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本序
十九世紀末葉，法國的一位作家曾經半開玩笑地說：“我像流星一樣進入文壇”，不幸的是，他的創作生涯也如流星般一閃而過。但這道閃光是如此耀眼，不僅使法國人驚嘆不置，而且為全世界所矚目。
這位作家，就是被法朗士譽為“短篇小說之王”的莫泊桑。
莫泊桑在進入文壇之前，是巴黎一個默默無聞的小職員。一八八○年，他的短篇小說《羊脂球》在著名的《梅塘夜話》小說集中發表，引起了強烈的反響。這篇小說巧妙的構思、圓熟的技巧和對現實的深刻剖析，受到人們的交口稱贊；還有他那清新、優美而又準確、簡練的文體，即使最挑剔的文體家也認為無懈可擊。法國公眾隻道發現了一位天纔，卻不知這位天纔已在高人的指導下，刻苦奮鬥了十餘年；更不會想到，這位天纔是在無法逃脫的遺傳性精神病的威脅下，以頑強的毅力與自己的命運做鬥爭。
莫泊桑的母親，是詩人兼小說家勒普瓦特萬(1816—1848)的妹妹，本人也酷愛文學。莫泊桑自幼受母親熏陶，十三歲開始寫詩。在中學階段，巴拉斯派詩人路易·布耶曾經熱情地關懷這個年輕人的成長。從一八七三年起，他在舅舅及母親的老友福樓拜的悉心指導下，接受了極嚴格的寫作訓練。福樓拜培養他對生活的感受力和敏銳的觀察力，培養他嚴謹的寫作態度和對文體美的執著追求。這位老師對弟子的關心和愛護是十分感人的，每當莫泊桑喪失勇氣，老師總是以熱情的鼓勵和督促使他振奮起來。福樓拜強調“纔能就是持久的耐性”，他要求莫泊桑以長期不懈的努力，去獲得自己的獨創性。這位勤奮而聽話的學生也沒有辜負老師的期望，他孜孜不倦，所寫習作數以百計，終於寫出了使老師拍案叫絕的《羊脂球》。
從《羊脂球》開始，莫泊桑的作品如噴泉般湧射而出，短短的十年之中，他發表了三百多篇中短篇小說，六部長篇小說，三部抒情遊記，一部詩集，還有若干戲劇和相當數量的評論文章。不幸多年折磨他的疾病惡性發作，一八九一年他不得不告別文壇，一八九三年七月與世長辭，終年四十三歲。
在十九世紀群星燦爛的法國文壇，能躋身於巴爾扎克、雨果、司湯達、福樓拜、左拉等大師的行列而不黯然失色，這絕不是一般的纔華所能達到的，必定是在某些方面有其獨創的纔能；何況莫泊桑還是一個同時使讀者、批評界和同代作家為之傾倒的人物，這就使我們不能不懷著極大的興趣去探究其個人特色及魅力之所在。
與前述那些第一流的大作家相比，在氣魄的宏偉、畫面的廣闊和哲理的深度方面，莫泊桑顯然要略遜一籌。他不是哲人，也不是歷史家，他缺乏巴爾扎克那種深邃的歷史洞察力，不具備司湯達那種政治敏感，不像他的老師福樓拜那樣縝密細膩，也不如左拉的視野寬廣。但他自有一種非凡的捕捉生活的本領，善於從一般人視而不見的凡人小事中，發掘帶有本質意義和美學價值的內容，從而大大豐富了文學的題材。
就一般人的眼光看來，莫泊桑的生活閱歷並不十分豐富。他出身於諾曼底一個破落的貴族之家，在家鄉的田園景色中長大，中學畢業後到巴黎學法律，不久因普法戰爭爆發應征入伍，未及作戰又在大潰退中返回故鄉，接著先後在法國海軍部和普通教育部當了十年小職員，直至《羊脂球》使他一舉成名。這樣，諾曼底的農民和鄉紳、普法戰爭以及巴黎小職員單調沉悶的生活，就成為他的主要創作源泉。莫泊桑正是利用這些平淡無奇的生活素材，給讀者提供了一組組豐滿生動的社會風俗畫，出色地勾畫了社會中為數眾多的小人物的群像。
