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大江健三郎(1935—)是日本當代文學的代表性作家，亦是一九九四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少年時代的大江喜歡閱讀《哈克貝裡·芬歷險記》《尼爾斯騎鵝旅行記》，由此培養了對文學的想像力。一九五四年進入東京大學法國文學專業學習，他從大學一年級開始創作校園劇本和小說等，早期作品《火山》(1955)、《野獸們的聲音》(1956)就獲得了較多的好評。尤其發表在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二日《東京大學新聞》上的《奇妙的工作》受到了日本戰後派文學評論家平野謙的關注。此後，《文學界》《新潮》《近代文學》等著名期刊開始邀請他發表作品，他陸續創作了《死者的奢華》(1957)、《他人的腳》(1957)、《飼育》(1958)、《人羊》(1958)等作品，一九五八年七月以《飼育》獲得第三十九屆芥川文學獎，由此成為炙手可熱的日本文壇新秀，當時他還是一位東京大學的在校生。
大江於一九六○年二月結婚，一九六三年六月長子大江光出生。大江光患有先天性腦疾，這對大江是一次沉重的打擊，但他最終選擇了與殘疾兒共生之路，《個人的體驗》(1964)等諸多作品就是以他的這種人生體驗為素材創作的作品。此後，他開始關注廣島原子彈爆炸等問題，這是與殘疾兒“共生”之路延伸出的“共苦”之路，同時還開啟了一種面向“他者”的視角，這是日本傳統私小說素，他由此成為日本當代文學的重要推手之一。從明治時代開始，日本出現了一批絕望自殺或陷入頹靡的作家，而大江則是一位堅毅的探索者，一直在黑暗與痛苦中不停地摸索前行，為日本當代文學展示了一條通向希望之路。
大江本人對其與戰後派文學之間的親緣關繫心知肚明，他在諾貝爾文學獎授獎儀式的致辭《我在曖昧的日本》中寫道：
我覺得，日本現在仍然持續著開國一百二十年以來的現代化進程，正從根本上被置於曖昧(ambiguity)的兩極之間。而我，身為被刻上了傷口般深深印痕的小說家，就生活在這種曖昧之中。
把國家和國人撕裂開來的這種強大而又銳利的曖昧，正在日本和日本人之間以多種形式表面化。日本的現代化，被定性為一味地向西歐模仿。然而，日本卻位於亞洲，日本人也在堅定、持續地守護著傳統文化。曖昧的進程，使得日本在亞洲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而面向西歐全方位開放的現代日本文化，卻並沒有因此而得到西歐的理解，或者至少可以說，理解被滯後了，遺留下了陰暗的一面。在亞洲，不僅在政治方面，就是在社會和文化方面，日本也越發處於孤立的境地。
就日本現代文學而言，那些最為自覺和誠實的“戰後文學者”，既在那場大戰後背負著戰爭創傷，同時也在渴望新生的作家群，力圖填平與西歐先進國家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諸國間的深深溝壑。而在亞洲地區，他們則對日本軍隊的非人行為做了痛苦的贖罪，並以此為基礎，從內心深處祈求和解。我志願站在了表現出這種姿態的作家們的行列的最末尾，直至今日。
從上文“我志願站在了表現出這種姿態的作家們的行列的最末尾”可知，大江將自己定位為“戰後派”文學的後繼者。朝鮮戰爭後，日本經濟回歸正軌，同時日本成為美國的反共橋頭堡，“對日本軍隊的非人行為做了痛苦的贖罪，並以此為基礎，從內心深處祈求和解”的日本戰後派文學失去了進一步發展的社會環境。所以，作為戰後派文學的後繼者，大江的文學探索必然充滿了痛苦，年的Football》就是這類文本，大江在作品開篇處寫道：
