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瑟夫·戈培爾，他的名字成為一種宣傳的代名詞，而這種宣傳將整個民族變成了一個一心想征服世界的獨裁者手中馴服的工具。

戈培爾（1897—1945），納粹德國宣傳部長。他的一生給德國、給歐洲、給世界帶來了災難。正是在其宣傳下，希特勒纔被鼓首”。他將希特勒吹捧為“帶來福祉之人”“新彌賽亞”：首先針對一小群追隨者，然後向成千上萬的人，繼而借助無所不能的宣傳機器將他的煽動擴展到易受蠱惑的整個民族。
戈培爾的宣傳雖然未曾對政治與戰爭起到決定性影響，但正是這種宣傳為希特勒無限制的侵略戰爭創造了條件，為“大日耳曼帝國”幻想的付諸實施以及向東方拓展生存空間鋪平了道路。
本書以翔實的史料為基礎，用生動的筆觸，勾勒了戈培爾的一生。

拉爾夫·格奧爾格·羅伊特，1952年生，德國《世界報》記者，傳記作家，納粹德國史專家，著有《希特勒傳》《戈培爾傳》和《隆美爾傳》等，編有《戈培爾日記：1924—1945》。

羅伊特的《戈培爾傳》是我讀過的史料來源zui豐富的一本書，除了《戈培爾日記全集》，他還參考了大量其他文獻，如檔案、法院卷宗、同時代人的回憶錄和遺稿等。全書語言流暢、清晰、生動。
——奧利弗·斯特芬

修訂版前言
第一章上帝為何將他造就得遭世人譏笑嘲諷？（1897—1917）
第二章我心中的混亂（1917—1921）
第三章滾蛋吧懷疑，我要堅強，我要信仰（1921—1923）
第四章此人是誰？一半是人一半是神！
真就是基督，或者隻是約翰？（1924—1926）
第五章柏林……一個罪惡之地！
我應該投身進去嗎？（1926—1928）
第六章我們想做革命者，
而且要保持革命本色（1928—1930）
第七章現在我們嚴格奉行合法之路，
一直奉行合法之路（1930—1931）
第八章一個世界大戰時的普普通通的二等兵接替了霍亨索倫
和哈布斯堡王朝，這難道不像是一個奇跡？（1931—1933）
第九章我們要堅持不懈地對人做工作，
直至他們沉迷於我們（1933）
第十章我們在走向自由的路上將經歷種種
危機和艱險（1934—1936）
第首發令，我們執行！（1936—1939）
第十二章天佑帝國（1939—1941）
第十三章你們想要總體戰嗎？（1941—1944）
第十四章復仇是我們的美德，
仇恨是我們的義務！（1944—1945）
第十五章根本不值首和民族
社會主義去後的世界裡（1945）
補遺
參考文獻

第一章 上帝為何將他造就得遭世人譏笑嘲諷？
（1897—1917）
保羅·約瑟夫·戈培爾降生的1897年，德意志帝國正處在其輝煌時期。帝國是二十五年前戰勝法國後建立的，之後即以驚人的速度躋身於強國之列。在政治方面它與各殖民強國爭奪著“太陽旁的位置”：“以世界政策為使命，以世界強國為目標”，這就是軍界和經濟界為此提出的口號。這一口號使大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各階層感到歡欣鼓舞，使德國在倒向法俄同盟的同時也陷入了與不列顛帝國的衝突之中。在戈培爾出生的那一年，德皇威廉二世正在積極籌劃謀求世界強國的地位。他委派帝國海軍部國務秘書蒂爾皮茨組建一支強大的德國艦隊。
這支艦隊不僅應體現帝國的強盛，而且也是新的海外原料來源地和銷售市場的保障。世紀末的德國尤為有資格回顧經濟的迅猛發展。在世界貿易中年輕的帝國已經排在英國之後位居第二，在工業總產量上已經趕上了這個此前居於領先地位的經濟強國。由於對自然的駕馭在一天天擴展，由於知識水平日新月異，發展似乎沒有止境。
然而這一迅速展現的鼎盛也帶有一些末世之像，它們表現在種種矛盾之中：雖然威廉二世還在炫耀著大選帝侯和偉大的弗裡德裡希的威嚴，但各種集團利益早已左右著政治；雖然經濟、金融和受過教育的市民階層決定著時代的特征，而有理性的批評家馬克思、尼采、瓦格納和弗洛伊德則看到這個資產階級社會的末日已經到來。
