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學歷史本體論》是李澤厚先生平生思想的集大成之作。采取積澱論的哲學心理學方向，融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經典哲學於一爐，以“人活著”“度的本體性”等的重構建設，反對後現代，凸顯出當今人類與個體的命運問題。

全書分為三卷。“倫理學綱要”承繼中國情本體傳統，從“人之所以為人”出發，將道德、倫理作內外二分等。“認識論綱要”提出“度”應作為認識論的第一範疇，也指出中國實用理性有優點，但有忽視邏輯和思辨的缺失。“存在論綱要”圍繞“人活著”及某些宗教-美學論議，為本無形而上存在論傳統的中國“哲學”，開出一條“後哲學”之路。

李澤厚，中國當代著名思想家，在哲學、思想史、倫理學、美學等多個領域均有重大建樹。

1930年6月出生，湖南長沙人。1954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1988年當選為巴黎國際哲學院院士。1992年客居美國，先後任美國、德國等多所大學的客席講座教授等。1998年獲美國科羅拉多學院人文學榮譽博士學位。2010年入選世界權威的《諾頓理論和批評選集》。

主要著作有《批判哲學的批判》《中國古代思想史論》《中國近代思想史論》《中國現代思想史論》《美的歷程》《華夏美學》《美學四講》《論語今讀》《己卯五說》《實用理性與樂感文化》《中國哲學如何登場？》等；結集有《李澤厚集》《李澤厚對話集》等。

內在自然人化說（1999）

自由意志的絕對性

至少從存在主義開始，當然也可以從Kant算起，哲學重心已經轉移到倫理學。但倫理學今天實際也已一分為二， 即以“公正”（justice）、“權利”（human rights）為主題的政治哲學－倫理學，和以“善”（goodness）為主題的宗教哲學－倫理學。本文暫不談這一區分。總之，近代哲學從Kant起，倫理道德被認為是人所以為人（人的本體）之所在。它高於認識論所對應和處理的現像界。從而，這個崇高的“倫理本體”，作為我所謂的“文化心理結構”中的“自由意志”，究竟是什麼，便應是倫理學的重要問題。

我以為，作為人類倫理行為的主要形式的“自由意志”，其基本特征在於：人意識到自己個體性的感性生存與群體社會性的理性要求處在尖銳的矛盾衝突之中，個體最終自覺犧牲一己的利益、權利、幸福以至生存和生命，以服從某種群體（家庭、氏族、國家、民族、階級、集團、宗教、文化等等）的要求、義務、指令或利益。可見，第一，它是個體自覺意識的行動、作為和態度。動物也有為群體生存而犧牲個體的事例，但不可能有這種自覺的具有理性認識在內的“意志”。第二，由於它常常是相悖於個體生存的利益或快樂，因而是不顧因果利害而如此行為動作的。由於它不屈服於利害因果的現像世界，所以說它是“自由”意志。動物自然也沒有這種“自由”的意志。這裡的關鍵在於，人的這種“自由意志”本身具有崇高價值，它為人類對自己和對他人（包括對後人）培育了具有社會文化內涵的普遍性的心理形式，使人獲得不同於動物界的社會性生存。這就是所謂高於現像界的“倫理本體”。

拙作《批判哲學的批判——康德述評》（下簡稱《批判》）曾舉兒童教育中的“勿”（勿貪喫、勿貪玩等）為例指出，社會對個體行為的倫理要求，是從小起便培育用理性的自覺意識來主宰、控制、支配自己，這就是中國人講的“學做人”（learn to be human）。從孔老夫子講“克己復禮”、“立於禮”，直到今天許多中國人教訓兒女，都是這個意思，都是指出：人（human being）並不隻是一個生物體而已；要成為一個人，必須有內在的自覺的理性品德。概括到哲學上， 這也就是塑造作為“倫理本體”的“人性”心理，也就是我所講的“內在自然的人化”中的“自由意志”。可見，這“自由意志”不在天理，而在人心。此“心”又並非神秘的感召、先驗的理性或天賜的良知，而是經歷史（就人類說）和教育（就個體說）所形成的文化心理積澱。Kant的重要貢獻就在於，他把人的倫理行為這一理性主宰的特征，以“絕對律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的崇高話語表達出來，並以之為超越因果現像界的先驗的普遍立法原則。於是，倫理話語有如神的旨意，即使無理可說也必須絕對服從。有了它，人便無所畏懼，也無所希冀，處變不驚，一往無前，“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據說Kant講倫理學時，曾使聽眾落淚。正由於他非常準確地揭示了這一人之所以為人即具有“自由意志”的偉大莊嚴，表明這個“倫理本體”的地位遠在任何個體的感性幸福、快樂以及任何功績、事業之上。隻有宇宙本身能與之相比：“位我上者，燦爛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

