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前言
一
埃納爾·茂爾·古德蒙德松是雷克雅未克人，生於一九五四年九月十八日。一九七九年，二十五歲的他從冰島大學畢業，獲歷史與文學學士學位，此後便偕同妻子索倫·永斯多蒂爾一同搬到了丹麥哥本哈根，在哥本哈根大學繼續學習文學，同時進行寫作等工作。作家最初的幾部作品是在哥本哈根寫出的。
埃納爾的文學生涯起始於詩歌。一九八〇年，他以自產自銷的方式出版了兩冊詩集——《這裡有穿寇洛納牌衣服的人？》（Er nokkur í kórónaf?tum hér inni?）與《跑腿男孩是孤獨的》（Sendisveinninn er einmana）。
在《這裡有穿寇洛納牌衣服的人？》中有許多短小精悍的詩歌，這些詩頗受美國詩人理查德·布勞提根（Richard Brautigan）的影響，常以一句話來表達某一種思想或生活的一瞬，頗似格言警句。例如下面這首詩：
要是我是
一臺壞掉的電視
我一定會
在你們的生活中
引起更多的打擾
這是詩集中的第一首詩。詩集的封面上印有一塊電視屏幕，畫面上是一九三八年九月時與希特勒會面後歸來的英國首相張伯倫。電視在我們所感知歷史的過程中起著愈發重要的作用，這首詩也依然在強調電視在我們與外部世界聯繫中所起的作用。在我們的時代，電視或許變得比詩人更加重要，詩人的詩歌對我們生活的影響愈來愈小。為了繼續這種影響，或者說“打擾”，唯一的途徑便是將電視化為己用。這首短詩反諷地揭示了詩歌與詩人的地位，其對於電視既共謀又批判的態度更體現出了後現代的意味。
《跑腿男孩是孤獨的》中的詩歌篇幅更長、內容更為豐富。從這本詩集中可以看出，埃納爾是一位涉獵廣泛的詩人，不僅對其冰島前輩頗有了解，對世界文學更廣有涉獵，上至荷馬、莎士比亞，下至羅傑·麥克高夫、艾倫·金斯伯格等等。對於流行及搖滾歌手的指涉在詩集中亦很突出，如鮑勃·迪倫、大衛·鮑威、派蒂·史密斯等。詩集中的詩歌意像普通平常，風格簡單易懂，“簡單來說，他運用現代主義的形式，為其增添街頭語言與俚語俗語，還在其中引用搖滾歌詞、政治演說及經典文學。”對於政治的體驗與批評在一些詩歌中也有所體現。
這段時期的詩歌中，無論影響埃納爾的是政治還是文學，詩歌都體現出一種對於城市生活的理解，對於自身環境的認知，以及對過去歷史的回應。一九八一年，埃納爾出版了第三本詩集——《魯濱遜·克魯索回來了》（Róbinson Krúsó snyr aftur）。詩集中的詩歌與此前相比更加憂郁，更加深刻。值得注意的是詩集的最後幾篇更具敘事性，詩中描繪了雷克雅未克新建區域中富有冒險色彩的的童年生活，埃納爾隨後出版的第一部小說中仍能看到這種色彩，甚至可以將小說看作是這幾首敘述詩的延續。詩集中另有一首《拜訪》相當特別，描述了詩人與拜訪詩人的“詩歌”之間的交往：
詩歌來到我這兒，說
從此以後我們就是一對了
我會做你的面具
作為一副隱藏面孔和你一同行走，你隻需要
為那美麗的事物睜開眼
可是我已經厭倦了美麗
太陽春天和冰川可以平靜自處
動物與植物我隻在
大商店的冰櫃裡見過
詩歌沉默了
看著黃色的牆面，說
你在開玩笑吧
還是你已經拋棄了我
為何你不追隨那些進步者
為示威遊行送去言語
你還可以將自己賣給最高出價者
可是我已經厭倦了
對卡特拉的尤翰內斯
對有關山川和峽灣的民族詩歌
對這些正義的
永恆的祈禱時刻
詩歌為詩人提供了兩種選擇，一種是詩歌的美麗，一種是革命的激情，而詩人統統拒絕了。這裡可以解釋為兩種詩歌藝術手法，一種是現代主義，一種是冰島學界稱之為新現實主義的遊行示威詩作，詩歌中的詩人對兩者都感到厭倦。而真實的詩人——埃納爾自身實際上兼采兩種藝術手法來進行創作。