盡管新時代主要在各大都市宣示著自己的來臨，但帝國所有的地方都已經為它準備好了條件，戈培爾家族的起源地下萊茵地區也不例外。這片寧靜的天地帶著濃厚的天主教色彩，具有古老的鄉村手工業傳統，現代工業已經在這裡立穩了腳跟，具有悠久歷史的紡線作坊和織布作坊發展成紡織工業。各中心區域提供的工作吸引著那裡的人離開鄉村，因為它們為他們展現出更加美好的生活前景，然而對於很多人來說，種種憧憬後來卻消散在越積越大的城市無產者群體那淒慘悲涼的日常生活之中。
當時有不少人離開自己的村子前往處在上升時期的工業小鎮萊特找運氣，約瑟夫·戈培爾的祖父康拉德就是其中之一。萊特“在杜塞爾多夫附近，離科隆不太遠”。這位小農來自於利希（他自己在拼寫音寫成“”於利希在德文中為“Jülich”。——譯注。本書注釋除特別注明者外，皆為譯注。）附近的格威爾斯多夫，後來娶了來自貝克拉特的鐵匠女兒格特魯德·瑪加蕾特·羅斯卡姆普。康拉德在無數家工廠中的一家做工，終生都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工人。他的兒子弗裡茨（約瑟夫·戈培爾的父親）出生於1867年4月14日，作為窮人家的孩子他很早就得幫家裡掙錢，一開始在萊特的W.H.萊納爾茨燭芯廠做僮僕。即使這家工廠也需要越來越多的領導和管理人員，因而勤奮的工人便有了升遷的機會。弗裡茨·戈培爾就利用了這樣的機會。他的兒子約瑟夫·戈培爾後來寫道：他總是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的工作，“盡管它是那麼微不足道”。他升遷當上了小職員，作為所謂的“立領無產者”負責書寫類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被提升為會計員。到了二十年代，已經稱作“燭芯聯合股份有限公司”的所有者萊納爾茨甚至給了他代理權，藉此這位經營者的家庭終於在小市民階層中獲得了一席之地。
1892年弗裡茨·戈培爾娶了卡塔麗娜·奧登豪森。她出生在界河沃爾姆河荷蘭一側的於巴赫，在萊茵達倫度過了自己的青少年時代。她父親約翰·米夏埃爾·奧登豪森是個馬掌匠，不到六十歲時死於心衰。為了養活他們的六個子女中還極幼小的孩子，寡婦約翰娜·瑪利亞·卡塔麗娜（婚前姓柯爾弗爾斯）去給一個遠房親戚“大神甫”料理家務，他們畢恭畢敬地管他叫“先生”。盡管能帶幾張嘴到牧師家喫飯（他們很少坐在桌子邊喫），也隻能稍稍緩解他們那艱難的生活境況，因此她女兒卡塔麗娜很早就不得不去了一家農莊做女僕，直到工人弗裡茨·戈培爾娶她為妻。
戈培爾一家生活極其簡樸，他們住在奧登基爾欣街一百八十六號的一個小套房裡，今天那裡的門牌是二百零二號。在康拉德、漢斯和夭折的瑪利亞之後，他們的第三個兒子保羅·約瑟夫於1897年10月29日在這裡降生。他和兩個哥哥之間各差兩歲，兩個妹妹生於世紀之交之後，伊麗莎白生於1901年，瑪利亞生於1910年。他與他的兄妹在一個完好的家庭中一起長大。他父親弗裡茨·戈培爾責任感很強，具有普魯士人的直率，“依照自己對愛的理解”愛著自己的孩子。“他似乎更愛自己的妻子，因此他總是有一種需求，要通過一些小手腕和刁難去煩她，有種人總覺得自己付出的愛多於得到的愛，他這種做法和此類人一樣。”約瑟夫及其兄妹非常懼怕父親“斯巴達式的教育”，對母親的善良評價很高，她淳樸謙虛，偏於憂郁。約瑟夫和母親保持著一種特別親密的關繫，她也特別偏愛自己這第四個孩子。約瑟夫後來說：她是那麼“寵愛”自己，或許隻是因為生他時她險些喪命，她大概是把“欠丈夫的愛”給了這個兒子。後來他美化她正是因為她那“令人捉摸不透的簡樸”。對他來說，母親是“最好最忠實的贊賞者”。在他眼裡，母親一生都是他父母家的基準點，直到二十年代中期父母家對他都起著一種避難城堡的作用。
