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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哲學
該商品所屬分類:圖書 -> 人民文學出版社
【市場價】
464-672
【優惠價】
290-420
【作者】 艾思奇 
【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 
【ISBN】9787020164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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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介紹



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
ISBN:9787020164769
版次:1

商品編碼:13591782
品牌:人民文學出版社(PEOPLE’S
包裝:平裝

開本:32
出版時間:2022-01-01
用紙:膠版紙

字數:168000
作者:艾思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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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l 寫給大眾讀者的哲學入門讀本。

l 引領數代人走上正確的人生道路。

l 成為優秀領導干部必讀的通俗哲學經典。

l 偉人大量摘錄並推崇。

l 一版再版,暢銷不衰。

l 依據作者1950—1953年修訂的最後改定本。


內容簡介

《大眾哲學》是著名哲學家、教育家艾思奇在20世紀30年代為通俗宣傳馬克思主義哲學而寫的優秀著作。它以通俗易懂的語言、淺顯生動的事例,對哲學與日常生活的關繫,什麼是哲學,唯心論和唯物論,辯證法唯物論的認識論,唯物辯證法的基本規律及主要範疇等問題,逐一進行了繫統的介紹和闡明。

《大眾哲學》的寫作方法推陳出新,開通俗哲學寫作之一代風氣。本書早已公認為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代表作,自出版以來影響和教育了幾代人,至今仍有其理論和現實價值。


作者簡介

艾思奇(1910—1966)

原名李生萱,雲南騰衝人,蒙古族。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教育家和革命家。早年留學日本,193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後曾任上海《讀書生活》雜志編輯,並與李公樸、黃洛峰等創辦讀書出版社。1937年赴延安後歷任抗日軍政大學主任教員、中央研究院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文委秘書長、《解放日報》副總編輯。1949年後歷任中共中央高級黨校哲學教研室主任、副校長,中國哲學會副會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著有《大眾哲學》《哲學與生活》《實踐與理論》《新哲學論集》《思想方法論》《歷史唯物論?社會發展史》等,並主編全國高校哲學教材《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


精彩書評

這本書,是青年們認識世界的一盞明燈。——胡愈之

這一本通俗的哲學著作,我敢說是可以普遍地作我們全國大眾讀者的指南針,拿它去認識世界和改變世界。——李公僕

《大眾哲學》哺育了大眾!——鄒韜奮


目錄

我怎樣寫成《大眾哲學》的(代序)… 1

第一章 緒論…1

一 哲學並不神秘

——哲學與日常生活的關繫

二 果樹林裡找桃樹

——哲學是什麼

第二章 唯心論和唯物論…21

三 兩軍對戰

——哲學的兩大類別

四 一塊招牌上的種種花樣

——主觀唯心論和客觀唯心論

五 三分像人,七分像鬼

論、機械唯物論

六 為什麼會有不如意的事

——辯證唯物論

第三章 辯證法唯物論的認識論…71

七 用照相做比喻

——反映論

八 卓別麟和希特勒的分別

——感性認識與理性認識的矛盾

九 原來是一家人

——感性認識與理性認識的關繫

一○ 由胡桃說起

——認識和實踐

一一 是朋友還是豺狼

——真理論

第四章 唯物辯證法的基本規律…131

一二 天曉得

——立場、觀點和方法

一三 無風不起浪

——事物的普遍的有機聯繫的規律

一四 不是變戲法

——事物自己運動發展的規律

一五 追論雷峰塔的倒塌

——質和量互相轉變的規律

一六 嶽飛是怎樣死的

——對立統一的規律

一七 沒有了

——否定之否定的規律

第五章 唯物辯證法的幾個範疇…198

一八 七十二變

——現像和本質

一九 “談虎色變”

——形式和內容

二○ 規規矩矩

——規律與因果

二一 “在劫者難逃”

——偶然、必然與自由

二二 “貓是為喫老鼠而生的”

——目的性、可能性與現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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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書摘

