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親密的先生”
清華學生一般在留美前一兩年纔“擇業”（學科方向），陳銓未雨綢繆，1923年就開始考慮了，並“問了很多有經驗的人”，據“他們的忠告”與“自己的審查”，一開始有學教育的動議。因為他認為“教育為國家精神之所托命”，“國中研究者之太少，又見教育對於國家人民之重要，故近來頗有學此趨向”1923年9月18日。
1924年初，陳銓又多次請教“職業指導部”主任莊澤宣博士。莊為清華1917年留美生，作為過來人，他建議還是以打基礎為宜，到高等科二三年級再作定奪。1924年1月3日。當年秋，升入高等科的陳銓給自己定下了“造學計劃”：“把大部分的功夫來費在語言同科學上”，文科則“通通不學”，因為清華師資“不狠好”，“參考又不夠，費一年功夫，僅僅學一二本書而已”，“若是語言弄得好，將來到美國參考方便，不過一月功夫，學來還踏實些。至於語言是造學的工具，多一分氣力，多一分用處”陳銓：《海濱日記》，1924年7月21日。。
自此，陳銓依計行事，鑽研“各種學科入門書籍”，打牢學業基礎，並“留心”與“各種事業上人的談話”，“以便作擇業預備”。1925年5月5日。可能越來越發現自己的興趣和優長，慢慢集中在“文字上面”，兼本來對文學就很有興趣，但陳銓卻並沒打算以之為終身志業，最終學“文學”，吳宓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經顧泰來舉薦，吳宓1925年初回到清華主持研究院國學部。雖因反對新文化運動和浪漫天真、不合時宜的行為做派，公開私下皆頗遭議論，但作為成名的學者和校友，在清華園卻有很高的人氣聲望，自然也引起陳銓的注意。初到清華，吳宓專門為中文根底好的學生開設了一門《翻譯術》課程。陳銓雖“本無意翻譯”，但欽慕其學問名聲，又被國文老師“舉薦”，並通過了考試，遂加入其中。賀麟曾回憶道：“吳宓先生是當時清華的一個精神力量。他開了一班‘翻譯’的課程，選習的人並不多。有時課堂上，隻有蔭麟、陳銓和我三人。我們三人也常往吳先生住的西工字廳去談論。”賀麟：《我所認識的蔭麟》。此後三人與吳宓過從密切，後世謂之“吳門三高足”。
《翻譯術》是吳宓到清華開的第一門課程，其宗旨“在視翻譯為一種文學上之藝術，由練習而得方法，專取英文中之詩文名篇傑作，譯為中文，而合於信達雅之標準”，其教授方法為：先講授翻譯之原理，略述前人之學說，繼以練習，注重下列三事，為翻譯所必經之步驟：（一）完全了解原文，（二）以譯文表達之，而不失原意，（三）潤色譯文，使成為精美流暢之文字。練習分短篇長篇二種，短篇一學期中多次，題目由教師發給，專取各種困難繁復之句法，譯卷由教師批改，長篇一學期一次，學生各擇專書翻譯，而由教師隨時指導之。《科目說明·翻譯術》，《清華一覽1924—1925》，清華學校出版物，1925年，第48頁。平時多選西洋經典詩文，要求學生反復揣摩，並迭出新意地用近體詩格翻譯西洋詩歌，還將學生的翻譯習作，擇優登載於《學衡》雜志。經吳宓課堂內外的濡染熏陶，陳銓、賀麟、張蔭麟、董承顯等皆對文學和翻譯發生濃厚興趣。