寫小人物，不能說是莫泊桑的創舉，其他作家的作品中，也出現過不少小人物，但小人物一般不能成為他們作品的主人公：巴爾扎克的主人公都是些叱咤風雲的人物，要麼是各行各業的拿破侖，要麼是尚未得志或慘遭失敗的纔智之士，至少是具備某種非凡氣質的個性；司湯達的主人公無一例外具有過人的纔華、堅強的意志和性格，從外表到內心都出類撥萃；雨果的主人公幾乎超凡入聖，全都帶有濃厚的傳奇色彩。而莫泊桑的作品卻大都以芸芸眾生為主人公——農民、鐵匠、船工、修椅墊的女人、窮公務員、流浪漢、乞丐、妓女、俗不可耐的小資產者……都是他著意觀察和描繪的對像。
若在巴爾扎克筆下，即使平庸的人也寫得不同凡響：賽查·皮羅多是個普通的買賣人，“相當愚蠢、相當庸俗，他的阨運也很尋常”，於是巴爾扎克把他擱置了六年之久，直到賦予這個買賣人某種高貴的品格，並且使他的死達到悲劇的高度。但是莫泊桑認為：“如果昨日的小說家是選擇和描述生活的巨變、靈魂和感情的激烈狀態，今天的小說家則是描寫處於常態的感情、靈魂和理智的發展。”所以他聽任他的人物目光淺短、舉止平庸，從裡到外一無出眾之處，即使他們中的某些人完成了某件英雄壯舉，那也多半出自他們淳樸的天性，甚至是相當原始的本能，而不是由於具備何等樣的英雄氣質。然而這個芸芸眾生的世界，卻成為莫泊桑創作的特殊領域，使他的作品別有新意。沒有他所描繪的這個世界，十九世紀的社會風俗畫卷就不夠完整，尤其是不能充分反映十九世紀後期的法國社會特征。
應當承認，使莫泊桑在十九世紀文壇上發出異彩的首先是他的短篇小說。這種文學體裁在法國本不十分受人重視(盡管許多名家都不乏優秀的短篇傑作)，直到莫泊桑，短篇小說纔充分施展其魅力，顯示出巨大的容量，承擔起描繪社會風貌的重任。如果說巴爾扎克的作品好比巨幅壁畫，莫泊桑的作品卻類似一幀幀小巧的素描，表面看去彼此毫無聯繫，卻的確是十九世紀後期的社會風俗寫真。
以凡人小事為題材，以短篇小說為主要創作形式，應該說是莫泊桑在文學題材和體裁上的突破，也是他個人獨創性的主要表現。但是，如果沒有他在語言上的突出成就，莫泊桑也不可能引起如此廣泛的贊嘆和重視。
莫泊桑曾將法蘭西語言比作“一泓清水”，他的語言也確實像“一泓清水”一樣，清新流暢、樸素自然，優美而不流於柔弱，精確洗練而不乏幽默機智，在語言藝術上可說達到了很高的境界，這一點正是使他的同代和後代作家最為折服的。本身也以文體的優美著稱的阿那托爾·法朗士，對莫泊桑的語言藝術給予了極高評價，左拉不能不感到望塵莫及，馬拉美、紀德等都把莫泊桑的語言視為法語的典範，法國的教科書紛紛選莫泊桑的作品作範文。
在創作方法上，莫泊桑直接師承福樓拜，和福樓拜同屬十九世紀後期現實主義文學的代表。雖然福樓拜拒不接受現實主義者的稱號，莫泊桑也曾宣稱自己不屬任何流派，但從他們的藝術理論到藝術實踐，都說明他們與法國現實主義文學傳統一脈相承，而又有所變化發展。