二 果樹林裡找桃樹

——哲學是什麼

我們已經了解哲學並不神秘,已經知道哲學的蹤跡在日常的思想裡到處都可以找到了。但是,究竟什麼是哲學呢?在我們日常生活中,發生各種各樣的思想,哪些思想是屬於哲學一類的,哪些不能算是哲學思想呢?假使有一個人走在各種各樣的果樹林中,想要找尋桃樹,如果我們僅僅向他說,你到處都可以找到桃樹,那他是不能滿足的。我們一定要告訴他,什麼樣的樹是桃樹,什麼樣的樹不是桃樹,這樣他纔能夠容易找到桃樹。

我們還是從生活的問題講起吧。試就反動統治下的舊中國來說,那時人民的生活困難是一個非常普遍的現像。處在生活困難的情形之下的人,會發生一些什麼思想呢?首先他們自然要對於自己的目前境遇表示不滿,對於社會現狀表示不滿,這是一切生活困難的人大致共同的思想。但是事情是不是就這樣簡單呢?當然不是。事實上對於現狀的不滿是各種人有各種不同的想法的;而這些不同的想法是由於各種人的不同的階級地位所決定的。有的人會由不滿而變為絕望,會感到人生沒有意味,會以為世界無可留戀,個別的人甚至於會進行自殺。有的人相信命運的觀念,遇到困難的時候,隻埋怨自己的命苦,認為現狀無法改變,即使是牛馬的生活,也隻能默默的忍受,而不敢希望翻身抬頭。又有的人卻相反地認為生活困難不是生前命中注定,而是由社會上的許多事實原因所造成。由此相信這令我們不滿的社會生活現狀一定有方法可以改變,隻要能看清楚這些原因,並且努力從事實上打破這些原因。例如說看清楚了舊中國人民生活普遍困難的最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由於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封建勢力、官僚資本主義的專制腐敗統治;另一方面是由於人民不夠團結不夠覺悟,沒有動員起足夠的力量來徹底打退侵略和推翻這種統治。因此,我們努力的方向就是放手發動廣大群眾,團結以工農為主的全國人民,把他們的覺悟和積極性充分發揮出來,向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進行堅決鬥爭,而這樣的努力也就成為我們解決中國問題的最主要的方法。好了,我們看,同是處在生活困難境遇中,而各種人的想法是那麼不同!我們再看,在遭受封建主義、官僚資本統治和帝國主義侵略的社會上,除了生活困難的廣大人民以外,還有少數生活優越的人,他們是軍閥、官僚、地主、買辦、大資本家,他們專門依靠剝削廣大人民,過著奢侈腐化的生活。對於他們,生活困難的問題是沒有關繫的。他們除了剝削和壓迫人民之外,說不上什麼職業。他們以為自己生來就是社會上的統治者,廣大人民應該受他們的壓迫剝削,他們命定的應該征服別人,而別人也命定的應該被他們征服。他們認為中國隻是屬於他們少數人的,而不是屬於廣大人民的。例如日本投降之後,他們宣傳隻有他們纔有資格去“接收主權”,而不準廣大人民接收,廣大人民要去接收,要在抗日勝利之後起來做主人,他們就不答應,就要用武力、用內戰來禁止這種接收。這是他們中間的主要思想。他們中間也有一部分人,完全坐食遊蕩、無所事事,每天所追逐的隻是消遣作樂,這些人的思想又稍不同,他們用遊戲作樂的眼光來看一切,說:“人生不過是尋樂而已,不過是美夢而已!”

我們舉了以上各種人的各種思想,這些思想正是舊社會中人們日常生活裡很容易可以踫到的,而同時也是包含著各種哲學的萌芽的。這是些什麼哲學的萌芽呢?讓我們加以說明吧:第一種人感到人生無聊,世界值不得留戀,這裡面就有“悲觀主義”的哲學思想。第二種人以為生活困難是命中注定,無法改變,主張消極忍受,這裡就有“宿命論”的哲學思想。第三種人認為我們隻要能夠把生活困難的現實原因研究清楚,就可以找出克服困難的方法,這裡面就有著一種“唯物主義”的哲學思想。第四種人堅持認為少數人是天生的優越人物,反對廣大的人民有自由生存權利,這就包含著專制主義者和法西斯主義者所宣傳的一種哲學思想,這種哲學思想也是帶宿命論的性質,它把少數人看做是天生的或命定的應該來壓迫和統治大多數人的。最後一種人把人生看做遊戲,以追逐樂趣為能事,這是一種“享樂主義”的哲學思想。

