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楊編著的《中國歷史年表(上下)》按年紀事,脈絡清晰,事件分明,並有司馬遷《史記》之風,臧否人物於不動聲色之中。通曉歷史來龍去脈,探索中國前因後果。人類與其他動物大的不同是:人類發明了文字,能夠把自己的生活記載下來,成為歷史。後代的人可以憑借這些記載,尋覓自己的歸屬,作生存的依據。有了歷史的記載,我們短短的人生一世,纔不致是一場沒有背景、沒有劇本,不知前因後果的荒唐的獨幕劇。
北京大學中文繫教授錢理群讀柏楊著作的時候則“自然地要聯想起魯迅先生”,“魯迅曾經有一個想法,他想選擇歷來極其特別而又極其能代表中國人性質的一種人物,做一部‘中國人史’”,“魯迅先生最後沒寫成,柏楊先生寫的歷史繫列圖書《中國人史綱》等歷史繫列,某種程度上就是魯迅想寫的‘中國人史’。”柏楊先生和魯迅先生某種意義上是相通的,他們都堅持對中國國民弱點的批判,堅持對中國傳統文化弱點的批判,也堅持自我反省,整個民族性的自我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