莫泊桑從事寫作的年代，適逢自然主義在法國風行一時，使他的創作多少受到這一流派的影響。如對所謂人的“動物本能”，莫泊桑就有與自然主義相類似的看法和描寫。但他始終堅持福樓拜的美學體繫，不贊同自然主義的理論主張，盡管他十分敬重左拉的纔能和為人，也不否認自然主義集團的作家創作了不少有價值的作品。莫泊桑的文藝觀，在他為《皮埃爾和讓》所寫的題為《小說》的序文和有關福樓拜、左拉的論文中，有著明確而繫統的闡釋。莫泊桑反對批評家的門戶之見，不同意給小說定下某些不可更改的創作法則，主張給予作家“根據自己的藝術見解來想像、觀察和寫作”的“絕對權利”。在莫泊桑看來，作家的纔能來自獨創性，而獨創性就是思維、觀察、理解和判斷的獨特方式。因此，他不反對自然主義作家按照他們的藝術見解寫作，而他自己卻不願遵循他們的法則行事。首先是在“真實感”的問題上，他不同意自然主義的“絕對真實”論。莫泊桑認為：“一個現實主義者，如果他是藝術家的話，就不會把生活的平凡的照相表現給我們，而會把比現實本身更完全、更動人、更確切的圖景表現給我們。”因為把一切都敘述出來是不可能的，勢必要進行選擇。藝術家“隻能在這充滿了偶然的、瑣碎的事件的生活裡，選取對他的題材有用的、具有特征意義的細節，而把其餘的都拋在一邊”。莫泊桑也不同意過分貶低構思的作用，因為“寫真實就要根據事物的普遍邏輯，給人關於‘真實’的完整印像，而不是把層出不窮的事實死板地記錄下來”。
當然，對於一味強調主觀意像的浪漫主義，莫泊桑更加不以為然。他承認浪漫主義時代出現了許多不朽的藝術傑作，但討厭浪漫主義的“浮誇作風”和“邏輯的混亂”，不贊成像他們那樣“在實際生活之外另創造一種比生活本身更美的生活”，並批評浪漫主義者“拋棄了法國人的健康思想和蒙田、拉伯雷的傳統智慧”。
可見，在文學與現實生活的關繫問題上，莫泊桑和十九世紀前期批判現實主義作家的觀點是十分接近的。和巴爾扎克、司湯達一樣，福樓拜和莫泊桑都很重視對現實的觀察、分析、提煉和概括，重視對事物內在關繫的探究，不僅要求準確地把握事物的外貌，而且力求“深入到對像的精神和心靈深處，理解其未暴露出來的本質，理解其行為的動機”，進而以典型化的手段，以具有高度概括性而又個性鮮明的藝術形像描繪出來。這種藝術方法，正是巴爾扎克式的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莫泊桑的《羊脂球》《漂亮朋友》……都是這種創作方法極為成功的實踐。
不過，福樓拜和莫泊桑的藝術，與以巴爾扎克、司湯達為代表的前期批判現實主義又有所不同。主要是在對待現實生活的態度上，前期的作家熱情洋溢，積極參與社會生活，介入現實鬥爭，而且在作品中以極其鮮明的態度表現出來。福樓拜和莫泊桑卻竭力對生活抱旁觀態度，以客觀冷靜的描摹來掩蓋作家對現實的分析。在福樓拜和莫泊桑看來，作家隻能通過“選擇具有特征意義的細節”來刻畫事物的實質，而不允許作家在作品中直接表露自己的觀點，因此，應當“小心翼翼地避免一切復雜的解釋和一切關於動機的議論，而限於使人物和事件在我們眼前通過”。莫泊桑認為，“心理分析應該在書裡隱藏起來，如同它在生活中實際上是隱藏在事件裡一樣”。作家隻能將心理分析作為“作品的支架”，如同看不見的骨骼是人身體的支架。巴爾扎克和司湯達卻不然，盡管他們同樣重視“選擇具有特征意義的細節”來突出事物的本質，卻不甘心讓自己完全退到幕後。他們時時刻刻和他們的人物生活在一起，和這些人物同呼吸、共命運，隨時隨地剖析他們的心理，或對他們的遭遇發出慨嘆，甚至有時要借用他們的舌頭，長篇大論地闡述自己關於政治、經濟、哲學、歷史、司法、行政、宗教、倫理，乃至自然科學等五花八門的見解。