這種種思想,我們都加上了什麼什麼主義之類的名字,是不是有人要說太大膽了呢?那些慣於在書齋裡和大學教室裡推敲詞句的教授學者們,是不是會笑我們淺薄呢?也許會如此!但是,讓他們去說笑吧!我們不需要在他們的書本裡找是非的標準,而主要應該在人類生活事實中去找真理。我們做的並沒有錯,而且完全正確。因為我們所舉出來的這些思想,的確可以叫做哲學思想,這些“主義”,和那些磚一樣厚的專門哲學書裡所談的“主義”並沒有根本的分別。

為什麼說這些就是哲學思想呢?它們的共同的特點是什麼?這些思想,和那些專門的哲學書上所講的思想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它們代表著不同的人們對於世界、對於人類社會的各種根本的認識或根本的看法。悲觀主義的人認為世界上的一切根本都是沒有希望的,宿命主義者認為世界上的事情根本決定於鬼神上帝,唯物主義者認為世界上一切事物變化都有它現實的原因和規律,專制主義者和法西斯主義者認為全社會的廣大人民需要向少數統治者或獨裁領袖屈服,享樂主義者認為世界是遊戲場,人生在世界上就是要來享樂的,值不得用嚴肅認真的態度去看待。這些不同的思想,都是不同人們對於整個世界和人類社會的不同的根本認識或根本看法。用哲學上的專門名詞來說,就是各種不同的“世界觀”。

我們有各種各樣的思想,但很多都不是對於整個世界(包括人類社會在內)的根本認識或根本看法,而隻是對於世界一部分事物的部分認識。例如在抗日戰爭開始的時候,對於怎樣抵抗日本帝國主義進攻的問題,曾有各種不同的思想,有國民黨的一些軍事將領們以陣地戰為主的思想,有另外一些人以運動戰為主的思想,還有中國共產黨以發動廣泛的遊擊戰,輔之以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的思想;關於抗戰的前途,有國民黨中一部分人的“速勝論”思想,也有國民黨中另外一些悲觀失望的人們的“亡國論”的思想,也有中國共產黨所提出而為全國人民及進步人士所接受的“持久戰”的思想。這些不同的思想,都是對於抵抗日本這一個具體事件的認識或看法,而不是對於全世界一切事物的總的認識或根本看法,所以都不能叫做“世界觀”,而隻能叫做“抗戰觀”,都不是屬於哲學思想的範圍,而是屬於軍事政治思想的範圍。

現在我們可以完全弄清楚了,不論在我們的日常思想中,或是專門書本所研究的問題中,都可以同樣找到哲學思想。隻要這種思想所涉及到的,主要是關於我們對整個世界如何看法的問題,那麼,我們就可以把這種思想包括到哲學的範圍內;如果這些思想所涉及到的,主要是關於我們對某一件事或某一類物如何看法的問題,我們就可以說它不是屬於哲學的範圍。這是哲學思想和一切其他思想的分別。

但是,在我們認識清楚了哲學思想和其他思想的區別以後,我們還不要忽視它們中間的關繫。哲學既然是我們對於整個世界的一切事物的根本認識或根本看法,因此它也就必然要涉及到我們對於世界的一部分事物的認識和看法,也就是說,我們對於世界的任何一部分事物的看法中,同時必然包含著某一種哲學思想。以前我們說一切日常生活中的普通思想裡都可以找到哲學的蹤跡,其原因就在此。就把剛纔抗戰問題的例子拿來說吧:例如“亡國論”思想,一方面它是某一些人對於抗日戰爭這一件事的不正確的認識或看法,在這種認識和看法中,雖沒有直接提到整個世界是如何如何的問題,但它仍然和某一種世界觀有著密切的聯繫,這就是對於事情悲觀失望,認為世界上事情的困難是無法改變的。這在根底裡有一種悲觀主義的思想。又例如那持久戰的思想,這種思想已經在中國抗戰的實際歷史事實中證明的確是真理。這種思想一方面固然是關於中國抗戰的科學思想,另一方面,這種思想是按照中日兩國力量對比和各種主要的事實條件,加以深刻研究而得到的結果,因此,這種科學思想的根底裡,就包括著唯物論的哲學思想。這兩個例子,已經很明白地告訴我們:我們的一切思想,我們對於每一件事或每一類物的認識和看法,都在根底裡包括著一種哲學思想,或者照專門哲學的說法,都有一種世界觀的基礎。從這一點來說,哲學思想所涉及到的,都不僅僅是我們對於整個世界如何看法的問題,它同時也貫串在我們對於任何一種事物的看法裡。

