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6月20日 星期六
對我這樣的人來說，寫日記是一種獨特的感受。這不僅僅是因為我還從來不曾寫過，而且我還認為，將來無論是我還是別人，誰都不會對一個十三歲女學生的自白感興趣。其實這並不重要，我就是想寫，尤其想把心裡的話都說出來。
紙比人有耐心。有一天，我情緒有些憂郁，雙手托著腦袋，無聊地坐在桌旁，打不起精神，不知道出去呢或是留在家裡好，最後我還是坐在原地不動，繼續胡思亂想，這時候我想起了這句諺語。確實是這樣，紙是有耐心的！再說，我並不打算把這本叫作“日記”這樣一個好聽名字的硬皮本子在什麼時候拿給什麼人看，除非我有一天找到知心的朋友，因此那也無所謂。
現在我已說到為什麼要記日記了：我沒有一個朋友。
為了更清楚一些，這裡要加以說明，因為沒有人會理解一個十三歲的少女竟會感到這樣孤獨。這也不是真的。我有可愛的父母和一個十六歲的姐姐，我認識的或者稱得上是朋友的人加在一起至少有三十個。我有一群追求者，他們琢磨我的眼神，甚至需要時在班上用破的小鏡子來瞟我一眼。我有親戚和一個美滿的家庭。不，看來我什麼也不缺，除了知心的朋友。同熟人在一起，除了說笑打鬧、扯扯家常之外，永遠不可能再親近一點。問題就在這兒。也許無法推心置腹也有我的責任。反正情況可惜就是這樣，我又無法改變。因此，就有了這本日記。
為了更加增強我的幻想中向往已久的知心好友的想法，我不願像別人那樣隻記一些事實，而是要使這本日記做我的知心好友，而這個好友名叫吉蒂。
我的經歷！（真傻，這種話少不了。）
要是我沒頭沒腦地開始，沒有一個人會理解我對吉蒂講的話，因此我盡管不願意，還是不得不簡單地介紹一下我的生活經歷。
我的父親，我見過的最可愛的一位父親，三十六歲纔和我的母親結婚，那時她二十五歲。我姐姐瑪戈特1926年在德國美因河畔法蘭克福出生。接著我在1929年6月12日出生。我在法蘭克福住到四歲。因為我們是猶太人，父親在1933年來到荷蘭。他當上了生產果醬的荷蘭奧培克塔公司的經理。母親埃迪特·弗蘭克·荷蘭德在同年9月也去往荷蘭，瑪戈特和我去亞琛，跟外婆同住。瑪戈特12月到荷蘭，次年2月我到荷蘭，被當作送給瑪戈特的生日禮物放到桌上。
不久我就進了蒙臺梭利小學附屬幼兒園。在那裡待到六歲，之後就上小學一年級。六年級的時候，我的班主任是校長庫佩魯太太。畢業離校時我們難舍難分地告了別，兩人都流下了眼淚。我進了猶太女中，瑪戈特也在這裡上學。
我們的生活並非平安無事，因為留在德國的親人沒有幸免於希特勒鎮壓猶太人法律的迫害。在1938年的大屠殺以後，我的兩個舅舅逃到美國去了。外婆來到我們這裡，那時她七十三歲。
1940年5月以後每況愈下：先是戰爭，後是投降①，德國人進駐，猶太人開始受苦受難。反猶太人的法律一個接著一個，我們的自由大受限制。猶太人必須佩戴一顆黃色六角星；猶太人必須交出自己的自行車；猶太人不許乘坐電車；猶太人不許坐汽車，開私人的汽車也不行；猶太人隻準在下午三點到五點之間買東西。猶太人隻能上猶太人開的理發店；晚上八點到早上六點，猶太人禁止上街；猶太人也不得在花園裡或陽臺上逗留。猶太人禁止到戲院、電影院或其他娛樂場所去；猶太人禁止去遊泳池、網球場和曲棍球場或其他體育場；猶太人禁止劃船；猶太人禁止在大庭廣眾之中從事體育活動；猶太人晚上八點以後禁止坐在自己或朋友的花園裡；猶太人禁止到基督徒家中去；猶太人隻能上猶太學校，諸如此類，等等。這也不準，那也不準，我們的日子就這樣過下去。賈奎琳老是對我說：“我已經什麼也不敢做了，我怕那是不準做的。”
1941年夏天，外婆病得不輕，必須動手術，因此我的生日沒有什麼慶祝。
1940年夏天也沒有過好，因為荷蘭的戰爭剛剛結束。外婆在1942年1月去世。沒有人知道我多麼想她，一直還多麼愛她。後來1942年這次過生日，也就是為了補償這一切，外婆的蠟燭也同時點亮。
我們一家四口過得一直還不錯，我就這樣迎來1942年6月20日，這一天就是我正式啟用日記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