埃納爾的前三部詩集取得了廣泛的反響，也奠定了其作為詩人的成就與聲譽。此後埃納爾主要進行小說創作，偶有詩作。十年之後的一九九一年，埃納爾出版了詩集——《海中之石》（Klettur í hafi），一九九五年又出版了《在混亂的眼中》（í auga óreieunnar），二〇〇六年出版了《我從死亡身邊抄了近路》（ég stytti mér leie framhjá daueanum）。《海中之石》裝幀精美，配有許多畫作，詩人作詩，畫家根據詩歌來作畫。詩人開始探求城市之外的自然風物以及冰島這個島嶼民族，探尋“我們是如何恰恰在山川、荒原、村莊和海洋中找到我們的自我形像的。”例如下面這首詩：
一個雨水濃重的午後
一個遍行四方的夢中的一條船上，
講故事的詩人荷馬來到了雷克雅未克。
他走到碼頭盡頭
乘上一輛出租車，帶著他
沿著雨水灰蒙的街道行駛
經過一排沮喪的房屋
在街角，講故事的詩人荷馬轉向
司機，說：
“我如何能想像
在這雨水灰蒙的
單調中居住著一個充滿故事的民族？”
“這恰恰就是答案，”司機回答說，
“人們從來就沒有比
雨滴擊打窗戶之時
更想聽到好故事了。”
埃納爾為冰島詩歌注入了新的血液，增添了新的音調，他的詩歌真誠而又大膽，幽默又似男孩一般富有活力。詩歌深受搖滾樂以及各種流行大眾文化的影響，致力於表現詩人自己所處的時代，而埃納爾的小說創作與詩歌創作正是一脈相承的。
二
一九八二年，埃納爾憑借其第一部小說《盤旋樓梯的騎士們》（Riddarar hringstigans）贏得由大眾書社（Almenna bókafélagie）組織的文學競賽的一等獎。書中的主人公是尤翰·彼得松和他的朋友們。全書的筆觸是懷舊的，以一個六歲男孩的視角來觀察與體味世界，然而敘事聲音卻由一位成年敘述人發出，最為突出的就是敘述人對於世界文學、藝術、政治等的廣泛指涉，這是一個六歲男童絕對無法達到的。作家通過這樣的敘事方式展現了兩個世界——童年的奇妙世界與成人的現實世界。而在童真與奇妙的色彩之外，故事情節卻染上了憂郁的陰霾。故事尾聲時，男孩們在雷克雅未克一棟半完工的新建建築中玩起扮演騎士的遊戲，他們在其中抽煙擊劍，這座建築就是他們的城堡。他們沿著盤旋樓梯而下，可一位好朋友——尕達爾——掉下樓梯摔死了。幻想與童真的世界就此碎裂，孩童的世界已不再是孩童所想像的那樣，冰冷的現實與道德令主人公難以接受：“我以為小男孩是不會死的。”
埃納爾的下一部小說是《盤旋樓梯的騎士們》的續篇，出版於一九八三年，名為《檐槽中的振翅》（V?ngjasláttur í takrennum）。依然是雷克雅未克的那片區域，依然是尤翰·彼得松這個少年，隻是他更加年長、更加成熟，故事中也不再以僅他一人的聲音為主導，出現了多重敘事聲音。書中繼續描繪著一個奇妙的男孩世界——他們在理發師安東的帶領下開始收集鴿子，並為此建了許多小房子。然而男孩們的舉動也遭到了社會的反感，隨處可見的鳥糞令居民感到厭煩。鴿子沒有實際用途，卻是自由與幻想的像征：
我： 歐利，你發沒發現鴿子的腦袋好小。你覺不覺得它們沒有大腦？
歐利： 沒錯，它們有翅膀了。還要大腦做什麼呢？
我： 你的意思是有翅膀比有大腦好嘍？
歐利： 我覺得大腦上有翅膀纔最好呢。
故事的結尾依然是憂郁的，男孩們的世界崩塌了，市政府將他們建起的房子夷為平地，為更多新建的建築物騰出地方——現實戰勝了幻想。前兩部故事始終以第一人稱來描述童年生活與男孩世界，這無疑增加了作者寫作的難度，而敘事方法則明顯受到了君特·格拉斯的名作《鐵皮鼓》的影響。
