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良先生的這本書，按散文、隨筆、美文的種種標準來要求，可能更具邊緣性文體的特點：它打破了某些常規，打通了某些界限，它質勝於文，注重於表達勝於文辭的修飾，但它所具備的充沛的內質，感人的力量，是許多過於雕琢的程式化的“美文”所無法達到的。所以，我首先要說的是，這是一本具有強烈的時代感，現實的針對性，頗能觸及時代敏感神經的作品；它的一個最為突出的特色，就是緊緊圍繞當代人的道德倫理現狀，注重生活性、日常性，甚至世俗性，有一種“入世”的積極品性，它的核心是干預人的靈魂。讀下來會發現，這些文章，據事論理、針砭時弊、真誠樸實、妙語迭出，很能引發人們的思考。
比如《康復日記》，記述了一位丈夫，以驚人的毅力，挽回了幾乎不可挽回的生命，並且使得車禍後已成植物人的妻子，最終站了起來。這位丈夫說，我護理代瓊四年多，幾多悲痛？幾多苦累？幾多艱辛？天不曉得，地不曉得，代瓊也不全曉得，但我自己曉得。這是一個丈夫的職責。我隻有做好，纔對得起“丈夫”這兩個字。在康復代瓊身體的同時，也康復了我對愛情
的認識：隻要有愛心、有恆心，什麼人間奇跡都可能創造。這位丈夫還坦率地說，外國有個“情人節”，中國有那麼多人跟著過“情人節”，為啥中國就不能有個“愛人節”呢？能有這個節來幫助人們紀念和留住那份純真的愛情、那份美麗的念想多好！這使我想起了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話：“愛情的意義就在於幫助對方提高，同時也提高自己。”
在作者筆下，愛不是空洞的，也不是盲目的，愛是具體的，是有特定時代內涵的，因而是廣闊而豐富的。愛，始終伴隨著人類，愛有自己偉大的傳統，愛是人類最偉大的感情，對中國人來說，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是愛的基礎。一個人對祖國、對家鄉、對人民、對父母、對師長、對周圍所有人的愛與尊重，比世間任何東西都更重要。例如，《舅父的品格》，就是一篇感人的作品。這裡的愛，不僅僅出於血緣、骨肉之情，而是這位彌留之際的舅父，有許多超乎常人、令人尊敬的高尚品德。他做村官一輩子，總是喫苦在前、享受在後，他寧可自己倒霉，也不願群眾倒霉。有人想要整他，煞費苦心，研究了一整夜，仍覺得無處下手。這可能會讓一般人難以相信，真有這麼幾十年如一日的好村官嗎？事實是最好的回答。就因為他心中有大愛。
當然，“愛”的現狀是復雜的。在現實中，我們會看到大量關於愛的報道，不免常常感慨，畢竟還是好人多啊。這是事實。然而，同樣不可忽視的是，愛的匱乏、愛的缺席，也所在多有。愛在最需要出現的時候，卻往往沒有出現，這令人憾恨。這就不能不讓人思索我們這個時代的道德現狀了。不必諱言，冷漠、隔閡、不關心他人也習慣於不被他人關心，正在成為不少人修煉的防身術，讓心穿上盔甲，以冷對冷。人似乎變得更聰明，更實惠了，於是，見義勇為者，伸張正義者，為正義而鬥爭的大無畏犧牲精神，日漸稀少。有時候你會感到，這是不是一個
平庸、富足、享樂主義和犬儒主義盛行的時代。一些人沒頭蒼蠅似的追名逐利，不尊老、不尊師、不親親、不愛人，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正在丟失。現在通訊雖然高度發達，但人心和人心往往是隔絕的，難以溝通的，人不關心人，隻有利益關繫至上，實用關繫至上。一些人把幸福的坐標建立在官銜權力、物質財富上，必然導致為了獲取權力、金錢的角鬥，不正當競爭必然引發道德的墮落。物質占有和感官享樂的指數越來越高，幸福的指數必然越來越低。
