩排書，三個大書架上的書把小屋裝得滿滿的；靠後牆的那個書架和床之間，還摞著幾個柳條箱，裡邊放著宣紙畫譜之類的東西。再就是桌子上的文房四寶，在我眼裡那些筆墨硯臺都比較講究。
他的書每本都用白色或淺藍色的紙包了書皮，書脊上用他那特有的漂亮的鋼筆字寫了書名，書的扉頁寫著某年某月某日購於某地，並簽有自己的名字或蓋了圖章。有的書皮已經微微發黃了，說明這書買的時間較早。書架用白色鏤花布簾蓋著，打開書皮，每本書都像新的一樣。
我贊美他的書保護得好，他告訴我一有空閑就逛書店，見了喜歡的書就買。他的工資除了簡單的生活費用，全都買了書。連輛自行車也沒有，更沒有存款，有時為了找一本心愛的書要跑好幾個書店。
我們結婚以後，他這一良好嗜好保持不變。這也是我們倆的共同愛好，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再不允許人們逛書店了。而且下“五七干校”的時候，把房子退了，除了少部分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魯迅全集》等書帶走外，一些實在舍不得的書裝在六個大柳條箱子裡，三個放到他哥哥家，三個放在我姪女家。其餘大部分書都賣給收廢品的了，共賣了五大麻袋。當時我心疼得大哭了一場，回到干校我將賣書的實情告訴他時，毛承志卻說了一句，以後如果有機會再買。運到干校的書，命運也並不佳，因為從來就沒打開過箱子，那時即使馬列書籍，也沒時間讀。那些精裝的馬列書籍，我辛辛苦苦地裝到木箱裡，用麻繩一圈挨一圈地纏緊，從北京托運到咸寧，堆在老鄉家用天井改成的大倉庫裡，幾年後又從咸寧運回北京，打開木箱一看，大部分被白蟻咬成溝壑相間的亂紙片。這就是毛承志心愛的書之悲劇命運。存在大哥家的書命運不錯，前幾年一次毛家聚會上，姪男姪女回憶說：“二叔下干校時存到我家的那些書，我們都偷著看了。那時候從農村休假回來，獃在家裡沒事干，爸爸媽媽一上班，就悄悄從床底下把柳條箱拉出來，偷出一本書來看，看完一本再換另一本。那些世界名著都是那時偷著讀的，越看越有興趣，那是我們讀書最多的時候，多虧了二叔這些書。不然，我們讀的書就更少了。”
改革開放後，每年都有書展。毛承志每展必看，開門就到，閉館纔歸。他從不走馬觀花，而是認真仔細地看，不隻看內容，還要看裝禎、封面設計，乃至排版插圖，一旦他喜歡，就買回家。有一次帶的錢不夠了，連喫午飯的錢都花光了，餓著肚子還堅持到閉館時纔回家。回來以後一邊喊餓一邊念叨那些好書，贊不絕口，飯也堵不住嘴。這樣，我們的書又多起來了。
七十年代毛承志從湖北咸寧干校回來後，原來的工作單位中國作家協會已撤消，被分配到人民出版社，後又調到人民文學出版社。從此他與書更親近了，因為他的任務就是編書、出書，而且要出好書。八十年代他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當代文學第二編緝室擔任主任，該室主要負責出版文藝理論及現當代文學史著作，經他的手的確出了許多大家、名家的書，也不乏傳世之作。像《周揚文集》、《胡風文集》、《何其芳文集》，王朝聞先生的《藝術概論》，唐弢先生主編的《現代文學史》和《唐弢雜文集》，蔡儀先生的《新藝術論》，朱寨先生的《中國當代思想史》等等。中年評論家的著作有閻綱的《文壇徜徉錄》，翟墨的《藝術家的美學》，張炯和王淑秧合著的《丁玲評論集》，郭志鋼等編寫的《當代文學史》，童慶炳主編的中外文藝理論比較研究專著《詩學》，洪子誠和劉登翰合著的《中國當代新詩史》等。當時青年學者楊儀的《中國現代小說史》的出版，更是破格之舉。楊儀後來當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所長，如今已是海內外知名的學者。
毛承志對書稿有一種獨特的情感，親切、深厚、執著，書稿就像他待嫁的親生女兒，不允許她有一點瑕疵。無論是名家之作，還是無名小輩的處女作，他都同樣用心。從書稿的總體價值到每句話、每個用詞、每個字、每個標點，他都要仔細認真地審查，一直到他認為十分穩妥纔放手發稿。經常為看稿子到深夜兩三點鐘，為了書的完美，他不怕疲勞，不怕繁瑣，不怕麻煩，總是充滿愛心地精心梳理打扮，直到自己滿意纔肯罷休。有一次，一位大學教師送來一部書稿，繫多人執筆，水平參差不齊，有的文字功力較差。毛編審用晚上少睡覺的辦法，為稿子加工幾個月。我看不過就問他，為什麼不退回去讓他們自己改？他回答我說：已經退回過了，其中一部分文字相差太多，必須再幫他們潤色提高，不能讓部分損害整體。其實，這應當是稿子主編的工作，主編偷懶，沒有辦法。我想這可能是熟悉承志的作者拿準了他的脈。我隻有暗自發笑，隨口說：“真傻！真傻！”口頭上雖然揶揄他，內心深處我卻由衷地敬佩，敬佩他這種無私奉獻，甘為他人做嫁衣的編輯精神。