在黎明前的黑暗中醒來，渴求著熾熱的“期待”感，摸索噩夢殘存的意識。猶如咽下的使內髒燃燒的威士忌，焦灼地期盼熾熱的“期待”感在肉體深處實實在在地恢復，這樣的摸索總是徒然。握起無力的手指，而後，面對光亮正不情願地退縮的意識，承受著渾身骨肉分離之感，且這感覺正變為鈍痛。無奈，我隻得再次接受這隱隱作痛、支離破碎的沉重肉體。顯然不願想起這究竟是何物在何時的姿勢，我隻是手腳蜷縮地睡著。
年的Football》最初刊載於一九六七年一月至七月的《群像》雜志，一九六七年九月由講談社出版單行本，曾經獲得過第三屆谷崎潤一郎文學獎。作品人物根所蜜三郎陷入了深刻的人生危機，剛剛降生的孩子患有先天性腦疾, 目前還放在保育院裡；妻子陷入了酒精中毒；夫妻關繫亦極度冷漠；親密的友人也以慘不忍睹的形像自殺身亡了。這時,曾經參加過安保鬥爭的弟弟鷹四結束了一段在美國的放浪生活返回日本，其內心亦充滿了創傷。在鷹四的建議下，他們決定返回四國故鄉以尋求新生之路。這是大江三十二歲時的作品，亦是其於一九九四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的獲獎代表作之一。當時，瑞典皇家學院列舉了大江的五部代表作,包括《個人的體驗》(1964)、年的Football》(1967)、《M/T與森林的不可思議的故事》(1986)、《致令人懷念的歲月的信》（1987)、《燃燒的綠樹》(1993—1995），尤其高度評價了年的Football》。
年的Football》共分十三個篇章，其中第一篇題名為“在死者的引領下”，暗示了探索由死向生之路的作品基調。上引開篇段落中的“黑暗、噩夢、摸索、鈍痛、支離破碎、沉重肉體”等一連串詞彙無不指向深刻的痛楚，這與“在死者的引領下”的鋪敘展開有關，與作家從日本的“曖昧”中感受到的痛苦亦不無關聯年（1860）是日美關繫史上的重要年份。為了交換“日美修好通商條約”的相關文件，當時的江戶幕府派出了赴美使節團，這是自一八五四年日本開國之後派出的第一個正式的赴美使節團，標志著現代日美關繫史上的一個重要節點。年的Football》是前後期大江文學的分水嶺之作，這從作品時間結構的變化亦可以略窺一斑。作品由大江文學一貫的線性時間結構變為重疊式時間結構。例如，一八六○年至一九六○年第一次安保鬥爭之間的日美百年關繫史是重要的時間鋪設。與此相應，作品標題“Football”一詞的多義性亦暗示了作品豐富的時空意像。而一八六八年明治維新至一九六八年維新百周年紀念這第二個百年史則是作品創作時期的重要歷史背景。此外，作品中還嵌入了其他豐富的隱喻,其中最值得關注的是“根所”這一姓氏所隱含的深刻內涵，它使作品具有尋根文學的屬性，其與“琉球語”的關聯傳說亦暗示了“衝繩”這一政治地理空間以及與此相關的跌宕起伏的東亞近現代史，其中可見大江對日本戰爭與戰敗的思考，對商品經濟強力滲透的關注則構成了另一條重要的脈絡。
作為一名人道主義作家，《個人的體驗》後的大江文學的指歸之處都充滿了“希望”，年的Football》亦然。大江在作品結尾處寫道：
我和妻子、胎兒穿過那片森林出發了，我們不會再次造訪山谷吧。既然鷹四的記憶已作為“亡靈”為山谷人所共有，那麼我們沒有必要守護其墳墓了。離開窪地後，妻子將努力使從福利院領回的兒子融入我們的世界，同時等待另一位嬰兒的誕生。這期間，我的工作場所是充滿汗水與塵土的污穢的非洲生活——我戴著頭盔，叫嚷著斯瓦希裡語，夜以繼日地敲打著英文打字機，亦無暇反思自己的內心活動。我不認為用油漆在巨大的灰色肚皮上寫有“期待”字樣的大像，會踱到我這位埋伏在草原的動物采集隊翻譯負責人面前。然而，一旦接受這項工作，有一瞬間我認為這對於我總歸是一次新生活的開始，至少在那裡可以輕而易舉地建起草屋。
作品結尾處一改開篇處的陰郁與痛苦，點明了對新生活的期待感，尤其對“胎兒”“嬰兒”的強調更凸顯了對未來的展望。由此可見，年的Football》亦具有“始自於絕望的希望”的內涵。這種始自於絕望的“希望”是大江文學的重要魅力之一，也是他為當代日本文學做出的重要貢獻之一。
邱雅芬
二○二○年八月於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