《批判》接著敘說Hegel批判Kant的倫理學，認為它是形式主義，空無內容。因為Kant描述談論的，實際上是倫理行為的心理形式（理主宰欲）的特征，Kant把這一特征當作倫理行為的普遍性的“立法原則”，落實到具體規範上，如舉出“不說謊”、“勿自殺”、“助他人”、“勿怠惰”（即發揮自己的纔智能力）等等，便突出地顯示由於脫離具體社會歷史情境而難以成立。戰爭中，對敵人能不說謊嗎？被捕不說謊而出賣同伴，難道反而更道德嗎？自殺在好些情況下比苟且偷生也要更為道德。“助他人”和“勿怠惰”在各種具體情境中，也各有非常復雜的狀態，其道德與否很難脫開具體境遇和事實來做一般論定。包括Kant提出的“人是目的”，作為普遍立法的倫理原則，在好些情況下，也不成立。例如在戰爭中和革命中，個體的人很難是“目的”，而常常必須是自覺作為工具、手段和螺絲釘，以服從於民族、國家和革命的利益，纔更“道德”。又如，在長期的奴隸社會中，奴隸作為工具而生存，吻合當時歷史條件下的“道德”。所以，Plato、Aristotle提不出Kant的命題。凡此種種，說明Kant的“自由意志”、“絕對律令”隻要具體化，便很難作為自古至今普遍適用的立法原則，以規範人們的行為。相反，任何個體都處在一定的家庭、氏族、集團、階級、民族、國家等等具體人群關繫中。這些具體人群各個被制約於特定時空條件，從地理環境、生產水平、經濟狀況到文化傳統、宗教信仰，他們所具體實現的倫理關繫和所要求的道德規範，常常各有特征，並不一致，有時還有尖銳矛盾和衝突。有的原始部落殺老，有的卻尊老，它們是在各自不同的具體歷史環境下為維持生存所要求的產物，它們都是“道德”的。婦女貞操問題，也如此。文化人類學證實了許多這種相互不同和衝突的道德行為和道德觀念，從而認為一切道德、倫理都是相對的，都是特定時空條件下即歷史的產物。倫理從屬於歷史。隻有歷史主義，不可能有獨立的倫理主義。從Hegel到Marx，也是這種看法。功利主義更是如此。總起來看，與Kant以及各派宗教哲學的絕對倫理主義相對立，相對主義倫理學早已是今天的主流。大量經驗事實似乎證實著並沒有超經驗、超時空條件、放之四海而皆準、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先驗的“絕對律令”。所有道德都與特定的因果、利害相關聯，都隻能有條件地服從，並無絕對的神聖性。時空條件的變遷，使道德義務也變遷。

但是，情況卻有更為復雜的一面。例如，為什麼好些時候人們對敵人寧死不屈這種對己方並無利益的行為態度，內心會產生贊嘆和敬重的道德感受？包括有時對惡人的剛毅、勇敢、智慧也會起某種敬重贊賞之情，而大盜比小偷一般也更受尊敬？為什麼總有很難用利益或功利（無論個體或集體）來解說的道德行為，如孟子講的看見小孩快掉下井，常常是本能似的去救援？為什麼一些壞人干完壞事，深夜捫心又仍感自愧不安？而Kant所舉出的“不說謊”、“勿自殺”等等，也確乎是任何社會在一般情況下所要求的“普遍法則”。所有這些，似乎又顯示出，的確存在某種超越個體、己方以至某一集體利益的、更為崇高偉大的普遍價值。相對於一切時空條件中的事物，它是某種絕對的存在。“砍頭不要緊，隻要主義真”，但這“主義”仍然隻是人間的相對事物。那麼，這超越一切相對事物的絕對存在又是什麼呢？如此莊嚴肅穆可比於燦爛星空的道德律令，它究竟來自何處？它那不容置疑無可爭辯的絕對根基到底在哪裡呢？這就是倫理學特別是倫理絕對主義的一個關鍵問題。

