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曉聲獲茅盾文學獎後首部*新長篇小說
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梁曉聲寫過一篇文章，叫《掃描中國女性》，在文章中，他寫了這樣一段話：
“如果有上蒼的話，我似乎覺得上蒼有時在窺注民間的時候，看哪個家庭確實需要幫扶，就派到哪個家庭一顆責任種子，然後長大了成為姐姐，他成為姐姐成為哥哥之後，他就對那個家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成為父母離不開的幫手。”
這種對家庭的責任感，伴隨著對社會的責任感，也出現在梁曉聲的小說中，在最近出版的《我和我的命》中，女主人公身上也擔承了這一無法徹底擺脫原生家庭羈絆的宿命感。
《我和我的命》中的主人公“我”是80後，出生在貴州偏僻的山區，因為是女孩被父母拋棄，結果誤打誤撞被一個知識分子家庭收養。後來，養母去世，養父要再婚，再一次失去家的“我”又面臨親姐姐、姐夫接二連三地親情“綁架”，於是，“我”從大學退學，到深圳去謀生。“我”在深圳收獲了友情，找到了愛情，然而原生家庭的親情“脅迫”卻從未停止，生活在底層的親人對她提出各種要求，她固然也憤怒無奈，卻不能無動於衷。無法割斷的血脈連接帶來的責任感讓“我”承擔起了重任，在不斷成長的過程中，也成為了深圳改革開放的見證者和參與者。
現在年逾七旬的梁曉聲，仍筆耕不輟。迄今為止1000多萬字的創作量，讓他成為當代作家中少有人能比肩的高產作家。2019年，在《人世間》獲得第十屆茅盾文學獎之後，72歲的梁曉聲又用《我和我的命》為新時代獻禮。在這部30餘萬字的長篇小說中，他不僅寫出了力透紙背的世道人心，也寫出了生而為人無法推卸的責任所繫，更寫出了在殘酷的命運之外那些溫暖與平凡的美好。
“作為中國文壇的作家，梁曉聲一直被當作是平民的代言人，通過他的作品人們看到了生活在社會下層的小人物的酸甜苦辣，他們的追求及幻滅，他們的執著與無奈，他們的默默無聞所孕育的憤怒和反抗。”
“一生做好人，也是成功人士”
小說中的幾個女性，都是伴隨著改革開放成長起來的，她們的成長過程盡管歷盡曲折，但都展現出了女性的強韌與尊嚴的力量。在書中，梁曉聲認為人有“三命”：一是父母給的，原生家庭給的，叫“天命”；二是由自己生活經歷決定的，叫“實命”；三是文化給的，叫“自修命”。這三者相互作用與影響，最後構成了一個人的命運最終走向。“‘我’在小說中的職業身份與社會精英完全不沾邊，在自我剖析中也多處寫到了自己的平凡普通，但“我”的文本形像卻不卑微，而是活出了自我價值感。一生做好人的凡人，也可以是受人尊敬的‘成功人士’”，是這部小說的一個深層命題。”
盡管作為一個唯物主義者，梁曉聲始終認為命運有它不可違逆的一面，人類對它所持的態度是應有的順應和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的改造，因此他從不喜歡用“我命由我不由天”這樣的話來教育孩子。
但梁曉聲也推崇人的奮鬥能夠改變命運的強大力量，《我和我的命》中的主人公如此，包括梁曉聲本人更是這樣。當年，梁曉聲因為在兵團堅持寫作，並創作出小說《向導》，被推薦上了復旦大學中文繫，畢業後成為北京電影制片廠的文學編輯，從而正式走上創作之路。後來他的散文《慈母情深》被寫進了教材，而《父親》更是感動了幾代人，影響巨大。
普通人的奮鬥史，“人世間”熱氣騰騰的生活
