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癥監護室——ICU手記
周 芳
引 子
鐮刀，輕輕掠過
深夜3點醒來，白茫茫一片在眼前晃動。
白茫茫的，是五床，65歲，行肺癌切除術。最初的病灶被手術刀剔除，叫癌的細胞卻埋下隱禍，它在跑，跑得肆無忌憚，跑得比手術刀還要快，快千百倍。跑到了肝，跑到了淋巴，它占領了這具肉體。
白茫茫的，是八床的腦梗，42歲。每天探視時，八床的家屬海嘯一樣湧來，撲在玻璃窗前，他們呼喊八床。強、強子、志強、強叔、強兒。他們已呼喊他28天了，他們把八床從冰冷的代號裡抽出來，還給他自己的名字，還給他各種身份，還給他親屬鏈上的某個重要環節。他卻不肯醒來，他遇到了梗。梗是什麼呢？梗是肉體裡的一根刺，吞不下去，將生命死死卡住。護士長說，梗在大腦司令部，肉體的整個機能就癱瘓了。再多的金錢，再大的權勢，都不過是個虛弱的笑話，沒有力量抗得過它。
許多的白茫茫，都無法抗過。白茫茫的床單上，白茫茫的死亡。它在我的3點醒來。
這已是這3個月來的常態了。我無法一夜安睡到天明。2013年11月24日，以一個義工的身份進入ICU前，我告誡自己淡定、從容，如戰地記者。可是，這個告誡如同謊言。對於我這樣一個黏液質的人來說，ICU，根本不可能是零度現場。我不可能繃得住。
不，不僅是我這樣黏液質的人，不僅是你這樣膽汁質的人。
所有的人。
所有習慣了活著的人。
對“活著”這件事，我們習慣了。我們戀愛，評職稱，我們鉤心鬥角，呼朋引伴，我們上街買小白菜，看美國大片。
不會想到這是活著。習慣意味著麻木。
我們出生後，一直活著，從未死過。死,是別人的事。
這裡卻是ICU，Intensive Care Unit的縮寫。它的中文意思是重癥監護室。重癥，監護，一下子就說出了生與死這兩個字。這是兩個大字，而此刻卻異常具體。具體到痰培養，到腎上腺素大量注入，到20釐米的引流管插進身體的每個漏洞。漏洞裡，住著死，也住著生，它們在進行著拉鋸戰。
在ICU門前，會看到許多張面孔，焦灼的、悲傷的、木訥的、期盼的。從凌晨到深夜，他們在這門前遊蕩、獃坐、失神或者痛哭。如果有喜悅，那便是歷經艱難的等候獲得生命的大赦。
門內，一群人，躺在白茫茫病床上，正一分一秒死去，一分一秒從死亡線上跑回，一分一秒學會重新呼吸重新微笑。
一分一秒，天荒地老。
ICU，像一道咒語，箍緊命運。
監護室裡一共10張床，空著的時候極其少，有人離去，有人不斷地填補上來。離去的，有承蒙上天眷顧，歷經九死一生，得柳暗花明，終究轉到了普通病房；有山窮水盡後，漏洞繼續潰堤，家人不得不放棄的。戴上簡易借氧面罩，被家人飛奔帶回家，最後一口氣落在自家床上。帶不回家的，我們隻能交給那個身影，他已駐足等候許久。
我們從沒邀請過他，他以他的方式走過來，他無聲無息，他在每個角落裡躑躅。他是安靜的，不慌不亂的。隻取走他想要的東西。他有著冰冷而頎長的手指，手持鐮刀，在我們頭頂掠過。
房間裡什麼聲息都沒有了，隻有他，他在挑選，他是唯一的主宰。
“咔”，我們聽見了，聲音遼闊而蒼涼。鐮刀落下。一床監護儀上所有的數字歸於零。他帶走了。
分分秒秒，我與他共處一室，我的呼吸裡有他，我的惆悵裡有他，我的疼痛裡有他。他穿透我，將一個習慣置入我的血液。