哲學思想,對於我們的一切思想,既是世界觀的基礎,因此就有著很大的作用。這種作用叫做方法的作用或研究指導的作用。亡國論的思想,在思想方法上是受了悲觀主義的也是一種形而上學的指導,把日本的強和中國的弱看作不能改變的,把世界上的事情看做絕望的。如果他肯虛心學習,接受唯物論的思想,拋棄悲觀主義的思想,按照唯物論的方法,把中日兩國的力量對比和各種最主要的事實條件認真研究一番,那麼,隻要他不是汪精衛的死黨,或昧著民族良心要跟反動派和敵人講妥協,他就應該承認亡國論的不對,就應該接受持久戰的真理。這一種情形告訴我們:如果我們有了不正確的哲學思想,在我們看事情和認識問題的時候,就會受到不正確的方法的引導,而這種方法就會把我們帶到錯誤思想裡面去;反之,如果我們掌握了正確的哲學思想,在我們看事情和認識問題的時候,也就掌握了正確的方法,而這種方法就能使我們對於每一件事和每一類物找到正確的認識和看法。因此,哲學是世界觀,同時又是思想方法。我們研究哲學,目的就在於學習掌握一種正確的哲學思想,也就是在於要學到正確的世界觀和正確的思想方法,作為我們在革命鬥爭中正確地研究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有力的武器。如果我們沒有正確的哲學思想,沒有正確的世界觀、正確的思想方法,我們在革命工作中,在研究問題解決問題的時候就要犯錯誤,就要使革命隊伍和革命人民遭受損失。

我們現在已經懂得什麼叫做哲學了。但是,我們就此能算完全找到桃樹了嗎?不,還有一個問題需要作一番解答。我們不僅要求懂得什麼叫做哲學,而且還希望懂得什麼是正確的哲學,什麼是正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

要解答這個問題,我們最好先一般地解釋一下:什麼是我們對於事物的正確認識和看法。還是用抗日戰爭的例子來說,對於抗戰的三種看法——亡國論、速勝論和持久戰,哪一種是正確的呢?抗戰八年的歷史已經證明了,亡國論和速勝論的看法都不對,而持久戰的戰略思想纔是正確的。這種正確的思想,它的特點在什麼地方呢?它和前兩種不正確的思想有什麼主要的區別呢?它的特點和主要的區別就在於:持久戰的思想,和抗戰的事實發展規律是完全一致的,它不隻是我們頭腦裡的思想,而且是把事實的發展規律正確的反映在這一個思想裡。至於那不正確的亡國論和速勝論的思想,它的內容卻和抗戰的事實發展規律全不符合,它之所以叫做錯誤思想,就在於這種思想不能正確地把事實發展規律反映出來。什麼是這裡所謂的規律?規律就是事物變化發展中一定不移的關繫和過程。由於敵強我弱以及其他許多事實條件,抗戰必定要經過長期的戰爭而不能速勝,必定要通過防御、相持和反攻的三階段的道路,必定要展開廣泛的遊擊戰爭到處打擊敵人,纔能漸漸削弱敵人以至使敵強我弱的力量對比發生根本變化。由於我們是進步的,敵人是倒退的,我們多助,敵人寡助,我們是大國,敵人是小國這些事實條件,因此隻要堅持抗戰,最後勝利必定歸於我們,而事情的發展決不會如亡國論者的悲觀想法那樣。這些,以及其他一切關於中國抗戰發展的規律,抗戰中一定不移的各種關繫和過程,都在持久戰的思想裡正確地反映了出來,而速勝論和亡國論的思想卻完全違反了這些規律,因此持久戰是正確的思想,其他兩種思想就是錯誤的思想。