可事實上，陳銓、張蔭麟諸人此時都不想學文科。1925年8月6日，陳銓造訪吳宓，具體若何不得而知，隻見吳宓在當日日記中憤憤寫道：此間一二優秀學生，如張蔭麟、陳銓等，亦皆不願習文史之學，而欲習所謂實際有用之科學，以從事於愛國運動，服務社會。甚矣，習俗移人，陷溺之深，竟無有能脫離污泥而克自樹立者。哀哉。《吳宓日記》（三），第53—54頁。吳宓的無奈喟嘆大概也是有感而發，蓋因在剛發生的五卅運動中，“三高足”皆滿懷熱忱參與其中，賀麟還被選為清華“滬案後援團”的代表，暑假中還曾到河北、河南等地宣講鼓動愛國主義和三民主義。當然，師生之間的巨大差異，不隻是學以致用、匡救時弊的救國理念，還在於思想觀念上的衝突和交鋒。
1925年初，吳宓在一篇譯文的按語中，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制”，來例證“遽爾全行革除，則為患實深”，並批評“今之治國學者，但知從事考據，瑣屑推勘，甚或專務疑古，以推波助瀾，破壞禮教”\\[美\\]吉羅德夫人撰，吳宓譯：《論循規蹈矩之益與縱性任情之害》，《學衡》，第38期，1925年2月。。吳宓的觀點本不值得一駁，但彼時陳銓正受包辦婚姻困擾，情郁於中，見如此言論，不啻如鯁在喉，便著文予以質疑。在陳銓看來，“方術”和“標準”應該適時而變，“與今日之社會情形，是否扞格不合？苟其不合而有害也，則改之”，“不然，則錯取一標準，可害人於無窮”，“萬不能含糊過去”，不獨舊式“婚禮”之荼毒人性，中國“數千年來死於不良禮教者，多不可勝計，皆由其中不良之標準在，而人乃憚故習而不改也”②陳銓：《評〈學衡〉記者談婚禮》，《清華周刊》，第353期，1925年10月2日。。
據陳銓所言，反駁文章完成後，“恐吳先生有未盡之論，或有對於婚禮具體建設之主張，為予所不知，或為先生未嘗為文發表者，故寄示之。後又與之晤談，承其詳為解釋，約二時之久，然予心不以為然”，並寫道：予深慨今日之學風，非盲目信從，互相稱譽，即不分黑白，盡力詆諆，對於一種問題，每多不努力於平情建設之論，而徒從事於怨歌嗟歌之言，與意氣之爭執，故於師友交遊，均不敢隨意阿附，毅然以求真為念，想亦吳先生之所贊同歟？②實際上，對於五四以來關於傳統和西化問題，陳銓有非常清晰的判斷：“外國化與不外國化並沒有什麼要緊，隻看化得對不對”，“不必見著采用外國制度風俗文物，就搖頭咋舌，深嘆國粹國糟，不能保存”，“隻要化得對，也並沒有什麼可怕的”陳銓：《閱〈願全國教育家反省〉以後》，《清華周刊》，第349期，1925年5月29日。，可謂是十足的“拿來主義”。在激進的文化革命潮流中，文化保守主義者吳宓逆勢而動，援引其哈佛大學導師白璧德的“新人文主義”，以一己之力辦《學衡》，致力“昌明國粹”，以期保留和重建以儒家倫理為核心的人文傳統參見瀋衛威：《吳宓與〈學衡〉》，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13—14頁。。陳銓則多受新學思潮和愛國運動的濡染熏陶，崇尚自由民主、科學理性之現代觀念，更有強烈的愛國精神和謀圖拯溺的濟世情懷。這是師生間思想觀念上的根本區別。