習慣死亡。
ICU給我當頭一棒：我得重新開始一種習慣。關於死亡的種種。
一床一床地來，一床一床地走。死，死裡逃生、九死一生、生死攸關、死不瞑目，是如此普通的存在狀態，鐵一樣釘在釘子上。我每天都在經過。有個聲音提醒我，或者我該懷疑，我與生命到底有多大關聯？那些花枝招展的活著，那些錎銖必較的活著？那些名利雙收的活著。它們真的存在過？如果活著的，隻是肉體，我還有什麼理由愛這活著？肉體多麼不堪，鐮刀在輕輕掠過。
我一日一日談論著死亡。談論每個肉身的千瘡百孔，談論每一寸終將被消亡的部位，談論每個腐爛的窮兇極惡的細胞，我被囿於一個新的言語表達體繫。
但，這隻是折射。死亡的隧道裡，有沒有一孔關於活著的天窗？
死亡，我不再對它不依不饒。
2013年12月15日
不存在的七加三
死者姓名：劉軍蘭。 性別：女。
出生日期：1987年7月10日。
死亡日期：2013年12月15日。
直接導致死亡的疾病或情況：腦干出血，腦死亡。
一個死去的人正被屈醫生填進一紙證明，《居民死亡醫學證明》。5釐米寬，8釐米長，薄薄的一張。握在手裡，幾乎不被人看見。它卻是必須的。作為尚存在我們視線內的一具肉體，經戶籍銷戶，到火葬場火化，都得用上它。
生命的征程，不過是被無數次地證明，無數次的簽字畫押。諸如出生證、疫苗接診證，諸如團員證、健康證??對於劉軍蘭而言，她已繳械投降，不再前行。她不再需要結婚證、初婚初育證、婚檢證、獨生子女父母光榮證。帶著這最後一份證明，結束她完整的肉身。
我們曾經設想過，從她完整的肉身上能留下點什麼。前兩天，一個護士給我算過有關劉軍蘭的數字。 眼角膜兩個、心髒一個、腎髒兩個、肺髒一個、脾髒一個。護士小劉扳著指頭認真地數。小劉的意思是劉軍蘭的眼角膜可以捐給兩個人，心髒可以捐給一個人，用器官捐贈的理念算下來，劉軍蘭至少可以讓七個人受益。對，還有肝。扳到第七個，小劉又補了三個指頭，他說，她這樣年輕的肝可以移植給三個肝癌患者。
我們計算這些數字時，就站在五床劉軍蘭身邊。她的床頭標簽上標明腦干出血，腦死亡①。我們還不能填寫死亡證明，要等待傳統的死亡標準“心跳停止”“血壓為零”的到來。在心電圖記錄監測儀、多功能呼吸機、氧飽和度監測儀等醫療儀器設備的支撐下，劉軍蘭仍維持著心跳、血壓這些生命體征，但她的腦干發生結構性損傷破壞，腦功能已經永久性喪失，任何醫療手段都不能阻止心髒的最終死亡。面前的劉軍蘭，可以命名為死亡者，也可以命名為待死亡者。她最後的出路也有兩條分枝，是化為灰燼，還是成為一名器官捐贈者。
並不是所有的死亡者都可以成為器官捐贈②者。劉軍蘭是個例外，年僅26歲，車禍導致腦死亡，其他部位的器官和組織依然健康。作為捐贈供體，她是一位非常理想的潛在捐贈者。
劉軍蘭腦死亡前，並沒有填寫捐贈協議書，這表示在她死亡後，由其家人決定是否將部分器官捐獻，所以能不能成為供體，決定權在劉軍蘭的家人。
一通電話正在紅十字會負責器官捐獻的協調員和劉軍蘭的父親之間展開。
如果死亡是傷口，那“捐贈”二字就會是鹽粒。多年的協調經驗告訴協調員，人們仍舊將器官捐贈看成殘忍的代名詞。他小心地選擇詞語：可不可以讓劉軍蘭的生命在其他人身上延續？比如說，她的眼角膜??
