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的名山事業——紀念“中國古典文學讀本叢書”面世六十年
（作者：尚曉嵐）
最近，《紅樓夢》的作者署名忽然成了熱門話題，“無名氏續”挑戰了高鶚作為續書者的“常識”。實際上，由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校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紅樓夢》，署名早在2008年就已發生變動，此後一直延續，如今竟隨著“四大名著珍藏版”的推出發酵成了“新聞”。
古典文學的研究和出版，或許就是這般“炒冷飯”的事業。年復一年，修訂、再版、加印，署名也好校注也罷，即使細小變化的背後，都可能有大量研究成果甚至學術爭論，但讀者和媒體對此並不敏感，能像《紅樓夢》署名這樣傳播開的，極少。正是這寂寞的事業，構築了傳統與經典的堅固大廈。
在《紅樓夢》署名問題沸沸揚揚之際，人文社悄然推出了“中國古典文學讀本叢書”典藏版第一輯。實際上，該社的“四大名著”，按傳統亦屬於這套叢書，數十年來堪稱最通行、讀者認知度*高的版本。古典文學的閱讀，繞不開讀本叢書，而叢書的故事，要從六十年前講起。
在那個時代，古籍整理面向普通讀者
朝內大街166號，人文社所在地，破舊得令人倍感親切。在書和資料足以把人埋起來的古典編輯室，青閱讀記者看到了一份1958年9月的油印材料——《人民文學出版社五年出版規劃草案（中國古典部分）》，內容是三套古典文學書繫的選目和基本方針，其中就包括“中國古典文學讀本叢書”，涵蓋歷代的詩詞文曲小說等等，共五十種，還詳細列出了叢書序言或後記的寫作要求。
“讀本叢書，是請有影響力的學者，對中國古代文學史上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進行編選、標點、注釋。所謂‘讀本’，就是以大眾普及為目的，供大家閱讀用的一個版本。”長期主持古典部工作的人文社副總編輯周絢隆說，“1958年，讀本叢書被正式命名，它的歷史還可以向前追溯。”
1951年，馮雪峰主持創建人文社，從全國招納了一批高水平的專家學者，古典部主任是聶紺弩，還有王利器、顧學頡、陳邇鼕、舒蕪、周紹良、周汝昌等等。建社初期，為滿足社會上對古籍的需要，先是快速影印了一批書。“那時候國家圖書善本很容易借出來，我們的《玉臺新詠》《樂府詩集》等等都是根據宋版書影印的。”與此同時，社裡開始規劃和推進古籍的整理出版。
“1952年我們出版了七十一回本《水滸》，影響特別大，它實際上標志著新中國整理出版古籍的開始。”周絢隆說。在那個時代，古籍整理不是學界的自說自話，而是面向讀者的，要選擇優秀的底本，加新式標點，校勘注釋，形成一個可供普及的版本，“供給廣大人民群眾閱讀”。1958年是出版史上一個值得紀念的年份，不僅人文社做出了“中國古典文學讀本叢書”“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叢書”“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的詳盡規劃，中華書局的點校本“二十四史”也在這一年啟動，甚至商務印書館的“漢譯名著”的規劃也可追溯至這一年。回望之下，不免讓人油然而生敬意，在那個國家並不富裕的時代，文化和出版體現出非凡的責任和氣魄，功在當代、利在千秋，並不是一句空話。
選家和編輯的水平，造就了經典版本
讀本叢書，除了幾部長篇小說和名劇，多數是選本，不僅要點校，還要求編選精當，注釋準確。所以選家的眼光和水平就很重要。對此，人文社內部有一個機制，周絢隆概括為：“第一，誰值得做；第二，誰能做。”就是說，先敲定經典作家作品，再據此尋找能夠勝任的編選者，沒有合適的人就先放下，絕不湊合。有些作品，社內編輯水平很高，自己就做了，像顧學人雜劇選》、陳邇鼕的《蘇軾詩選》《蘇軾詞選》等；還有很多書是在全國範圍內選人，皆為一時俊彥，的《楚辭選》、王伯祥的《史記選》、蕭滌非的《杜甫詩選注》、錢鍾書的《宋詩選注》、夏承燾和張璋明清詞選》等等，現在看都是很經典的選本。讀本叢書的早期版本是很多讀書人的心頭摯愛，它們手工繪圖、書法題簽、書卷氣十足的裝幀設計，也備受稱道。
人文社早年有一個習慣，為了維護品牌的嚴肅性，很多書初版都用副牌社的名義，經過讀者和社會檢驗後纔能納入“人民文學出版社”旗下，像《紅樓夢》在五十年代最初就是用副牌“作家出版社”的名義印行的。讀本叢書的入選標準非常嚴格，1958年僅有餘冠英的《漢魏六朝詩選》、錢鍾書的《宋詩選注》等數種列入叢書。這個規矩延續下來，直到今天，隻有經過讀者和市場檢驗的書，纔能戴上“中國古典文學讀本叢書”的冠冕，之前一概先以單品種面世。