毛承志在人民文學出版社離休後，應民盟中央宣傳部部長，群言出版社總編輯李庶先生之邀，到群言出版社當副總編，負責終審把關。從1990年到2000年，從62歲又干到72歲，在這十年中他每天騎自行車從東四十條的東中街到東廠胡同（美術館路南對面），風雨不誤，再一次為出版好書盡心竭力，嘔心瀝血。在此期間，群言出版社出版了許多膾炙人口、廣為流傳的精品圖書，無不與毛承志的默默奉獻有關。上海復旦大學老校長蘇步青先生的《蘇步青業餘詩詞鈔》手稿，集有老先生早年詩詞手跡190餘首，是非常有藝術價值和收藏價值的書，就是毛承志親自到上海兩次拜謁蘇老，從約稿到發稿一手促成面世的。蘇老是著名的數學家，詩詞方面的纔華被數學成就所掩蓋，很少有人知曉。書一出來向世人展示了老科學家的另一面，使埋沒已久的真金，煥發出光彩。群言出版社做到了，毛承志盡心盡力了，此書已被浙江溫州名人館收藏。此間，他也曾全力扶持青年俊秀出版處女作，現在這些青年早已成為文學界的名人。像著名魯迅研究專家、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院長孫郁研究魯迅的第一部專著，就是在群言出版社經毛承志極力推薦出版的。對這部書當時確有不同聲音，毛承志堅持住了。
毛承志自己撰文著書依然是一絲不苟，他的每一首詩，每篇文章，每本書都是從血管裡流淌出來的、有真情實感之作，所以他的《花苑漫步》和《秋窗騁思錄》一問世，就非常受歡迎，並且得了獎。他寫的有關“九寨溝”等散文，如詩如畫，傾注著對祖國壯美秀麗河山深沉的熱愛。
毛承志對文藝期刊的熱衷不亞於圖書，他在1956年調入中國作家協會就分配到《文藝學習》當編輯，負責文藝理論欄目。受到主編黃秋耘和副主編韋君宜的賞識和器重。他非常熱愛自己的工作，在他的責任之內曾經發表過劉紹棠論述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文章，並在刊物上組織了討論，當時反響很大，追隨的文章很多。到了1957年夏季，就成了大毒草。劉紹棠劃了右派，毛承志在領導的保護下受到黨內最嚴重的處分，免於定派，下放勞動。八十年代再見到劉紹棠時，他向我說：“我和毛兄是一根繩兒上的兩個螞蚱。”毛承志在下放期間表現突出，代表下放干部參加了石家莊下放干部表彰大會，1959年春節前勞動期滿又分配回作協，由於《文藝學習》被停刊，他到了《人民文學》編輯部，還是當編輯。先後負責華北西北地區的稿件。經他的手發表過許多受讀者歡迎的短篇小說精品，例如趙樹理的《鍛煉鍛煉》，馬烽、西戎合寫的《賴大嫂》，長篇小說《劉志丹》節選等。八十年代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理論組的時候，應當時形勢和廣大讀者的要求，創辦了一個大型文藝評論季刊《新文學論叢》，編輯室的同志共同擔此大任，沒有專職編輯。刊物以刊登文藝理論研究文章、當代文學和現代文學評論為主，受到文藝界及高校中文繫老師們的歡迎，刊載了許多有創見的文章，培育了一批青年評論家，著名學者曾鎮南就是在《新文學論叢》上發表力作而聞名全國的。可惜由於經費緣故，不幸停刊了。毛承志為此惋惜不已，直到離世前還念叨《新文學論叢》。毛承志一生與書刊結下了不解之緣，他喜歡書刊，用心血澆灌書刊，用生命保護書刊。他臨終前在家裡跟我說的最後一句話是：“今天我們去北京醫院，要帶哪幾本書？”至到今天還時時回響在我的耳畔。
中國畫更是毛承志的至愛，他從中學時代和儲輝月（在美國成為著名畫家）一起跟隨黃君璧的大弟子羅仲蘭先生學畫。在專注學習嶺南畫派的同時，又苦心孤詣地臨模各派名家之作。在西南聯大附中畢業後，他考取了徐悲鴻為校長的中國美術專科學院（即中央美術學院的前身）。因家中幾個孩子都上學，他父親一人工作負擔不起，就勸他放棄學畫，上一個省錢的學校。但他一直堅持這一愛好，隻要有一點點時間，他就練習書法、畫水墨畫。而且特別注重基本工的訓練，從一塊石頭、一朵雲、一窪水、一片樹葉畫起，點皴塗染下狠功夫。不知用禿了多少枝毛筆，用去了多少宣紙。1963年10月我們有了兒子，因為我們大齡結婚高齡生育，組織上給他的自由時間多一些，晚上不再帶稿子回家看了，本意讓他多照顧一下我。可是他既不給我做喫的，也不幫我洗尿片，而是專心致志地畫畫，終於在孩子滿月的那天完成了一幅《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當時在別人眼裡，他就是一個純粹的大書獃子，被鄰居傳為笑談。
他酷愛水墨畫，也特別喜愛自然的山川，國內的黃山、廬山、黃果樹大瀑布，每次有機會去他都依依不舍，這些名山大川的景色他幾乎都能在心中默寫。離休後到北美探親，他也隨身攜帶小畫本和畫筆，看到好看的山水樹木，立即寫生下來，以備隨時入畫。外出看到瀑布，就是踩著懸崖陡壁也要把它畫下來。
毛承志一生淡泊名利，不諳人情事故，熱愛大自然，視圖書和繪畫如同生命，對自己從青年時代就參加的革命事業看得比命更重。隻可惜自己作畫寫書的時間太少太少，正當人民文學出版社準備給他出版畫冊之際，他突然與世長辭，沒能看到畫冊的出版。我到女兒家養傷療痛，追憶從前的種種，寫此小文以為永久的懷念。
2016年5月寫於美國密西根州安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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