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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一個奧秘。應該解開它,如果你畢生都在解開它,那你不要說損失了時間;我在研究這個奧秘,因為我想做人。”1839 年,尚未年滿十八歲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給兄長寫的一封信裡寫下了這句著名的話,每每論及作家創作特點時這句話經常被引用。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處女作,也是其成名作《窮人》,從內容到形式已經在踐行揭秘的構想。《窮人》,無疑應和著時代的呼聲,真實、自然、深入地描繪普通人的瑣碎日常生活和情感是小說的核心內容。在小說主人公,尤其是男主人公的書信中,我們看到了彼得堡大街小巷的燈紅酒綠、聲色犬馬,辦公室裡各色人等的冷酷和溫情,出租屋裡不同房客的傲慢和卑微,父子之間的隔膜和親情,等等。小說由此豐富了俄羅斯文學中的“小人物”畫廊,至少可以說,以書信體呈現的“小人物”傑武什金比普希金《驛站長》中的維林更豐富,比果戈理《外套》中的巴什馬奇金更立體,彼得堡底層“小人物”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這裡有了自己的聲音,開始講述自己以及與自己類似的人的故事,開始講述自己的生活。
緊跟《窮人》完成的中篇小說《雙重人格》可以被看作前者的姊妹篇,作家在這裡更深地進入一個“小人物”亦真亦幻的內心世界,全方位地展示出內心裂變的孤獨之人的所見、所思、所感。《雙重人格》之所以可以被看作《窮人》的姊妹篇,是因為二者的主人公具有諸多共同之處:都是小官吏,都孤身一人、形單影隻,都恐懼周圍的人和事,都深切感受到同僚的鄙視,都渴望得到認可和肯定。同時,不同之處同樣也是顯著的,這種不同和差異使兩部作品構成了相互充實和豐富的關繫。《雙重人格》的主人公更為可悲和無助,他從來沒有被任何人需要過,從來沒有機會向任何人傾訴內心的情感,他要說的話、希望表達的想法從來沒有完整地表達過,唯一的一次敞開心扉、酣暢淋漓地把“某些秘密和隱私坦誠”相告的對像是他的雙重人小戈利亞德金,得到的結果卻是對方的背叛和羞辱。雙重人格的兩重性,其一是顯在的行為舉止,其二是隱秘的、受到抑制的欲望和心思。現實中卑微怯懦、任人欺凌的小官吏戈利亞德金及其幻想中不擇手段但討同事喜歡、平步青雲的戈利亞德金形成了撕裂。
人性復雜的原因之一在於人有衝動,俄羅斯人更是如此。陀思妥耶夫斯基更擅長的是表現衝動的惡果,或如別爾嘉耶夫所說的衝動的“岩漿”。這種忘記一切尺度的衝動對於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是不陌生的。在國外一度沉迷賭博、總是賭得身無分文、預支稿費也要賭、終至債務纏身面臨牢獄之災的經歷,無疑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小說《賭徒》的現實基礎和直接動機,是促使其思考衝動這個魔鬼的根本原因。小說《賭徒》的主題就是衝動、狂熱、失控,各種形式的、忘記一切尺度的衝動、狂熱和失控。小說《賭徒》還通過男女主人公糾結的愛情關繫呈現了作家在其他更為著名的作品中的主題——“馴服吧,驕傲的人”。
關注人性、深入洞察人性的復雜,甚至讓陀思妥耶夫斯基完成了與其說是文學作品,不如說是反理性宣言的小說《地下室手記》。小說分為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地下室人”絮絮叨叨的宣言,第二個部分是主人公以自身現實生活中的案例為第一個部分做注解。宣言的核心內容就是否定鐵一般的定律“二乘二等於四”,即早已得到公認、無可辯駁的事實,主人公就是要撞破這道牆,哪怕頭破血流。在“環境決定論”“靴子比莎士比亞和普希金更崇高”的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盛行的十九世紀六十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反理性主義小說《地下室手記》回擊了當時自以為是、自信滿滿地認為改造環境可以讓人變得更好的論調,在作家看來,認識人的奧秘、改造人本身纔是第一位的,而環境隻是對人的行為有一定的促進作用而已,甚至二者之間往往沒有任何關繫。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窮人》《雙重人格》《賭徒》《地下室手記》中清晰地勾勒了他的創作“圓心”—— 探索人的奧秘。綜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創作,可以說,作家傾其一生都在努力完成自己在少年時期設定的任務。
——趙桂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