從純藝術的角度看，福樓拜和莫泊桑所追求的，也許是一種更為微妙精深的藝術境界，需要藝術家付出更多的心血和勞動。事實上，這兩位作家在藝術上的確比巴爾扎克、司湯達更嚴謹、更細膩，文體也更為簡潔優美。但從整體看，前期兩位大師的作品卻更有感染力，更能震撼人心。這一差距，當然不能歸咎於藝術上的力求完善，問題也不在於作者的觀點是隱蔽還是公開，而是後期的兩位作家根本缺乏前期作家那種有強大吸引力的激情。
巴爾扎克和司湯達生活在法國的重大歷史轉折時期，大革命的動蕩和拿破侖的豐功偉績在人們頭腦中留下了深刻的印像，那正是產生英雄夢想和偉大熱情的時代，在文學上則是產生浪漫主義的時代。即使是現實主義作家，當時一般也都帶有濃重的浪漫主義氣質，他們滿懷理想，熱切盼望出現一個容許個人纔智充分發展的合乎理性的社會；而且深信自己在當代歷史中應當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所以他們以全部熱情投入現實生活，密切注視歷史的進程、時代的交替，猛烈抨擊一切不合理的現像，努力探索更加合理的未來。
可是福樓拜和莫泊桑生活在資本主義穩定發展的時期，一切幻想早已破滅，剩下的隻是平庸、鄙俗的現實。他們愈是觀察，就愈是對這個社會感到惡心和蔑視，以致根本不屑於參與政治和社會生活。福樓拜遁世隱居，莫泊桑超脫一切。於是他們成為這個社會的批判的旁觀者，以一種冷漠的譏刺態度，把人們尚未識透的社會如實描繪出來，不加評論，不加分析，讓人們自己去判斷。
這些冷漠，與其說是無動於衷，毋寧說是一種喪失理想的悲哀。從莫泊桑的某些作品可以看出，他的天性並不冷漠。他對統治者充滿憎恨，對弱者寄予無限同情，對下層人民身上淳樸善良的品質常常發出由衷的贊嘆。可是他對生活缺乏信念，找不到任何理想做支柱。年復一年，他看見生活就這樣在虛偽、可恥的氛圍中緩緩流動，心中隻覺一片空虛和厭倦。這種情緒隨著時間的推移愈來愈嚴重，使他愈來愈傾向於叔本華的悲觀主義哲學。
福樓拜也是悲觀的，他懷疑一切，甚至懷疑自己，但他至少還信仰藝術；莫泊桑到後來甚至對藝術也感到厭倦：“我現在對一切都感到漠然，我有三分之二的時間在極度的厭倦中度過，三分之一的時間用來塗寫我盡可能高價售出的文字，一面為從事這可憎的職業而痛苦。”他痛苦，是因為作家的職業使他習慣於解剖一切，使他身上產生了“第二種視力”，這種視力“既是作家的本領，又是他們的不幸”，“我寫作，因為我了解，我痛苦，因為我認識現實太清楚。”
實際上，他那超脫一切的冷漠態度，他那使文學孤立於社會政治之外的企圖，不知不覺已縮小了他的視野，使他不能廣泛和全面地研究和認識社會，使他不可能看見代表人類前途和希望的因素。因此，他雖然對現實保持著清醒的頭腦，卻不比他的讀者更有遠見。他和許多同時代人一樣，把現存秩序看成永恆不變的東西，把一切企圖改變現狀的鬥爭都看成是愚蠢的、徒勞無益的舉動，甚至把某些丑惡的東西看成人類固有的本質，從而更深地陷於悲觀絕望而不能自撥。“哀莫大於心死”，莫泊桑的漠然，恰是極度悲觀的表現。正是這種悲觀，削弱了他的作品的力量，導致他創作力的逐步衰退，並且直接危害了他的健康。