吳宓終究是一個容忍異見的謙謙君子，也表現出一個良師的胸襟風範，隻是在日記中憂心忡忡地寫道：“清華新派之對宓攻詆，此其開端矣。”《吳宓日記》（三），第60頁。擔心的事情實際上並沒有發生，這場小小插曲，映射了雙方不同的價值取向，但並不妨礙師生間的密切過往。受吳宓課堂內外的循循善誘，陳銓的興趣逐漸轉向文學，也每每得到吳宓的褒揚鼓勵：“昨翻譯班教員吳宓先生，將男所譯安諾德英文詩一首，深為嘉許，並擬以登《學衡》雜志”；“近日讀英文詩甚多，常擇其優者，譯成中文詩，作為翻譯班功課，吳宓先生頗為贊賞，已登數首於《學衡》雜志。”1925年3月27日；1926年4月29日。
即便如此，陳銓仍無意於學文學。此時，他可能滿腦子都在琢磨究竟哪種學術，能迅速發生作用，起溺圖強，洗雪國恥。1926年3月13日，在清華孫中山逝世周年紀念會上，陳銓撰寫一副“最長”的挽聯：重揮急淚哭先生：看今朝華夏，此鬥彼爭；主義信徒，筆酣墨飽；霖雨蒼生之望，悠悠者，竟誰堪指數乎？四十載辛苦經營革命事，成功未竟；群龍失首，大陸倉皇，外患燃眉，新亭飲泣；熱血已如怒濤起，道所痛與世間離，妙藥可返魂，願活我公於九京，領袖同胞，實現三民主義！
再到碧雲追往跡：正斜日暖風，鶯呢燕語；青衫紅粉，踵疊肩摩；盡忠報國之成，嘖嘖者，更互相口道矣！五千年神明種族奴隸恥，誓死不承；眾志成城，危邦拯救，內憂逼目，遺範遵循；睡獅近自長夢醒，豪傑何須文王作，精靈終弗泯，建興偉業於中土，排除萬險，保全一片河山！《中山先生周年紀念》，《清華周刊》，第371期，1926年3月19日。這極具像征性的話語和行為，既是對孫中山的敬仰，也是其彼時所思所慮和理想抱負的真實寫照。一星期後，陳銓在家書中寫道：“去年曾告阿父，男頗有志於教育，今則興趣已變，頗有志於政治與新聞，自審纔力，尚能有一番建白。”1926年3月19日。
一直以來，清華留美生“多攻應用科學”，尤以“習工程實業者，為最普遍”，1920年代以後，“兵戈四起，瘡痍滿目，民不聊生，遑言工業”，“英雄無用武之地”，選理財經國者漸多朱君毅：《丙寅級留美之學校與選科》，《清華周刊》，第383期，1926年6月11日。，甚至學軍事學的也不少（如曾錫珪、孫立人、李忍濤、梁思忠、謝明旦、王之等），但學文學者一直寥寥無幾，如1924到1926每年均為一人（李方桂、孫大雨、李唐晏），1927年也隻有朱湘和柳無忌，隻有1923年稍多有謝文炳、方重、梁治華（實秋）、盛斯民（赴美後學哲學）、孫成歟（孫瑜，實際學電影）等5人。。於此就不難理解，陳銓即使頗有興趣，卻並不想以文學為業。
從某種意義上說，與吳宓的相遇，改變了陳銓的人生軌跡。幾個月後，他改變了主意。1926年10月，弘毅學會登記會員時，陳銓在“專習科目”一欄寫下“文學”二字《弘毅學會會員名錄》，《弘毅》第1卷第3期，1926年10月。，三十年後，他寫道：“吳宓，清華時我親密的先生。我常去請教他，他許我為天纔，盡力提撥我”，“因為他的勸告，我學文學”《陳銓檔案》，南京大學檔案館。。
吳宓的春風化雨，終見成效，賀麟、陳銓、張蔭麟皆學的是“文史之學”。得英纔育之，從博學溫雅之良師，乃人生之幸事，三人日後各有建樹，在中國現代文化史上皆留下了深深的印跡，“吳門三高足”名不虛傳，隻是公開反駁老師，也讓吳宓多少有些芥蒂。師生情誼是一輩子的緣分，陳銓後與吳宓在清華大學、西南聯大又同事八年。據說，後來執教於重慶西南師院的吳宓，凡遇富順籍學生，總會提及這位得意門生。隻是造化弄人，晚年的吳宓居然還要為學生寫下長長的“交代材料”。此繫後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