不要說了。協調員的話當即被生硬地打斷。聽著話筒裡傳來的一陣忙音，協調員倒是舒了口氣，原本就知道第一次提及會被拒絕。雖然如此，協調員仍舊希望家屬能慢慢地接受“生命延續，功德無量”這八個最有力的字眼。
劉軍蘭會不會成為第二個高巧巧呢？ 2011年8月，湖北省第11例多器官捐獻者，也是年齡最小的多器官捐獻者高巧巧，她的“人體器官捐獻登記表”簽字儀式就是在劉軍蘭現在所住的重癥監護室的主任辦公室裡進行的。 8月19日晚，13歲的農村女孩高巧巧不慎從自家二樓陽臺摔下，頭部遭受重創，迅速送到醫院搶救。8月22日，病情惡化，做完緊急手術後再也沒能醒過來，被確認為腦死亡狀態。8月26日，面對女兒的不幸離開，高巧巧的父母作出了一個偉大的決定，將她的多個器官無償捐獻出來。巧巧捐獻的一個肝和兩個腎，連夜經過配型成功後，順利移植給了三名患者。捐獻的眼角膜也讓兩名患者重獲光明。
高巧巧的父親在“人體器官捐獻登記表”上簽下名字的那一刻，在場的工作人員滿含淚水，向他深深地鞠躬。
裴多菲說：“生命的多少用時間計算，生命的價值用貢獻計算。”當人們以奉獻為樂事時，審美就會融入人的生死時限中，人們就會克服生、死、痛苦、憂懼的困擾，就會在審美的愉快中達到非功利性的超越。
人不僅向往生存，更向往生命之美。高巧巧失去年幼的生命，她的父母擦干眼淚，代她作出艱難的決定，為這世界留下寶貴的生命禮物，讓她的一部分生命，仍能在這個世界上延續。這是對生物生命的超越，讓有限的生命煥發出無限的光亮。
上世紀50年代起，逐漸成熟、被稱為“醫學之巔”的器官移植技術，已成為眾多終末期患者得以延續生命的最後企盼。然而，我們現在面臨的現狀是，我國器官需求與供給比為150∶1。有90%的病人在漫長的等待過程中死去。
器官捐獻遇到了一隻“攔路虎”：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安徽長豐縣一位名叫程鳳無的老人去世前簽下遺囑，要求捐獻遺體和所有可用器官，老伴與子女同意執行遺囑。安徽醫科大學遺體捐獻接受站工作人工員到了村口，被村裡人攔住了。村裡人將程家圍了起來，大罵其子女不孝，老伴糊塗。盡管完成了老人的遺願，但程家人卻無法再在村裡立足，隻好搬走。
在國外，遺體器官捐獻是一件很光榮的事情。但在我國內地卻行不通，觀念沒有跟上，宣傳做得不夠。在內地各大醫院，幾乎很難看到器官捐獻的宣傳冊子。家屬們從紅十字會那裡第一次接觸到“捐贈”，無異於往傷口上撒鹽。協調員已經將鹽粒撒到了劉軍蘭家屬傷口上了，結局會怎麼樣呢？我們當然渴望著更多的超越。
4點鐘探視時，劉軍蘭的母親希望能進科室，再看看劉軍蘭。我們不忍心拒絕這位母親。5天之內，她老去了50歲。
她獃獃地望著劉軍蘭的臉，那臉浮腫得變了形，像一個被無限發酵的饅頭。蠟黃的皮膚被撐得薄薄的，吹一口氣，就會破。她哽咽著，叫著蘭，蘭。她伏下身輕輕撫摸著劉軍蘭的手，摸了手背，又把手翻過來，摸她手掌。
你們來摸，她是熱的，熱的。劉軍蘭的母親喃喃自語。
她又將臉貼著劉軍蘭的臉，貼得緊緊的。她說，這兒也是熱的，熱的。她猛地抓住一個護士的手，貼在劉軍蘭手上。你摸，摸，是不是熱的，是不是？她盯著劉軍蘭的手，那手那麼溫熱，這個熱的女兒怎麼會死？“熱”糾住這個母親不放，她大叫著：你們來摸，熱的呀，熱的呀！
她連男朋友都沒談過，她還隻有26歲，她怎麼就走了？劉軍蘭的母親癱坐在地上，失聲痛哭。她一邊哭，一邊質問。誰能給她回答呢？她望著白茫茫的天花板，絕望地搖頭。
我們攙扶她走出科室，她雙手冰涼，渾身顫抖。這時，劉軍蘭的父親和哥哥也提出了進科室的想法。護士小劉很為難地說，剛纔不是進去看了嗎？劉軍蘭的哥哥說，我們沒進去。他語氣低沉，眉頭緊皺。像有根導火線纏在他腰上一樣，隻要我們說不，他就引爆。