莫泊桑固然是以短篇小說的建樹聞名於世的作家，但並不意味他在長篇小說方面纔具平庸。他共計創作長篇小說六部：《一生》(1883)、《漂亮朋友》(1885)、《溫泉》(1887)、《皮埃爾和讓》(1888)、《如死一般強》(1889)和《人心》(1890)。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前兩部。他的長篇小說非但具有他的短篇小說那種主題集中、結構嚴謹、形像鮮明、文筆清新流暢等優點，且因容量上的便利，人物塑造更為豐滿，主題的發揮也更加深入。
《一生》（1883）是莫泊桑對長篇形式的第一次嘗試。這部小說試圖通過一個善良女子平凡而辛酸的身世，來剖析和探索人生。
小說的主人公約娜，是諾曼底一個沒落貴族家庭出身的少女，在修道院寄宿學校受教育後，便懷著一般女孩兒都有的對幸福的甜蜜憧憬，回到父母身邊，準備走向生活。
這是一個平凡的女性，既沒有遠大抱負，也沒有強烈的個性，更沒有什麼出眾的纔能。她隻是個極普通的好姑娘，心地單純、溫柔善良，而且很有教養，既不庸俗，也不虛榮；從父親那兒接受的一點溫和的啟蒙思想，使她對人對事明達寬厚；從母親那兒感染到的一點浪漫氣質，並沒有過分到使她像福樓拜的愛瑪那樣想入非非。她正是莫泊桑心目中最正常、最普通的女性典型：沒有狂暴的激情，沒有過分的欲望，她的全部追求不過是做一個幸福的妻子，一個幸福的母親。
整個故事沿著約娜的經歷平鋪直敘，沒有任何曲折離奇、驚心動魄的情節，全部內容都是日常的、“處於常態的感情的發展”，似乎是生活本身在我們面前移動，絲毫看不出作者剪裁的痕跡。約娜懷著對生活的天真夢想，和父母一道回到諾曼底的莊園，結識了當地的貴族青年於連·德·拉馬爾。這位年輕的子爵溫文爾雅，風度翩翩，雖然已經沒有財產，仍可算是門當戶對。於是他們相愛、結婚，一切都進展得像約娜所夢想的那樣甜蜜。然而幸福也就到此為止了。蜜月旅行中，拉馬爾自私貪婪的本性已經有所暴露，旅行歸來，愛情也隨著蜜月一起消逝得無影無蹤。丈夫一心算計錢財，對妻子愈來愈粗暴冷淡。不久，約娜發現丈夫欺騙自己，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激。重病一場後，她將全部感情寄托在孩子身上，但孩子成人以後卻離開母親和一個暗娼姘居，把他母親和外公的財產揮霍淨盡。約娜被逼得走投無路，隻得賣掉心愛的住宅，和她的老使女一起節儉度日。她受到這一連串打擊，已經心力交瘁，虛弱不堪，但仍然想念兒子保爾。最後，保爾的女人死了，他把剛出世的嬰兒交給了老母親。約娜滿心喜悅，感到生活又有了生氣。
約娜的故事究竟揭示了什麼樣的“人生”?作者沒有作任何解釋說明，甚至不曾為約娜發出一聲慨嘆。但精彩的一筆是通過使女蘿莎麗的嘴，指出約娜並不是世上最不幸的人：“如果您必須為面包而工作，如果您不能不每天清晨六點就起來去干活，真要那樣，您又怎麼說呢?天下有的是這樣的人，後來老得干不了活的時候，還不是窮死。”