在今天，呼喚愛是多麼迫切，多麼重要！《愛行天下》的字裡行間，蘊含著徐國良在人類道德文明面臨嚴峻挑戰的形勢下，對我們民族道德文明建設的思考。當今中國社會的急速變化，萬花筒般的令人眼花繚亂的各種生活方式、價值取向、夢想追求相互博弈又相互兼容。人類積聚了幾千年的精神遺產：善良、仁愛，似乎成為當代人精神素。正如霍爾巴赫所說：“在一個極度自私的社會裡，幾乎所有的社會成員都互為仇敵。每個成員都隻為自己生活，很少顧及他人。每個人都隻受自己欲望的支配，隻考慮與社會利益背道而馳的個人利益，正是那個人對人是豺狼的時候，作為那個社會成員的人，有時比起生活在深山密林中的野人還要不幸。”書中不少文章涉及造假，欺騙者的卑劣嘴臉，如《鐵戒指》中的老板和周圍的說情人，可謂司空見慣。
寫故鄉的文章占了重要分量。作者說，鄉愁是本永恆的書；鄉愁是首無盡的歌；鄉愁是我永遠苦澀而甜蜜的記憶。我寫下點滴，留在紙上，想讓這些有文字的鄉愁，供我年老體衰後時常反刍，想讓子孫後代不把鄉愁當作傳說。作者抒寫了強烈的懷鄉之情。幾千年的人類社會一直存在著流動，當今社會的流動更為頻繁和遙遠。那些遠離家鄉漂泊異鄉的人，必然懷念
生養自己的故鄉，必然懷念總角之交的老友，必然懷念故鄉的生活。對故鄉的懷念是家國情懷的召喚，是善良和摯愛的外現，可以演化為憂國憂民，彌合國家創傷的訴求，是我們民族幾千年來文學創作的重大母題之一，是種美好的善愛情感。應該說，這些篇章也是全書最動人的部分。
在《愛行天下》裡，作者一方面抒寫了當代軍人的思鄉之情，通過講述屋場演變、祖墳遭遇、童年困苦、故鄉習俗、家鄉巨變等許多感人故事，讓鄉愁成為一種催人奮進的文化和弘揚中華傳統美德的平臺；另一方面又生動傳情地告訴人們，軍人既愛自己的家鄉和親人，又視人民為父母，駐地是故鄉。他們時刻胸懷“軍隊打勝仗，人民是靠山”的大愛之情和感恩之心。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這本書中還專門用一章九篇文章，暢敘了許多愛自己的故事和思想。作者認為，愛自己不應是個自私的命題，當今社會存在的缺德、腐敗、違法犯罪、自殺兇殺行為，都是源於不懂、不會、不能珍愛自己。有些人因為不愛惜自己的良心、不把自己當人、經常忽悠自己、給自己打折，所以纔自己害了自己。正如作者所言：“一個不把自己當人的人，怎能做好人！一個不把自己當人的人，你能指望他把別人當人來關愛和尊重嗎？”一個真愛自己的人，一定會做個有良心的人、有愛心的人、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人活著，既是為自己，也是為親人、為他人、為社會和國家擔當一份義務和責任。我們既無權不把別人當人，也無權不把自己當人。”
今天的社會，特別需要彰揚人類精神的作家，特別需要傳承人類正面精神的文學。正如普拉安東諾夫強調的：“要人類獲得幸福，文學就必須首先使人成為人，即通過充滿詩意光輝和精神力量的手段，幫助人們擺脫那種黑暗的、野蠻的、庸俗的生活狀態，從而最終將人類的生活向上提升到一個值得追求的
境界。”
我也曾在《新世紀文學的精神生態和資源危機》中談到：“當代文學迫切需要正面價值。什麼是正面價值？就是那種引向善、呼喚愛、看取光明、明辨是非、正面造就人的能力。”我也在《當前文學創作癥候分析》中談到：“作家的責任就是對人類生存境遇的深刻洞察，善於表達精神的作家能夠做到把故事從趣味推向存在。他們應該是民族精神的高揚，偉大人性的禮贊，應該是對人類某些寶貴價值的肯定，例如：人格、尊嚴、正義、勤勞、堅韌、樂觀、寬容，等等，有了這些，對文學而言，纔有了魂魄。”
國良先生曾經繫統地思考和研究過當今的倫理道德問題。我讀過他的道德繫列叢書——《德行天下》《誠行天下》《度行天下》《美行天下》《兵行天下》。這樣繫統的關於倫理道德的考察和書寫，在當今中國文壇是極為難得的。2017年初，徐國良先生發來《愛行天下》的書稿，囑我作序。讀畢，思維被剛剛閱讀的文字引入善良、仁愛的精神高空，寫下以上文字。
2017年4月29日，寫於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