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天津當代詩歌的地位、特質及代表性人物一
在迄今約百年的中國新詩歷史上,天津或許算不上一個具有策源性、吸附性的中心區域,它缺少如京滬吸引各地優秀人纔於一處的客觀條件,也沒有扮演過如巴蜀“揭竿而起”、引領風氣之先的革命者角色,總體而言是比較平穩、不顯山不露水的。但這並不代表它不重要,實際上,近百年來天津在中國新詩的探索與發展中從未缺席,湧現出了許多詩人與大量詩作,在低調、沉潛中為中國新詩、新文化的發展做出了自己不可或缺的貢獻。
在新文學草創到新中國成立約三十年的時間裡,天津的新詩活動與創作已較為活躍。這一時期天津的文學媒介比較發達——比如《大公報·文學》《大公報·文藝副刊》《大公報·詩刊》《益世報·語林》《益世報·文學》等的存在——為天津的文學、詩歌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氛圍和便利的條件。與此同時天津也出現了許多新文學社團,如綠波社、現代文學社、海風社、野草文藝社、人生與文學社、天下篇社、文地社、三山文藝社等,他們自辦的刊物《當代文學》《詩歌小品》《詩歌月報》《人生與文學》等曾擁有廣泛的讀者群,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從人員來看,邵冠祥、曹鎮華、白瑩、潘漠華、簡戎、孟英、栗曼晴等作為天津本地或者外埠來津詩人,其創作均顯示了一定的實力與個性。
新中國成立,文學進入“當代”時期,天津的新詩也呈現出了全新的面貌並具有可觀的創作實績。新中國成立之初的天津詩人既有解放區來津的如魯藜、阿垅、孫犁、蘆甸、方紀、勞榮等,也有建國後成長起來的年輕詩人柴德森、閔人、陳茂欣等。魯藜除詩人身份外還擔任了建國初期“文協”的領導職務以及進入“新時期”之後文聯、作協的領導職務,有著重要的影響。當然還有1953年自美歸國的穆旦,他此後長期生活、工作於天津,“當代”的穆旦尤其以1976年創作的二十餘首詩而在中國新詩史上留下深刻的印痕。新中國成立後諸如“反右”“文革”等政治運動對新詩發展造成嚴重影響,許多詩人的創作活力受到嚴重壓抑,這種狀況到“新時期”得到了較大程度的改觀和釋放。“新時期”以來的1980、1990年代,天津詩歌呈現出繁的發展態勢,林希、伊蕾、許向誠、顏廷奎、宋曙光、王向峰、徐江、蕭沉、劉功業、田曉菲等都以獨創性、個性化的風格而產生了較大影響。到21世紀以來的消費社會、網絡時代語境之中,詩人群體尤顯龐大,詩歌的活力與創造性得到了進一步的釋放,這一時期朵漁、君兒、李偉、圖雅、羅廣纔、段光安、馬知遙、季曉涓、嶽兵、徐柏堅、王彥明、瀋遇、鬼狼等都較具活力,體現了各不相同的詩歌追求與特色。近些年天津詩歌發展中尤其值得重視的是幾種詩歌民間刊物的存在,比如以徐江為核心的《葵》,比如朵漁主編的《詩歌現場》,比如由羅廣纔主編、近年有較大影響的《天津詩人》(該刊雖繫出版社公開出版,但編選理念、運作方式、資金來源等都是民間的),前兩者追求美學上的一致性與純粹性,後者則體現美學上的包。這三種刊物各有所長,但都具有較大的影響,一定程度上已經成為了天津的“詩歌名片”,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就當前的詩歌創作成就與水準而言,天津在全國的版圖中至少可以說是不容小覷的,是可以與其他的兄弟區域相比拼、抗衡的,對於從地理版圖來說並不大、政治與文化資源配置也不顯要的天津來說,達到這一點實際上已非常難能可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