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立獨行的企鵝》
企鵝出版社授權傳記
最後的“紳士出版人”改變世界出版史的人物
影響了英國人的品位、思想、知識，還有性格。
英國企鵝出版社創始人艾倫·萊恩（1902-1970），是20世紀*著名、最重要的出版人之一。1935年，他創立的企鵝出版社嘗試以用一包煙的價格將偉大的書籍出售給千百萬普通民眾，由此開啟了世界出版史的一次重大革命。
在萊恩身上，時代精神、出版人的文化責任和經濟驅動這三者並行不悖，由此催生了企鵝出版社兼顧品質、風格和銷量的出版精神。萊恩第壹次讓《尤利西斯》在英國得以出版，並通過出版企鵝特輯推動了二戰期間英國的反納粹運動，而他為《查泰萊夫人的情人》的出版所作的努力，奠定了英國在1960年代的出版和思想自由。他一生的目標即是讓原先被精英文化排斥在外的大眾接受普遍、優質而徹底的文化啟蒙。
在這本企鵝出版社唯壹授權的官方傳記中，作者傑裡米·劉易斯回顧了艾倫·萊恩近半個世紀的奮鬥史，講述了企鵝出版社的演變和始末；在勾勒萊恩非凡而生動的一生的同時，亦細膩地記錄了二十世紀重大的社會變革。

傑裡米·劉易斯，英國作家、出版人和文學經紀人，1965年畢業於都柏林聖三一學院。先後任職於安德烈·多伊奇出版社、牛津大學出版社和查托與溫都斯出版社，亦曾擔任《倫敦雜志》副主編。著有《緩兵之計》、《家族精神》、《格林的陰影》、《塞西爾？康諾利的一生》和《查托書局的辦公室生活》等。

艾倫·萊恩對英國的貢獻比蕭伯納、H.G.威爾斯都大，他影響了英國人的品位、思想、知識。也許，還有性格。
——《每日先驅報》

每個人都想被救贖：宗教也許不能保證這個，但也許，閱讀可以讓你改善生活、增進對世界的了解。企鵝則繼承了這種不可知論者的狂熱。
——《衛報》

大部分員工都艷羨萊恩的成就，他們關於企鵝的理想以及在企鵝工作給他們帶來的自豪感彌補了低薪和艱苦的工作條件所帶來的不快。伊莎貝爾·奎格麗（IsabelQuigly）一九四八年畢業於劍橋大學，進企鵝出版社當了一名編輯助理。她回憶道，當時辦公室很冷，有時候她和同事不得不穿著大衣工作。但是萊恩不擺架子、不誇誇其談的作風吸引了她。他去世前幾年，那時她已離開公司多年，一次在地鐵，他一眼認出了人群中的她——這個行為本身就是對當事人的一種贊譽——他大叫了一聲“奎格麗！”然後走過車廂來問候她。萊恩希望員工們嘗試任何事情，不管不顧他們是否能勝任、是否有專業知識。大衛·赫伯特（DavidHerbert）就是靠堅持不懈地寫求職信而騙得企鵝的工作機會的。他寫了那麼多信，到最後萊恩都覺得自己有義務聘用他了。大衛·赫伯特對圖書銷售一無所知，不過有一天萊恩卻告訴他：“我希望你明天上路（去賣書）。問我妻子借車——盡管她會不高興——去礦區。他借來了萊蒂斯·萊恩的迷你莫裡斯。不過盡管他在威爾士陡峭的山路上飽受顛簸勞碌之苦，赫伯特還是一本書都沒賣得出去。後來尼古拉斯·佩夫斯納很快就發現，汽車——或者說汽車不夠用的問題——是企鵝人商量事情時常常提及的話題。駐倫敦的業務代表大衛·海基斯（DavidHedges）有權使用迪克的羅孚車，而這輛車的所有者總是定期檢查車上有沒有刮痕、有無磨損。後來，迪克被派到墨爾本去管理澳大利亞分部，哈裡·帕羅西恩被派到巴爾的摩，大量的時間和通信被用來討論在全球範圍內調用的二手車。