現在我們就可以談到什麼是正確的哲學思想了。各種正確的思想,都是反映了一定事物的發展規律。而正確的哲學思想,則是正確地反映了整個世界發展的總規律,以及我們對於世界應如何認識的總規律。這樣的正確的哲學思想,就是辯證法唯物論,我們學懂了它,那我們對於世界就有了正確的根本認識或根本看法,就可以有了正確的世界觀和思想方法,就能夠在研究問題、解決問題的時候掌握到有力的方法武器。研究各種事物規律,是科學的任務。我們如果要想對於一定事物,獲得正確的思想,避免錯誤的認識和看法,就必須對這一類事物作科學的研究。但要對於任何事物能作正確的科學研究,就必須以正確的世界觀和思想方法作為基礎,就要研究整個世界變化發展的總規律,以及我們對於世界如何認識的總規律,而這就是哲學的任務。因此,我們如果想獲得一種正確的世界觀和思想方法,避免受到錯誤的反動哲學思想的影響,就必須很好的研究一下哲學。

還要重復說一下:哲學是世界觀又是思想方法,正確的哲學就是一種科學的思想方法,它能夠幫助我們對於事物進行科學的研究,找出它們的真實的發展規律,獲得正確的認識和看法。有了這種正確的認識和看法,我們在革命行動中和鬥爭中就不至於摸錯道路,就有勝利和成功的希望,否則就要受到挫折或失敗。例如在抗日戰爭中,毛澤東同志正確地應用了辯證唯物論的思想方法,就為我們指示了持久戰的科學真理。中國人民所以能夠以一個弱國而在八年抗戰中擋住一個強大敵人的侵略鐵蹄的前進,給它以有力的打擊,最後把它打敗,並且發展了人民的力量,建立了廣大的解放區作為走向全國解放的基礎,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由於我們依照了持久戰的科學思想進行抗戰,而不是依照亡國論和速勝論的錯誤思想來指導行動。正確的哲學思想,對於我們的實際行動就有這樣的重大作用,它就是我們進行革命的階級鬥爭的有力的思想方法的武器,因此我們必須認真地研究哲學,學習掌握那正確的思想武器——辯證法唯物論。

學習哲學既然是為著掌握革命鬥爭中研究問題解決問題的正確的方法武器,因此,我們研究哲學的時候,就也必須時時刻刻有意識地注意到這一個解決實際問題和指導行動的目的,在研究中經常聯繫工作和鬥爭中的問題,切不要纏繞在與當前實際毫無關繫的空洞議論和名詞的糾紛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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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我怎樣寫成《大眾哲學》①的(代序)

我寫成了一本通俗的《大眾哲學》,並且獲得了不為不多的讀者,在我自己,實在是一件意外的事。

理論的通俗化,現在是大家都知道它的重要性,而且對於它所關涉到的一切問題,也有很多人熱烈地討論過了。但在兩三年前,在《讀書生活》中《大眾哲學》以及柳湜先生的《街頭講話》等沒有出世以前,就很少人注意到通俗化的問題,甚至於對於通俗化的工作輕視的人也是有的。老實說,我自己就多少有點偏見,把理論的深化看得比通俗化更重要。就是到了現在,雖然讀者們接受《大眾哲學》的熱情教訓了我,使我深深地領悟到通俗化工作的意義了,但就我個人的興趣來說,仍是想盡量偷空做些專門的研究。我的這一種興趣上的偏好使我成為一個愛讀死書的人。如果不是為著做了《讀書生活》的一個編者,不能不服從編者的義務的逼迫;如果不是朋友們的鼓勵和督促,《大眾哲學》也許就永遠不會開始寫,而我也許永遠沒有機會使這麼多的讀者們認識了。

回想起來,我覺得自己真是對不起讀者。因為讀者諸君對於這本書雖然給予了極大的熱情的代價,而我在寫作的時候,卻沒有投下了同樣的熱情的資本。我對於這件工作是時時刻刻抱著躊躇的心情,並不是勇猛地做下來的。我對於自己的工作的意義實在認識得不夠了。