老一輩學者，怎樣為了這套書殫精竭慮，學者型的編輯，怎樣一字一詞地校改，雙方怎樣反復溝通琢磨，留下許多事跡。記者在編輯部看到一冊七十年代《杜甫詩選注》的校樣，上面寫滿了編輯戴鴻森先生的隨文批注，以及編選者蕭滌非先生的答復，兩人切磋商改，細致入微，水平極高。古典編輯室的李俊仔細研讀過這份校樣，他說：“細讀這些批注文字，戴、蕭二人商榷學術的畫面仿佛映現在眼前。那時‘文革’結束不久，百廢待興，學術研究在回歸正軌的道路上謹慎探索，該怎麼走？能邁多大步？一切尚未可知，而這本校樣正是當年留下的足跡。”
古籍出版和一般圖書不同，即使出版了，工作也未結束。錢鍾書的《宋詩選注》1958年面世，記者在編輯部看到一封楊絳先生的書信，是錢先生去世後，她逐條訂正《宋詩選注》的排印訛誤。李俊編輯則用“此恨綿綿無絕期”來形容他改校樣的感受——這句詩裡的“恨”，是遺憾之意。造就一個經典版本，需要不斷修訂打磨，改正訛誤，補充新的研究成果，一本書經過幾代人之手，歷時數十年，並不罕見。隻要有需求，嚴格來說就沒有終結之時。古籍出版所蘊含的精神，一如那部講述編纂辭書的日本電影《編舟記》，精益求精，瑣細平淡，無論怎樣施以審美的目光，終究是寂寞的。
當代人做選本，有自己的優勢
“文革”之前，列入讀本叢書的書有十二種。據周絢隆介紹，叢書的出版在“文革”中放緩，但並未中斷。“文革”後，古籍出版迎來新局面，讀本叢書也在八十年代初呈現蓬勃之勢。一批在“文革”中被擱置延誤的書出版了，重新活躍的學術界貢獻了一批新成果，還有一批作品進行了全面修訂——像今天通行的人文版《紅樓夢》就是這一時期面世的。
近些年，讀本叢書在不斷地擴充和發展，一批唐宋以後的文選和詩選陸續加入。周絢隆概括為：“斷的補齊，個別版本替換，有問題的修訂。”古典編輯室重整規劃，叢書下設三個繫列：一是四大名著；二是歷代詩選，如今從《先秦詩選》到《清詩選》已出齊；三是斷代文選，有《唐文選》《明文選》《清文選》等。三個繫列加上已有的詞選、曲選、四大名劇等，結構更為平衡。
餘冠英先生的《詩經選》等幾個選本很有名，如今由於版權原因，已不在讀本叢書之列，《詩經選》更替為褚斌傑先生的選本。至於增補新書必然涉及的編選者問題，周絢隆說，要選擇在某一領域有長期投入和深度積累的學者，“我們要避開那些特別忙的學術達人，掌握各種資源的學術組織者，他們是不會給你好好干的。”
周絢隆認為，今人編選古籍，借助電腦和網絡技術，能掌握和利用海量信息，學術研究幾十年來也有長足的發展，對作家作品和版本的研究大大細化，與純粹靠記憶和學養的前輩學者相比，這些都是優勢。“但我們的專注程度不如老一輩。另外，現在借助各種工具，互相參考，選本的獨特性就不如過去那麼鮮明。不過，選家的個性和經典性之間未必都是同步的，首先我們還是要追求經典性，不要遺漏重要作品，希望在保證經典性的情況下有一定獨特性。”
人們閱讀古籍的能力普遍不如以前
如今，讀本叢書面臨著新環境，國家大力推動傳統文化的復興，讀者自發的興趣和熱情也在升溫。“在目前的大環境下，明顯感覺經典文學的經典版本，銷量在持續回升。”周絢隆介紹說，去年人文社的“四大名著”平均銷量都過了五十萬套，業績超出以往。而剛面世不久的讀本叢書典藏版第一輯印了5000套，很快就加印了。“如果是2000年前後，印5000想賣掉，就要費很長時間。”
周絢隆覺得，隨著網絡的普及，讀者對古典文學紙質書的依賴一度有所下降，“但是現在明顯感覺到，讀者重新開始關注有品質、有品牌的東西。我們再版讀本叢書，也是基於這樣一個市場判斷。”不過，他並不一味樂觀，“必須承認，古典文學在全民閱讀中的占比，跟過去比還是下降了很多，人們閱讀古籍的能力普遍不如以前。現當代作品，不管原創的還是引進的，有很多是消費品。但古典文學，即使很輕松的東西，在許多讀者看來，也是知識性的，還是有一定的分量，不太容易接受。”
最近，古典編輯室的葛雲波寫了一篇文章《如何識破機器人的“偽詩”》，他從作家韓少功的《當機器人成立作家協會》一文談起。韓少功把宋代秦觀的一首七絕和IBM的作詩軟件“偶得”的一首作品並置，讓三十多位文學研究生分辨，結果很多人“猶疑不決抓耳撓腮”。接下來，葛雲波逐一分析了機器生產的這首詩的“不對勁”之處，實際上從字句到格律破綻都很明顯。“熟讀唐詩三百首，識破假作不用久”，葛雲波覺得，目前並不是機器作的詩有多高明，而是我們自身閱讀古典文學的經驗不足，導致真偽莫辨。
顯然，積累這種經驗，培育對古典文學的感受力，沒有捷徑，隻能從最基本的閱讀開始。歷時六十餘年鍛造而成的“中國古典文學讀本叢書”，就是一套打基礎的書。曾經參與叢書工作的人文社老一輩編輯陳新先生認為：“時代變了，如今的出版社大多專注長篇大卷、總集、全集之類，對小打小鬧的如選本等作品，基本上已無暇顧及，因此在書店中也很難找到新的古籍選本。但我認為，要弘揚我國優秀的古代文化，如果離開優秀的古籍選本，恐怕難以為功。不妨設想一下，一位普通的讀者，哪有時間、精力和能力去從篇幅浩瀚的總集、全集中去吸收營養，何況優良的古籍選本，並非真正沒有市場。”
讓古典文學走出學院的藩籬，真正成為大眾的精神營養，前輩們已經做出了示範，能否接續這個事業，就要看出版界、學術界的志向和能力了。比起學院內部的研究和積累，普及恐怕是更艱難、更重大的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