戈培爾一家人穩重嚴肅。人們常常將他們的“憂郁”性格與下萊茵的單調景色以及根深蒂固的天主教聯繫在一起。對於普通人來說，當然也包括戈培爾一家人，天主教是一種生動而形像的信念，依據這種信念，高踞於萬物之上的上帝對塵世進行著懲罰和褒獎，隻要經常捏著念珠向他禱告，他就會多施恩惠。由於擔心上帝發怒，人們必需對他及其塵世的黑衣僕人表示出最恭順的敬意。每天去教堂，懺悔，一起在家裡做禱告，禱告時母親用聖水在雙膝跪地的孩子們的額上畫十字，這些就像天天喫飯一樣屬於戈培爾一家生活的一部分，而為了生計父親在萊納爾茨燭芯廠拼命工作著。
大約在約瑟夫出生兩年後，戈培爾一家再次覺得必須感謝上帝。弗裡茨·戈培爾被提升為店員，從此每年能掙兩千一百馬克，其中包括一次性發給的二百五十馬克的節日費，於是一家人便有了遷入達倫街一所更為舒適的套房的可能。不過到了世紀之交第四個孩子伊麗莎白降生時，這所套房也顯得十分狹小了。節儉和勤勉使戈培爾一家能夠於當年買下一所小行列式住宅，這種行列式住宅是那個地區的典型建築。新住所還是在達倫街，但離鎮中心要近一些。這所“不起眼”的小房子的門牌是一百四十號，後來改為一百五十六號，它經歷了一個個風風雨雨的時代，今天依然還在，約瑟夫·戈培爾將其視為自己的祖屋，因為他在這裡纔“開始真正領悟人生”。
然而對約瑟夫來說人生一開始便異常艱難。在孩童時期，因患“伴有可怕的高燒型譫妄”的肺炎他險些喪命：他挺了過來，但卻成了一個“羸弱的小家伙”。世紀之交後不久約瑟夫患了骨髓炎，他自己曾說這是他兒童時代決定人生走向的事件之一。他在自己的“往事錄”中寫道：在一次與家人一起長距離散步後，他的右腿極其疼痛，“老腳疾”再次變得明顯了。家庭醫生和按摩師用了兩年時間盡力消除他右腿的麻痺癥，而且似乎已經治愈了。然而到後來他們不得不向絕望的父母直言相告，約瑟夫的腿將“終生麻痺”，將伴隨著整個成長發育期，逐漸變為畸形足。弗裡茨·戈培爾和卡塔麗娜·戈培爾不甘心，甚至帶著約瑟夫去找過波恩大學的教授，在那個世紀之初對於一個小職員來說這的確不是一件輕而易舉之事。然而即使那些專家對此也隻能“聳聳肩膀”。他裝了一個不起眼的矯形器，支撐著他那隻麻痺的腳並使其能直立，瘸著腿走著他的人生之路。男孩長到十歲時，明興格拉德巴赫的瑪利亞濟世醫院的外科醫生為他做了手術。手術沒有成功，於是最終隻得放棄了讓男孩避免畸形足的希望。
父母覺得約瑟夫·戈培爾的這一不幸是降給家庭的災難，尤其是他母親，在當地人具有天主教特色的一般想法中，與此緊密相連的是憂慮的聯想。因而卡塔麗娜·戈培爾總是牽著她的“小於普欣”的手帶他去萊特的聖母教堂，在那裡跪在他身邊悄聲祈求上帝賜給孩子力量，將不幸驅離他和家庭。由於擔心街坊鄰居說三道四，她甚至聲稱約瑟夫遭受的痛苦不是源於疾病，而是出於一場意外。據說當她將孩子從一張長椅上抱起時，沒有覺察孩子的那隻腳懸著挨不著地。不過在他得病之後，很快就有人說小約瑟夫“長得不像家裡人”。
男孩本人大概也弄不明白自己的殘疾與信仰之間的種種臆想出的關聯。可這些關聯，尤其是成年人那種滿含同情而又傷人感情的目光以及小伙伴的嘲笑，讓他意識到這一肢體缺陷是個人身上的一種病態，一種使一切都黯然失色的病態。很快他便認為自己低人一等，不願上街，越來越多地躲進達倫街那棟小房子二樓自己那狹小的房間裡。他二十二歲回憶自己的少年時代時曾寫道：那時他總認為同學們與他在一起時很別扭，“因為他無法再像他們那樣奔跑跳躍，有時候孤獨對他而言成了一種痛苦。［……］其他孩子遊戲時都不樂意帶他，自己落單並非隻是自己的意願，這種想法使他感到孤獨。這種想法不僅讓他感到孤獨，而且讓他感到痛苦。每當看到其他孩子奔跑嬉鬧跳躍時，他便嘟嘟囔囔地抱怨自己的上帝［……］給了自己這樣的遭遇，於是他憎恨別的孩子沒和他一樣，於是他取笑自己的母親還喜歡這樣一個殘廢兒。”