但也得要聲明,我隻是沒有用很大的熱心來寫,這並不是說寫的時候沒有用力。熱心不熱心是一回事,用力不用力又是一回事。是的,《大眾哲學》實在花費了我不少的精力。如果我用同樣的精力來做專門的學術研究,我想至少也可以有兩倍以上的成績了吧。一本不到十萬字的小冊子,前後竟經過了一年纔寫完。雖然這一年中我還做了其他的事情,但至少四分之一的時光是用在《大眾哲學》上的。這就是說,我至少寫了三個月的工夫,而寫出來的東西又是這麼幼稚,在內容和形式上都沒有做到完善的地步。

這是為什麼呢?這一方面要歸罪於我的不大敏活的頭腦,一方面也是由於這件工作的本身有著許多的困難。

第一,寫通俗文章比專門學術文章更難。專門學術的文章,不十分著重寫作技術,隻要有材料、有內容,即使用了艱澀的文字和抽像的把握,也不是十分要緊的。通俗的文章卻要求我們寫得具體、輕松,要和現實生活打成一片。寫作技術是第一要義,同時理論也切不可以有絲毫的歪曲,這就是一個困難。這困難在哲學這一門最一般的學問上更是顯著,而把這一個困難的重擔擔負到了我的肩上,就尤其是更大的困難。我掮著這個擔子是極不勝任愉快的,因為真能當這重擔的人,應該對於生活有充分的經驗,而我缺少的卻正是這一個東西。我的生性不大活潑,向來就是在學校生活中過去了大半的時光,生活經驗嘗得極少。朋友們當我的面時,常常稱我做“學者”,背地裡我相信他們一定會換上一個“書獃子”的稱呼。是的,叫一個“書獃子”來把生活和理論打成一片,不是妄想嗎?不客氣地說,我自己還不至於這樣完全不能自信。近幾年來,我也在不斷地向生活學習;但我所懂得的生活畢竟很少,不能夠運用自如地把材料裝進作品裡去。這是我在寫作《大眾哲學》時最感困難的一點。

第二,是環境的困難,言論自由的限制。這不但是寫作通俗文章感覺到,就是一切其他願意存著良心來著作的人都很明白的。當《大眾哲學》在《讀書生活》上逐期連載的時候,言論界還存在著檢查委員會的統制。一篇文章寫成之後,要經過“刪去”、蓋章,然後纔能夠和讀者見面。踫得不好的時候,就根本無法出版。《大眾哲學》所要講的全是新唯物論方面的東西,這根本就已經不大妙了。如果再把說明例子舉得更現實、更明了、更刺激,那麼,這個發育不全的小孩也許就會根本流產。為著這樣的緣故,就是有了實際生活的材料,也因為礙於環境,沒有辦法拿出來。慢說我沒有豐富的生活經驗,即使有了,也會感覺到運用困難的苦楚。我有時不能不把很實際的例子丟開,而用上了很不現實的例子,譬如用孫悟空的七十二變來說明本質和現像就是一個好例。這些地方,曾引起了許多人的指摘。我不怪他們,因為他們不明白我寫作時的困難。我們當時所處的情勢,就像亂岩中間的流水一樣,本來應該一條直線流下去的,但中途遇到許多阻礙,隻能不斷地濺著飛沫,打著許多彎轉,然後纔能夠達到目的。《大眾哲學》的寫成,就是這樣辛辛苦苦地繞了許多彎路的。

在這樣的困難情形下誕生出來的《大眾哲學》,自然要感到極大的難產的痛苦,而所生下來的嬰孩又一定是不很健全的了。我在這本書第4版改名《大眾哲學》(本書原名《哲學講話》)時,說寫作《大眾哲學》是喫力不討好的工作,也就是指這樣的意思。

在這樣的困難之下是怎樣寫作的呢?