《檐槽中的振翅》最後一章名為《天氣後記》（Epílógur um veerie），雨水亦開啟了下一部作品——《雨滴後記》（Eftirmáli regndropanna）。出版於一九八六年的《雨滴後記》為三步曲畫上了句點。前面講到，三步曲的故事都以雷克雅未克一個新建區域為發生背景，而在第三部中，敘述的重心轉至整片區域及其居民，牧師丹尼爾和她的妻子西格麗德等成人占據主導，敘事聲音與混雜。敘述人不再是尤翰·彼得松，他和伙伴們退出了故事中心，與區域中其他居民相融，成了“非人稱的、不具名的群體”，像征著“男孩文化的崩塌”。在文學流派上，有學者認為《雨滴後記》頗有魔幻現實主義色彩。
二〇〇五年，三步曲合為一輯出版，名為《童年的神界》（Goeheimar bernskunnar）。三步曲是所謂成長小說的變體，“敘事從對現實的以自我為中心的理解發展為對現實的社會化理解”。埃納爾最初的三部小說雖然在結構、人物、情節和語言等諸多方面不盡完美，但其體現出個人風格是值得注意的。他描繪了一個現實世界，然而這個“現實”卻並非許多作家筆下的那個陰郁灰暗的戰後現實。埃納爾的“現實”中充滿了奇幻與想像，平常的事物亦能以嶄新的面貌復現，這也是埃納爾一貫的創作思想。另外，與前人相比，雷克雅未克在埃納爾的筆下顯得更為豐富多彩，作為文學中的城市，雷克雅未克的形像更見豐滿。
三步曲後埃納爾出版了兩部小說作品，一九八八年的短篇小說集《尋找動物園》（Leitin ae dyragareinum）與一九九〇年的小說《紅色的日子》（Raueir dagar）。《紅色的日子》相比埃納爾的其他作品來說比較特別，它在人物塑造與事件描寫等方面更加傳統，講述一個來自北部阿庫雷裡的女孩來到南部雷克雅未克，結識了一群年輕的激進分子的故事。此書還有一點相當特殊——埃納爾的小說中第一次出現了真正占主導位置的女性主人公。
而後埃納爾繼續進行詩歌創作，還於一九九二年出版了兩冊童書。埃納爾最富盛名的小說《宇宙天使》（Englar alheimsins）出版於一九九三年。這部小說不僅在冰島國內廣受歡迎，更受到了國際讀者的追捧。一九九五年，埃納爾憑借《宇宙天使》獲北歐文學最高獎項——北歐理事會文學獎，埃納爾的文學能力與文壇地位亦於此得以確認。這部小說已經被翻譯成二十多種外語，二〇〇二年商務印書館也出版了由英語轉譯的漢譯本。另有根據小說改編的同名電影，由腓特烈·索爾·腓特烈松（Frierik Tór Frieriksson）於千禧年執導。腓特烈與埃納爾還共同創作了電影《自然之子》（B?rn náttúrunnar）（一九九一年）的劇本，該片獲一九九二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提名。
《宇宙天使》的敘述人及主人公名為保羅·歐拉弗松，在世時飽受精神分裂癥的折磨。這是一部變體後的自傳小說，讀者們很快便可感受到書中不同於普通自傳的超現實敘事手法——作為敘述者的保羅在講述故事時已經死去了，“所有人都該在人生結束之後再來寫自己的自傳”。然而若是按照書名來思考，便可將本書理解為一位天使在講述自己的故事，這也給予了全書敘事以及敘述人更為廣闊與靈活的敘事空間，書中對於現在時態與過去時態的混用更給予了讀者相當多有趣的暗示。保羅在書中一體兩面，作為人物的保羅是精神病患者，可作為敘述人的“我”卻是健康的；作為人物的保羅是死去的，而作為敘述人的“我”則是永生的，這種分裂的敘事格式出色地服務了敘事內容。
從鄉村到城市，從貧窮到富足，保羅的家庭是那個時代一般冰島家庭的縮影，或許保羅也像征了整個冰島民族。他出生於一九四九年三月三十日，恰好在同一天，冰島加入了北約。作為精神分裂患者的保羅生活在分裂的世界中，而現實世界也因冷戰而分裂成兩半，冰島因加入北約亦分裂成兩派。分裂是《宇宙天使》的核心。正如作為精神分裂者的敘述人的意識一般，書中充滿了碎片化的段落。作者始終在“現實”世界與精神分裂患者對這同一世界的闡釋中遊走，時而采用富有現實感的敘述，時而又插入極富詩意的篇章，其中一些詩作的原作者是埃納爾患有精神分裂癥的的哥哥帕爾米，他於一九九二年離開了人世。