除了幾個受人敬重的作家——特羅洛普（Trollope）、辛克萊·劉易斯（SinclairLewis）、狄更斯、羅伊·富勒（RoyFuller）和P。G。沃德豪斯之外，作家們往往都不大會描寫辦公室的生活。不過一九四七年湯姆·哈裡森在他的《大眾觀察》中描寫了哈芒斯沃斯的生活：八年前，企鵝特輯中的《大眾觀察下的不列顛》就是出自該組織手下，不過這篇報道僅供內部人士閱讀。在報道的開頭，作者就冷靜地定義了企鵝的一般讀者。大眾觀察團隊在漢默史密斯、貝斯納爾-格林、米德爾斯布勒和伍斯特這幾個地方進行了大量調查，發現在提供反饋的受調查讀者中，有41%的中產階級、17%的工匠和8%的工人閱讀企鵝出版的書籍，企鵝圖書的讀者中有44%的人受過不同種類的中等教育，然而有8%的人隻接受過小學教育。另外，盡管那些從來不讀書的人往往都是四十歲開外的工人階級婦女，讀塘鵝叢書的女性要比男性多。《大眾觀察》引用《論壇報》調查表明“企鵝特輯打入了一個全新的閱讀市場。數百萬從來都不相信社會主義宣傳或工黨政策的人發現他們受自己所閱讀的書籍影響，一天一天走上了左傾的道路”。根據他們的調查，企鵝的讀者投票給工黨的可能性要比起那些不是企鵝讀者的人高五倍。“毫無疑問”，《大眾觀察》宣稱，“企鵝圖書消費群是一個左傾的讀者群”。
觀察家們拋開數據，親自來到了哈芒斯沃斯。雖然企鵝的員工——尤其是那些堅持住在倫敦市中心的編輯們——都得坐很長時間的汽車和火車去上班，另外一些人則騎車或走路穿過田野去上班。工作時間為早八點到下午五點或者早九點到下午六點，中午有半小時午餐時間。公司的餐廳單調乏味，了無生趣。餐廳原屬航空部，餐廳旁有個尼森簡易屋，裡面是財務部門，原來的飛機修理棚現在改裝成了儲藏室。董事長和高層管理人員與員工在一個地方用餐，也得自取食物，不過他們往往坐在一起。門一律開著，涼風嗖嗖地往裡灌，不時有人大聲叫“關門”，剩飯剩菜都喂了普裡奧裡農場的豬。大樓沒有取暖繫統，女士洗手間冷得像冰窟。公司鼓勵員工自帶香皂和毛巾。午餐後，那些沒活干的人可以去打乒乓球，每人每月可免費體檢一次。經歷過“地下室”時代的人們之間有一股強烈的同志之情——迪克記得那個時候在深夜填寫發票，聽到老鼠的聲音時是多麼地害怕。很多人通常會援引萊恩和比爾·威廉姆斯的觀點，認為有必要小酌一口，尤其是會後。會議往往氣氛融洽，一點也不正式。弗洛斯蒂定期向同事們彙報“當代年輕知識分子群”的最新動態，當代的文學作品在人們之中引起的感情往往比學術著作強烈。在每年一度的聖誕派對上，餐廳都會掛滿諷刺畫，食品放在長長的搭在條凳上的桌子上，大家戴起了紙帽子。
……

序
傑裡米·劉易斯
西裡爾·康諾利（Cyril Connolly）曾經寫道：“沒有兩本傳記是相同的，因為作者在每一本中都會注入些必定始終不同的自傳因素。”這本傳記事出也未能脫此巢臼。我出生時，企鵝圖書已問世七年。我的整個童年對它們全都記得清清楚楚。而且，我的整個職業生涯都在從版和文學工作，對艾倫·萊恩及其同事們也有一定的了解。書寫有關企鵝出版社成為全國性出版機構的那些歲月宛如重訪一個記憶模糊的國度，早已遠去，卻依舊熟悉。盡管我與萊恩從未謀面，但本書中出現的許多人物，有的自我的出版生涯初期既已相識，或知道其名聲。
作為第二代企鵝圖書的讀者，我當時每個月都期盼著有什麼新書出版，以為唯一值得閱讀的小說，就是那些企鵝出版社用其著名的橙白兩色統一封面的平裝版小說。要想知道古希臘、漢諾威王朝、羅馬天主教會、印刷術、卡爾·馬克思甚至氣候方面的知識，則自然想到藍色封面的塘鵝叢書（Pelican Books）。對我們這些出生於五六十年代的人而言，企鵝跟英國廣播公司（BBC）和全民醫療制度一樣，似乎就是一個塑造我們生活的、仁慈的壟斷者：一個獨特不變的機構，沒有對手，無與倫比。至於何人該對此一切負責，這一切如何而來，與我毫不相干。企鵝版《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一書在我走出校門那年接受了審判，可我對此毫無記憶；甚至在七年之後我到柯林斯出版社(Collins)的營銷部門任職，艾倫·萊恩這個名字對我也毫無意義。