前記（2018）

本書原名《哲學綱要》，2011年1月初版於北京大學出版社，同年7月改正眾多錯漏後第2次印行。2015年7月由中華書局出版。2O16年6月增添若干新篇舊作由青島出版社更名出版。更名實乃恢復，因《哲學綱要》主要由《人類學歷史本體論》（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8年5月初版，同年8月再版，2010年3月三版）拆拼重組而成，當年為八十自祭自壽以紀念研讀哲學，交北大出版；不料轉瞬又活多年，而殞歿畢竟鄰近，乃恢復本名出青島版，留存“人類學歷史本體論”作自己的獨特記念。此次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應出版社要求，書分三冊，有所增刪。此書多次行印，變相屢售，似有愧於讀者，卻已無可如何，驚歲月如流更應奮力求索，奈身心疲憊那堪書案折磨，思意未盡，發表難能，此為最後一版歟？不可知也矣。謹記。

2018年88歲於異域波城

上冊序

本卷《倫理學綱要》是從我著作中有關論議倫理學的部分摘取彙編而成，它們分別寫於世紀交替以來的不同時日，這次彙集因年老體衰，未能改動以求統一。

這些屬於不同歲月的文字合成本書，形式結構上便自無繫統條理之可言，且有不少重疊雷同、反復陳說的地方，但內在脈絡和論證說法倒相當一貫。總的說來，就是繼承中國傳統，在人類學歷史本體論哲學視角下，從“人之所以為人”出發，將道德、倫理作內外二分，道德又外作傳統宗教性與現代社會性二分，內作能力（意志）、情感、觀念三分，並以此為基點，討論倫理學的一些根本問題，而不斷有所明確、補充和擴展。如確認道德心理和行為中，理性為動力，情感乃助力；人性能力在道德領域乃（自由）意志，等等。此外，拙著《回應桑德爾及其他》（2014）、《什麼是道德？》（2015）兩書亦均屬倫理學範圍，亦有重要確認和增補，如《回應》書中的倫理學整體圖表（“總覽表”的說明）、《什麼是道德？》書中對某些具體問題的回答，等等。

我曾為突出特色而片面地說過，中國哲學是“生存的智慧”（如“度”的藝術），西方哲學是“思辨的智慧”（如Being的追尋）；十多億人口和五千年未斷的歷史是前者的見證，迅猛發展的高科技和現代自由生活是後者的見證，各有優長和缺失。我所想探究的，正是中國傳統的優長待傳和缺失待補，以及如何傳如何補，我以為“轉化性創造”是關鍵。這對我來說，就是以孔老夫子來消化Kant、Marx和Heidegger，並希望這個方向對人類未來有所獻益。作為中國傳統哲學主干的倫理學，應予此有所貢獻。

由於各種主客觀制限，我的文章大多匆忙寫成，未及錘煉，是以論證疏略，語言平淺，資料不多，概括稍快。諸作如此，本書亦然提要，別見洞天，旨意深淳，自成一統，亦不遑多讓。“闡舊邦以輔新命，極高明而道中庸”（馮友蘭語），為多代學人所深望，亦拙諸作所向往，幸希讀者三留意焉。

此序。

2009年10月撰寫，2015年12月改訂

中冊序

書名是誇張了，為對應《倫理學綱要》而擬，實際隻是對認識論某些問題的看法而已。《答問》《關於“理性內構”》兩篇為未曾發表的存稿，這次作了好些補充。《主體性（subjectality）哲學認識論》乃《批判哲學的批判：康德述評》的有關摘錄，卅年舊作，不易變更，與今觀點，自有異同，雖勉力改刪，仍難如人意，但畢竟同遠大於異，錄存此書，以供參閱。

由於是“生存的智慧”，我一直認為中國實用理性有忽視邏輯和思辨的缺失而頗待自我改善。“度”作為第一範疇在認識論需重視“數”的補充，陰陽、中庸和反饋繫統的思維方式需強調抽像思辨之優長以脫出經驗制限。我很少在哲學中談論過於具體的問題，這裡願破例強調，在中學設立獨立的形式邏輯課程很為重要。在理論上，“默會知識”、“秩序感”、“形式感”與“以美啟真”和“自由直觀”等等，更需要作深入探究。

問題艱難，無門進益。但如所提問題能引人留意，則衰朽殘年發此粗陋不堪之作，雖汗顏之至亦無所辭焉。

此序。

2010年5月撰寫，2015年12月改訂

下冊序

中國本無存在論（即本體論ontology），此《綱要》為友朋慫恿，將拙作中有關“人活著”及某些宗教－美學論議摘取彙編，與前二《綱要》合成三位一體，為本無形而上學存在論傳統的中國“哲學”，順理成章地開出一條普世性的“後哲學”之路。唯舊著重組，頗感拉雜失倫；而名實不符，或可博君一粲？

此序。

2010年5月撰寫，2015年12月改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