雖然保羅的精神並不“健康”，但他極具藝術天賦。那麼精神病人對於現實的感知究竟是更加細膩還是更加粗糙呢？究竟瘋狂與清醒、疾病與健康之間的界限何在？或許就如生死的界限一般不甚明晰。看似健康的可能早已病入膏肓，反之亦然。這種矛盾埃納爾在許多作品中都有所闡釋。人們可以用無數種方法來解釋現實，然而社會中好似總有一個“正確”的觀念在限制著對於現實的解釋，人們對於社會中的“異類”或許也缺乏足夠的包容。正如書中所說，“克萊普到處都是。”（克萊普是現實存在的冰島精神病院）。讀者或許也能從《宇宙天使》中讀出社會批判的意味來。
埃納爾的敘事筆觸依然幽默、詩意、真誠。《宇宙天使》敘事手法獨特、內容豐富、題旨深刻，是當之無愧的冰島乃至世界當代文學傑作。
此後，埃納爾又陸續出版了《天上的腳印》（Fórspor á himnum）（一九九七）、《地上的夢》（Draumar á j?reu）（二〇〇〇）、《無名街道》（Nafnlausir vegir）（二〇〇二），敘述了一段自二十世紀至今的家族史。二〇〇一年又出版短篇小說集《可能郵差餓了》（Kannski er pósturinn svangur）。其中《天上的腳印》與《地上的夢》均獲當年冰島文學獎提名。埃納爾的文學創作在《宇宙天使》後轉變了方向，此後出版的小說中既無清晰的主人公，又無所謂的主要情節。故事重心或多或少轉向了口頭敘事本身，敘述人敘述著從他人處聽來的甚至是文獻資料中的故事。這些作品的風格、視角與寫作方法更多教人聯想到史書作家而非小說作家。而與過去的史書作家相比，埃納爾的故事中所描繪的並非攸關歷史的大事與英雄，而是敘述人的爺爺、奶奶等再平常不過的人物。這些故事的基礎也並非完全是文獻資料，更多的是記憶與口頭敘述。這種對於歷史中“個人”的關照與史學界中的新潮流“微觀歷史”頗為相似。個人經驗、口頭敘述、歷史研究與詩意敘事在埃納爾的作品中融為一體，他繼續探尋著真實與虛構的關繫，拓展著小說的邊界。
進入新世紀後，埃納爾依然活躍，創作不斷。二〇〇四年，埃納爾了出版《披頭士宣言》（Bítlaávarpie），搖滾樂的“幽靈”在冰島青少年學生們的世界中遊蕩。總的來說，這本書風格明快，作者的幽默又一次躍然於紙上——幽默永遠是埃納爾作品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本書獲冰島文學獎提名。
二〇〇七年《思想的柵欄》（Rimlar hugans）出版。據說二〇〇二年時埃納爾收到了一位囚犯寄來的信，信中他向埃納爾講述了自己的故事，並感謝埃納爾創作出這麼好的作品供他在監獄中閱讀。囚犯的故事便是作者寫作本書的靈感。本書的形式比較特別，融合了書信體與自傳體小說的特點，以書信對答的形式展現。本書獲二〇〇七年度冰島文學獎提名。
作為作家的埃納爾對冰島民族與社會心懷熱忱，二〇〇八年冰島爆發金融危機，民眾自發帶著鍋碗瓢盆上街抗議，媒體稱之為“廚具革命”（búsáhaldabyltingin）。埃納爾就金融危機和其他社會問題在報紙上撰寫了許多文章，還在公共場合發表演說，聲援民眾。隨後埃納爾出版了兩冊文集，分別名為《白皮書》（Hvíta bókin）（二〇〇九）與《銀行街〇號》（Bankastr?ti núll）（二〇一一），評論冰島政治、文化與社會方方面面。埃納爾於二〇一二年出版的小說《冰島國王》（íslenskir kóngar）則再一次將冰島社會放入虛構小說的形式中來思考與審度。
二〇一五年，六十一歲的埃納爾出版了《酷暑天》（Hundadagar），國際上頻頻獲獎的他（包括二〇一二年瑞典學院北歐文學獎等）憑借此書第一次獲得了冰島文學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