那些歲月裡，出版人仍然還是值得報刊媒體關注的。那些彩色的報紙副刊時常刊登文章談及書業兩位令人羨慕的“奇纔”湯姆·麥奇勒（Tom Maschler）和托尼·戈德溫(Tony Godwin)。巧的是，這兩位都曾經給艾倫·萊恩打工。盡管講述艾倫·萊恩成就的專欄比關於其他出版人的要多，而且最近的文章都是關於他解雇了托尼·戈德溫，但在我逐步熟悉出版界之時，他業已精力不濟且病恙纏身了。他為其同輩的業界人士所尊敬，但在更廣大的領域內沒有證據說明他比諸如喬治·威登菲爾德（George Weidenfeld）、安德烈·多伊奇(André Deutsch)等多姿多彩的人物更受愛戴。和許多人一樣，我錯誤地認為他發明了平裝本。然而鋻於對他一無所知，我沒有理由作他想。
對於一九七〇年他的去世，我什麼都不記得，之前一年我在安德烈·多伊奇出版社當初級編輯。同事中有位年輕人大衛·蒂爾，他娶了萊恩的二女兒克裡斯汀，在那裡獲得一些精裝書的出版經驗，然後回到企鵝出版社。安德烈·多伊奇喜歡提醒我們說，他的出版社被選中是因為自身的榮譽，而由於他的專業精神和對出版業的奉獻精神跟艾倫·萊恩不相上下，這一點完全合乎情理。我跟妻子曾經到蒂爾夫婦位於“老磨坊”（Old Mill House）的住房裡跟他們共進晚餐。老磨坊是艾倫·萊恩的一棟優雅的建於十八世紀的房子，位於西德雷頓。從那時起，我就經常想，萊恩本人是否在這裡待過。不久我們就各奔東西，我再也沒有想起大衛·蒂爾，直到一九七七年在安德烈·多伊奇的八十歲大壽聚會上，他親切地在我肩頭拍了一下，向我再次作了自我介紹。
我在一九六七年所進入的出版業乃是艾倫·萊恩業終生從事的行業。盡管出現過一些合並和並購，多數出版社仍然獨立經營：很多出版社，像柯林斯和約翰·默裡默裡(John Murray)仍然是家族企業。其他一些，如安德烈·多伊奇出版社或者威登菲爾德與尼科爾森出版社（Weidenfeld&Nicolson），則由創始人管理。出版社的辦公室往往都在布盧姆斯伯裡或者考文特花園那些搖搖晃晃的喬治時代風格房子裡。它們的門廳無一例外地塞滿了棕色的紙包，樓上的辦公室則兼有雅致和肮髒的格調。大理石壁爐架上亂糟糟地堆放著折角的展示卡和半空的酒瓶，可容雙膝的維多利亞式辦公桌上，橫七豎八地放著校樣、書目、審讀報告、舊咖啡杯、封面打樣、滿滿的煙灰缸、尚未回復的信件以及干淨的清樣等等。除了一兩個可怕的例外，出版業，至少是在定位高端的出版社，充滿了男子氣，人們往往已屆中年。他們喜歡穿著戶外風格的鮮艷的花呢西裝或白色條紋西裝，還都是加裡克俱樂部或者薩維爾俱樂部的熱心會員，喜歡在信封背面草草寫下備忘錄或者計算數字，並堅定地信仰漫長的午餐要有酒水相伴。財務和發行人員在那裡接受（而不是發出）指令；而很多指令來自於出版人的 “嗅覺”或者“預感”，人們津津樂道於出版人怎樣在餐桌上約到後來名噪一時的書稿的故事。很多辛苦活則是由那類舊式的職員，那些挺有錢但懷有一絲文學理想的前公學畢業生，以及最為珍貴的——一支穩定的中年未婚婦女隊伍一起擔當的。他們拿著低得可憐的薪水，每天晚上還要將裝滿籃筐的打印稿或者校樣扛回家。