從回城知青、下崗工人，到進城農民、貧寒子弟，很多平凡的小人物都是梁曉聲關注的對像，這些人不是時代的領軍人物，也不是社會的精英，但他們身上背負的命運就是我們民族在艱難行進中的命運。他們經歷的苦難就是我們國家在時代變遷中經歷的苦難，他們的掙扎與奮鬥也是一代又一代人不甘沉淪，有所追求的寫照。
但梁曉聲從來不覺得平凡就是平庸的，在那些最尋常的人物身上，他總是能看到他們的閃光之處：“片警、快遞小哥、出租司機，我們能夠舉出許多人從事的平凡的工作，但是他們在平凡中把那份工作做的很好，甚至就是在小城裡街頭巷尾的一個老門面的一個面點師傅，他做了幾十年，他也可以做的很好，很受人尊敬，一個老的理發師，你都不能認為他是平庸的。”
一個人能把自己的工作認認真真、踏踏實實地做好，在他看來，就是平凡而可敬的。
盡管早已著述等身，但梁曉聲對文學仍懷有敬畏之心。對於自己所出之書，他的看法清醒而通透：“是有影響的，但不是暢銷的書。我是可以寫出暢銷書的，我寫了這麼長時間，太知道加素、怎麼操作就會暢銷了，但我不願意這麼干。”
一個人活得始終像他自己，纔不至於活到一把年紀，已面目全非。就像他在《我和我的命》的結尾寫的那樣：“我不信世上會有君子國，這使我活得不矯情；我不信‘他人皆地獄’，這使我活得不狡猾。”
對中國人來說，幾乎沒有一種與他人無關的個人幸福，也沒有一種與別人無關的命，順應大勢，我命由我，這是中國人的精神，也是我們和我們的命，是我們想要的善好的生活。梁曉聲保持了我們對善好的想像。而且這份想像不是憑空的，不是沒有現實感的，而是深深扎根在現實裡，扎根在我們所有人的生活，包括我們的困境裡。
——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著名評論家 李敬澤
梁曉聲身上的思想者形像和知識分子情懷，是他現實主義的內核，並且形成了其現實主義的溫暖底色，這種溫暖的、樸實的現實主義為他的作品留下了普通人的生命情懷和民間溫度。而這現實主義的根基，就是“五四”以來的啟蒙主義傳統。梁曉聲的現實主義既關注到了國家民族現代性的追求的宏觀層面，也貼近了對民間的底層關懷，是建立在對民眾、大眾關懷的基礎上的國家民族現代性的追求，*大限度地貼近了現實主義傳統。
——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著名評論家 吳義勤
梁曉聲因“知青文學”成名，卻並未止步於“知青文學”，他一直追隨這個時代，反饋這個時代，同時也在沉澱自我、更新自我，作品也同時代一起成長、一起變化。
——首都師範大學教授 張志忠
作為梁曉聲榮獲第十屆茅盾文學獎之後推出的又一部長篇小說，《我和我的命》仍然秉承作家一貫的平民立場，在把個人命運與城市發展以及時代特質緊密結合的基礎上，成功地書寫表達以移民方式進入城市的早期深圳人真實的人生和精神軌跡，可以說是一部帶有明顯成長小說意味的社會小說。
——山西大學教授、《小說評論》主編 王春林
年輕人也與父輩一樣，能夠承擔家庭的責任、自我成長的責任，乃至社會的責任。這是這部小說*大的發現，也是梁曉聲多年關注中國社會變遷和青年成長的*新體會。
——人民網
梁曉聲一直關注社會變遷與青年的成長，之前在書寫知青生活、在寫下社會階層變化的時候，他總會思考社會對人的要求、時代對人的改變、困難對人的考驗等等，同時，也總是在呈現人對這些要求、改變和考驗的回應，其中更多的是被動的回應，是不屈不撓。而到這了這部新長篇，人物的回應更多地內在化為一種責任和修養，人不再是被動地接受命運的安排，而是要承擔起血緣、家庭和生命、社會帶給人的責任。
——光明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