劉軍蘭父親掀開她身上的被單，隻有下體處蓋著一件病號服。他用手輕輕地觸摸著她的身體，從脖子到小腿，他觸摸得那麼仔細。觸到劉軍蘭右下胸時，他問道，這裡怎麼有刀口？這裡肋骨撞斷了。肋骨？當時救護車送過來時，就發現肋骨被車撞斷了呀。哦。他應了一聲，又一次從頭到腳地觸。一寸皮膚一寸皮膚觸摸過去，他在尋找著什麼。劉軍蘭的哥哥沉默著，他的目光在劉軍蘭身上一遍遍搜尋。他也在尋找。
在這具腦死亡肉體上，他們在尋找什麼？
他們在尋找證據。刀口。取走器官的刀口。
我們回過神來，心底抽了一口涼氣。他們以為我們已經取走劉軍蘭的器官，怎麼會這樣想呢？
如此荒謬，我們隻有苦笑。這荒謬卻是可以被原諒的。他們被“死無全尸”打倒了，劉軍蘭會缺個心髒缺個肝被送往火葬場？不。他們得讓她完整離去。
把這邊翻一下。劉軍蘭的哥哥吩咐。我們不敢怠慢，連忙將劉軍蘭的身體側過來，他們低下頭，仔細地看。
薄薄的被單重新蓋上。劉軍蘭的父親將她胸前的被單往上拉了拉。他冷冷地說，你們不要再打電話了。
打電話？
你們。
我們？沒有啊，什麼事？
不要再說捐贈的話。
捐贈？
捐贈，器官。他將這個句子截成兩段，他說得很喫力。說完後，長長地嘆了口氣。
劉軍蘭的母親原本坐在椅子上，一見他們出來了，趕緊站起來，三個人很快地交換了眼神。科室鐵門快關攏時，劉軍蘭哥哥說，你們不要再打電話了，不要給我們提這個事。他的語氣裡有憤怒，有無奈。我們重重地點了點頭。
我們並沒有給他們打電話，作為收治醫院，我們沒權利和家屬談器官捐贈這件事。這兩天，是紅十字會的協調員在和他們溝通。從他們剛纔搜尋證據的荒謬舉動裡，可以想見協調員撒上的那鹽粒太重，他們完全不能接受。劉軍蘭的親人不需要贊美與敬意，隻願意這個連男朋友都沒有談過的肉體保持她的純淨和完整，“體面”地離開人世。
我們唯一能做的是尊重。小劉伸出的七個手指外加另外三個手指都隻能是理論上的，它們起於醫學，止於倫理。
凌晨5點10分，劉軍蘭停止心跳。7點53分，屈醫生開始填寫死亡證明。7點58分，她填了3分鐘，劉軍蘭的一生填完了。
補記：
昨天下班前，護士長召開了一個簡短會議。強調這兩天與劉軍蘭家屬打交道時要注意的事項。
第一，家屬問起病情，就隻說病情，與病情無關的任何話都不能提。關於“腦死亡”的概念，家屬不問，我們也不要說。
第二，不要特意表現出對家屬的關心和熱情。其他家屬可以，但這兩天對劉軍蘭
家不可以。
說到第二點，護士長看了我一眼，補充上一句：特別是周老師，我理解你想多陪家屬說會兒話，但劉軍蘭家比較特殊，一旦我們說錯話，就會給我們造成大麻煩，我們得保護好自己。 護士長的話引起大家的不滿，這無中生有的事，怎麼弄得像個真的。
護士長說，我們多理解一下家屬吧，他們這樣想，也情有可原。盡量做到讓他們滿意。
下班時，我第一次沒有從科室正門出去，劉軍蘭母親和大哥就坐在門口。他們嚴峻的眼神掃過每個從科室走出來的人：哪一個要將劉軍蘭的眼角膜、肝摘取下來。
我走另一個側門，回家後，我打了兩個電話。 第一個打給愛人胡。我去紅十字會填寫器官捐獻志願書，好不好？
你瘋了，神經病。胡罵了一句，電話掛了。
過一會兒，他把電話打了過來：找沒有找扣子的班主任，談她近期表現？我說還沒。上個月的物業管理費交了沒？我說還沒。胡吼一句：這些事都沒做，發神經病。
我不反駁。被罵習慣了。他最憎恨我的任性。一個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婦女不好好做家務帶孩子，談什麼器官捐獻，就是任性。
電話掛了不到半分鐘，他電話又追過來：不準給扣子說你那神經事。晦氣。
第二個打給死黨。我要是哪一天死了，就把眼角膜啦肝啦腎啦捐獻出來，或者把整個遺體捐獻給醫學院。
呸，住嘴。死黨怒喝。
我是說等我有一天死了。
住嘴。
死了就死了，一無所用，捐出來還有點用。
你不用讓我心裡有陰影，好不好？活得好好的，談什麼死不死。死黨掛斷了電話。我們平日談論話題沒邊界沒底線。床上動作、夫妻關繫都談。現在，我們不能談死。
第三個電話，原本想壯著膽給父親打，不敢打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