因為不能充分地把實生活的事例應用到所寫的東西裡去,於是我就不能不另外再找許多接近一般讀者的路徑。首先我要把專門研究者的心情放棄了,回復到初學時候的見地來寫作。說話不怕幼稚,隻求明白具體。一個專門家是常常愛單刀直入地把握到理論的核心,對於事例的引證倒反放在附屬的地位。我以為如果每一句理論的說話都要隨伴著一句事例的解釋,在專門家看起來是淺薄幼稚,通俗讀物所要求的卻正是那樣的東西。通俗讀物要求從頭到尾都有明白具體的解釋,因此每一篇都把一件具體的事例做中心,而每一篇所定的題目也就不用哲學的題目。這樣的寫法,和一般哲學文字的寫作原則自然是違反了的。也就因為這樣,使得有些專門研究的朋友認為《大眾哲學》的體裁是“喧賓奪主”,把事例遮蓋了理論了。是的,我自己在寫作的當初也覺得這有點喧賓奪主的樣子,但這樣的寫法是不是不對呢?這是要由我們的讀者來評判的,因此就不顧一切地這樣嘗試了。在這裡,我所選擇的接近讀者的第一條路徑就是:故意寫得幼稚。

我選擇的第二條路徑,是故意不加剪裁,不怕重復。一個例子在這一節用了以後,在另外一節仍然不怕再拿來應用;一件事情在前一節做了詳細的解釋以後,在第二節仍不憚煩地再略說一遍。在一冊小書裡用這樣的方法來寫,在文字上自然是很不經濟的。但我們如果顧慮到初學者的興趣和理解力,就覺得這樣寫也是很必要,因為在專門學者或有較高修養的人,有些事是可以不必多講就明白的,而對於初學者,你卻最好給他多解釋。我是抱著這一個宗旨去寫的。因此,如果一個對於文字美有嗜好的人來讀我的《大眾哲學》,他一定會感到不簡練、啰唆、重復的毛病。

自然,使我不能不采取這種重復而啰唆的形式的原因,另外也還有一個,這就是因為《大眾哲學》是需要按期發表的東西。每期雜志的出版要隔半個月的工夫,而《大眾哲學》又是有繫統的讀物,中間時期隔得太多,就難免會感到興趣的減少。因此不能不把每篇寫成有獨立性的東西,使讀者按期看下去也可以,而單獨看一期也不至於一無所得。為了這緣故,一篇文章的內容如果和另外的一篇有密切關繫時,就不能不把另外一篇所說過的在這一篇略復一遍,這也就造成重復現像。

以上就是我努力接近讀者所取的路徑。這樣的路徑自然不很正確的。論理說,我們應該有更直接的路徑,但為著自己的缺點和環境的困難,我隻好把更直接的路徑回避了。這是消極地從形式上接近讀者,而不是積極地使內容和讀者的生活發生密切的關聯。

像這樣寫出來的《大眾哲學》,自然不能算是一本很好的讀物了。我同意有一個刊物所批評的話說:“現在不是沒有人能寫出更好的同類的書,而是沒有人來努力。”是的,我承認中國應該有更好的書出來。我把這不大好的一本投到讀者的面前,是很惶愧的。但這一部書竟寫成了,而且竟意外地獲得了不少的讀者。這又使我的心裡感到了一些安慰,感覺到一年的功夫也並沒有白花。但這樣的現像,與其說是《大眾哲學》本身的成功,勿寧說是中國一般大眾的知識饑荒是太可怕了。讀者對於我們的期望的熱烈,實在是遠遠地超過了我們的纔能和努力之上,因此纔使這樣一本蹩腳的書獲得了廣大的讀者的歡迎。我所感到安慰的是,因為《大眾哲學》的出現,因為讀者諸君對於這本書的熱烈的愛好,研究專門學問的許多人(連我自己也在內)也許會因此深

切地明白了中國大眾在知識上需要些什麼,因此也纔知道自己為了他們應該寫些什麼。我自己正是因為這樣纔把當初寫作時的那種躊躇的心情拋棄了,更有勇氣地來做一些我認為應該做的工作。我相信另外的許多朋友也會有這種同感。要是這樣,那麼目前中國哲學上的同道者也許有人會起來努力做一件更好的工作的。《大眾哲學》如果能產生這樣一種“拋磚引玉”的效果,那就更是我私心所要引為慰藉的了。

艾思奇

193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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