我離開安德烈·多伊奇出版社後，先後就職於A.P.瓦特文學經紀公司和牛津大學出版社，然後在查托與溫達斯出版社（Chatto & Windus）做了十年。在我從事出版的那段時間，這個行業發生了許多變化，而萊恩也許並不喜歡或者主張那些變化。那些他所了解或有過合作的出版社——喬納森·凱普出版社(Jonathan Cape)、哈米什·漢密爾頓出版社(Hamish Hamilton)、塞克與沃伯格出版社(Secker & Warburg)_、邁克爾·約瑟夫出版社（Michael Joseph）、海涅曼出版社（Heinemann）、威登菲爾德出版社、哈欽森出版社（Hutchinson）、他鐘愛的博德利博德利·海德出版社（Bodley Head），甚至那家看起來堅不可摧的威廉·柯林斯出版社（William Collins）——都被大企業集團收購了。辦公地從布盧姆斯伯裡的排房換到了毫無特點的辦公樓某個樓層。身穿白色條紋西裝的中年男士被那些不再當溫順陪襯的女士擠到一邊。無酒不成的工作午餐開始失寵，牛排、腰子布丁和紅酒讓位於三文魚和帶泡礦泉水。隨著計算機和復印機噴湧出成堆的公文，官僚制度贏得了勝利，越來越多的會議用於討論那些公文裡的內容。出版商不再對那些愛談論小道消息的專欄作者和人物作者感興趣，而是轉向公關人士、名人、電視廚藝節目主持人以及一個文化更匱乏的時代的其他英雄們。並且，正如托尼·戈德溫曾經預見的那樣，隨著各家出版社創立自己有競爭力的平裝書品牌，為自己保留下那些曾經會交由企鵝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並收回那些幾乎像是企鵝出版社自己創造的圖書的版權，企鵝出版社在圖書市場的文學板塊失去了近乎壟斷的地位。但有些東西是永遠不變的。某種程度上，萊恩那“有得也有失”（swings and roundabouts）的原則生存了下來：暢銷小說以及園藝、棋類圖書繼續貼補著那些被忽略的十八世紀小說家的首部小說、無足輕重的回憶錄、傳記圖書的出版。
擁有文學野心的出版人，由於一隻眼睛看著時鐘，另一隻眼睛盯著大門並且缺乏這個行業所要求的偏執狂熱，鮮有到達成功之巔者。和眾多頂尖出版家一樣，萊恩既非充滿睿智也不附庸風雅，卻兼有敏銳的商業意識和直覺性的良好品味，並具有閱讀時代精神的能力。人們經常指出，他是個矛盾的角色，表現在他既和藹又冷漠，既殘酷又懦弱，既忠誠又寡情，然而——跟許多創立、經營商業帝國的人一樣——他又是個簡單、單純的人，他所取得的成就比他對人類狀況的洞察要更有意思，很少有作家和知識分子常有的搖擺不定和優柔寡斷。盡管並非是最書卷氣的男人，他卻是文學出版人，因為他用人人都買得起的圖書定價普及了古往今來最優秀作家的作品，而他的影響則是文化性的，社會性的，甚至是政治性的，也是文學性的。就像《觀察家報》的大衛·阿斯特（David Astor），BBC的貝弗裡奇勛爵（Lord Beveridge）或威廉·哈利（William Haley）或者《新政治家》雜志的金斯利·馬丁（Kinsley Martin）等人一樣，艾倫·萊恩是那些幕後操縱者中的一員。他們塑造了我所成長的世界，他們說出那些戰後工黨政府所體現的理想，這一理想又通過巴茨凱爾共識（Butskellite consensus）而盛行。它們隻有隨著撒切爾夫人的崛起而遭受懷疑。但是除非他們走上講臺，就像萊恩同時代的偉大的維克多·格蘭茨（Victor Gollancz））一樣，出版人們是難以捉摸、令人好奇的，很難被壓制下去。政客、體育明星和士兵們在公共生活中忙活著自己，記者和學者們將他們寫出來，出版商們則將成果委托制作出來，那之間的聯結變得更為薄弱。出版商們在有生之年赫然聳現，但很快便為人忘懷。艾倫·萊恩是——或者應該是——這條規則的罕有的例外之一。他堅定不移地堅持讓最多的人可以買到毫不馬虎或簡單制作的最優秀的圖書產品，這也使他成為一個日漸愚蠢的時代的典型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