1904年復活節過後他開始在父母家附近的國民小學上學，此時這個腦袋奇大、右腳萎縮、顯得笨拙的瘦弱男孩的困境沒有任何改觀。同學們都不喜歡他，因為他性格內向不合群。老師們也不喜歡他，因為他是個執拗“早熟的男孩”，而且還不勤奮。若他又沒有做作業或是惹怒了他們，他們有時會揍他。大概正因為如此，他對自己小學時期的記憶，尤其是對那些老師的記憶基本上都不好。他將一個老師描繪為“虐待我們小孩子的無賴混蛋”，將另一個老師描繪為“信口雌黃的騙子”。他隻喜歡一個“能帶著真正的熱情講述”的老師，他善於激發這個男孩的想像力。
因做腳部手術他不得不住了三個星期的醫院，其間他從早到晚都在看從一個同學那裡借來的童話。“那些書喚起了我的閱讀樂趣。自那時起我貪婪地讀一切印出來的東西，包括各種報刊，還有我對其一竅不通的政治。”他詳細讀著父親以前買的一套兩卷本的舊版小邁爾百科全書。很快他就明白了，自己有能力憑借知識領域去抵消在肢體方面受到的歧視。自卑感驅使他不斷進行著過度補償。他無法忍受某個人“在自己擅長的方面比自己知道得更多，因為他認為其他所有人都很差，因而想在纔智方面也將他排除在他們的圈子之外。這種想法激勵著他勤奮用功，為他填充著能量。”他在他的班級裡最終成為優等生之一。
……

修訂版前言
1943年2月作為對斯大林格勒那場災難的回應，他在柏林體育館的演講中高聲呼喊：“你們想打這場總體戰嗎？”至少在此時他已最終深深印在全世界所有人的意識裡——約瑟夫·戈培爾。他被當代史稱為第三帝國的一個“關鍵人物”。毫無疑問他是這樣一個人物，他的名字成為一種宣傳的代名詞，而這種宣傳將整個民族變成了一個一心想征服世界的獨裁者手中馴服的工具。雖然民族社會主義宣傳的各種準則出自希特勒，但其取得決定性成功卻與約瑟夫·戈培爾的本性有著特別的關繫。因社會引發又由自卑情結滋養的刻骨之恨、源於其天主教出身而且不受任何誘惑的信仰需求以及大纔大智在他身上混合成一種用以影響民眾的獨一無二的武器。這個跛腳之人是對希特勒的災難性補充，是一個後果嚴重的共生體的一部分，這個共生首”在絕大多數德國人的感覺中變成了一個拯救者的形像，人們順從地跟隨著他步入了深淵。
這就是這部傳記的主線，在這裡戈培爾沒有被理解為各種社會政治力量的彙聚點，而是一個參與塑造歷史的個體。本書出版於二十多年前，為當時一片混亂的解析戈培爾打開了一個缺口：戰後的維爾訥·施特凡和庫爾特·裡斯在他們的傳記裡將他妖魔化，試圖以此解釋他們解釋不了的東西。1960年曼弗爾和弗倫克爾將戈培爾闡釋為所得極少但卻在世首信仰中尋得補償的人。赫爾穆特·海貝爾在其兩年後出版的書中將戈培爾描述為沒有信念的投機主義者和“已呈瘋狂之態的市儈”，最終使其成了可笑之人，因為他將這位狂熱的宣傳鼓動者“真正的本質”簡化為他永遠也沒有抑制住的青春期狂熱。維克托·賴曼將他闡釋為理性的宣傳鼓動者，約阿希姆·費斯特在一個肖像速寫中將他描述為“最後的馬基雅維裡主義者”。而羅爾夫·霍赫胡特則完全不同，他在一篇隨筆中已經相當接近真實地將戈培爾解析為“因被迷倒而又迷倒他人的信徒”。
本傳記勾勒出一個令人信服的戈培爾的人物全貌，這部已被譯成許多語言的傳記之所以能夠取得成功得益於占有的原始資料比上述著作要豐富許多。在這方面必須首先提及的是僅轉讓給本作者、第一次被使用的戈培爾1924年以前的遺物。這些文件的使用權原本屬於瑞士律師和戈培爾的崇拜者弗朗索瓦·格諾特，因而人們根本無法接觸到這些遺物。付出了許多努力和耐心之後，一個布質舊箱子終於在慕尼黑皮珀爾出版社的會客室裡為一個傳記作者打開了，幾百封書信、無數文學試筆和其它文件、一些包在棉紙中的約瑟夫·戈培爾大學時代的褪色照片展現在他面前。這些前不久在美國進行過拍賣的文件讓人震驚地看到了一個遭社會排斥的殘疾人的貧困生活，猶如教育劇本一樣清楚地表明這樣一個人如何因一個又一個希望的破滅變成了一個仇恨者。
除了這些能讓人觸摸到戈培爾個人特性核心的遺物之外，本書作者是能夠使用大量與那個時代密切相關的約瑟夫·戈培爾日記的第一人。這些日記表露出自負的自我陶醉和自我欺騙，使用這樣的原始資料須具備特殊的批判眼光，然而它們卻使人深入進約瑟夫·戈培爾的生活，而這在以前是不可能做到的。當時本傳記作者還不得不追溯多種版本和各種庫藏檔案，這促成作者依據一切所得於1992年出版了一部當時可供使用的戈培爾日記五卷本選集並附有評注，到了2008年終於有了一部全集版。這部三十二卷本的戈培爾日記全集是埃爾克·弗勒利希受慕尼黑當代史研究所委托出版的，它的出版歷時近二十年，其間得到了俄羅斯國家檔案機構的幫助，遺憾的是沒有評注。這部全集依據的是存於莫斯科的1945年用玻璃板攝影法拍攝的日記，不過另有其源的部分原稿也是其依據之一。因而此項目幾乎囊括了約瑟夫·戈培爾的所有日記，隻是缺少4月最後那些日子的，戈培爾的同僚維爾訥·瑙曼自稱在逃離地下堡壘時將那部分日記弄丟了。
聯邦檔案館的庫藏檔案，宣傳部長的眾多著作和報刊文章，首次因撰寫一部戈培爾傳記而繫統查閱的在所謂的“戰鬥年代”裡法院審理的大量戈培爾案的材料（其中一部分是作者在柏林莫亞比特州法院檢察機關的閣樓上翻找出來的），它們構成了本書所依據的原始資料的另一個支柱。國內外一些檔案館的小批量庫藏檔案使本書的資料更加完善，其中就包括能夠說明這位柏林黨區領導人影響力的霍斯特·威塞爾的政治筆記，這些筆記存於波蘭克拉科夫的雅蓋隆圖書館，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被認為下落不明。
自本書出版以來戈培爾研究領域還有什麼新成果？除了一些重要的、確證了本書的見解的細節研究之外，例如關於戈培爾思想形成、他1943年2月在柏林體育館發表的那次演講的意義以及他與猶太人關繫的研究，這裡必須提及兩部戈培爾傳記：一部是托比·撒克之作，他將重點放在作為個人和作為政治家的戈培爾之間的相互作用，他不願該書視為一部面面俱到的傳記；另一部應提及的傳記出自彼得·隆格裡希之手，出版社為該書做廣告時稱它是未來年代裡闡釋戈培爾的權威之作——即使不是數十年。
隆格裡希這本九百多頁的書至少在闡釋這位宣傳鼓動家的早期階段時基本依照本傳記，它在總體上認可本傳記對戈培爾這一人物的闡釋，盡管它與本傳記有一些細小差異。本傳記使用的是以人為中心的傳統切入點，而這位倫敦社會歷史學家的著作則完全不同，確切地說它是一個側重宣傳活動的、傳記和民族社會主義通史的混合體。與所有戈培爾傳記作者一樣，隆格裡希首先依據的也是日記。雖說作為原始資料的日記不可或缺，但認真探究日記的背景情況也十分必要，因為其中的一部分文字是寫給後人看的。顯然傳記作者隆格裡希並非總能避開這種宣傳意圖，而學術界也一致認為他與戈培爾日記未保持足夠的距離，對原始資料未保持批判的眼光。
對隆格裡希那部傳記的認可也促成皮珀爾出版社將這部經全面修訂的傳記作為學術版重新出版，為此理應致謝。這次修訂的中心是考慮使用完整的日記。然而這並不是用日記摘錄“擴充”之前的文本。確切地說，在本傳記1990年版未能使用的日記中，我隻使用了能進一步說明事實真相的部分，例如戈培爾對猶太人的仇恨的形成，而如有必要則修改之前的文本。出自第三帝國時期出版的部分日記（《從凱撒霍夫到總理府》）的引文在合理的範圍內由原始記錄所取代。除了錄入最重要的新文獻和修訂附錄之外，還補入了個別注釋。本傳記一如既往沒有采用此間在當代史寫作中流行的道德評價，然而約瑟夫·戈培爾的人生經歷，尤其是他在第三帝國扮演的角色則自然而然地展現在人們面前。
拉爾夫·格奧爾格·羅伊特
2012年夏於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