事實的確是這樣，約娜在她那美麗如畫的家鄉，看到過不少這樣的人，“他們(漁人)為饑餓所迫，夜夜都要去冒生命的危險，然而他們還是那麼貧困，嘴裡從來喫不上肉。”比起他們，約娜畢竟不必為衣食奔忙，畢竟還有短暫的幸福的回憶，畢竟還有一個新的生命讓她寄托感情。所以蘿莎麗在全書結尾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人生從來不像意想中那麼好，也不像意想中那麼壞。”這句點題的話，是否作者本人對生活的感受呢？
莫泊桑似乎想借約娜的一生，說明人們永遠不可能得到他所期待的幸福，然而又不能完全無所期望。當約娜是少女的時候，她期待著愛情的幸福，因而生活對她充滿了吸引力；而一旦這期待變成現實，就“把無限的希望之門關上了，把不可知的美麗的向往之門關上了”，剩下的隻是平庸單調、死氣沉沉的日常生活和冷冰冰的夫妻關繫。愛情似乎是美麗的，可惜像是一件美麗的禮服，結了婚，這禮服就脫掉了。於連在婚前是何等溫柔體貼，一旦結了婚，成為約娜的財產的主人，便立刻還原成粗暴吝嗇的地主。做母親，似乎是幸福的，一旦孩子長大成人，卻給母親帶來種種煩惱。生活就是如此：幸福總是短暫的，而且往往是人們受自身夢想的欺騙時纔感到幸福；痛苦卻是無限的，因為現實永遠不像人們想像的那麼美好。所以，對待生活既不能有太多幻想，也不能完全不抱希望。也許，這就是當時作者想要闡明的“人生”。
約娜的故事，很容易令人想起福樓拜的《淳樸的心》，雖然福樓拜寫的是一個沒有受過教育的女僕，約娜卻是一位貴族門第的小姐，但兩篇小說的主題、構思、藝術手法都十分近似，甚至對生活的結論也是一致的。兩位作者都沒有選取慘劇題材，而是以極尋常的兩個婦女的淒涼身世表現人生。這兩位不同社會地位的婦女，同屬淳樸善良、欲望不高的類型，而且同樣的安分守己、逆來順受。她們所求不多，卻從未如願；她們溫柔的天性需要感情有所寄托，而她們誠摯的感情往往受到傷害。可是她們所遇到的事情又極為尋常，幾乎在每個屋頂下面都可以發現類似的故事——她們的確不比其他人更不幸。惟其如此，這“人生”的淒涼纔表現得更普遍、更典型。也正因為作者仿佛不曾“哀其不幸”，反而竭力讓她們從不幸中尋出幾點聊以自慰的事情，這“人生”纔顯得更加辛酸、更加慘淡。
對待於連·德·拉馬爾這個形像，莫泊桑也運用了類似的手法。作者既刻畫出他的自私貪婪、道德敗壞，卻又不把他作為惡人加以譴責，反而描寫社會對他如何諒解，神甫如何為他辯護，約娜的父母如何因憶起自己年輕時的荒唐而緘默不語，甚至約娜自己也漸漸習慣了丈夫的欺騙。當於連和他的情婦一道慘死在山崖下後，約娜居然隻憶起他給她的短暫歡樂，忘卻了他給她造成的痛苦……。的確，正如神甫所說，德·拉馬爾子爵的種種行為也不過和大家差不多。一個鄉村貴族，占有了家中的使女，讓她懷了孕，然後把她趕走或嫁出，這樣的事幾乎天天都會發生，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呢!作家對惡行的這種“輕描淡寫”，有時不是比義正詞嚴的譴責更能給人以深刻的印像，使人們對現實的丑惡更感到觸目驚心麼?
顯然，莫泊桑在《一生》中的許多細節處理，都吸取了福樓拜的“平淡中求深刻”的特點，充分發揮了自己在白描技巧上的長處，使這部小說真正達到了他所追求的“以單純的真實來感動人心”的藝術效果。加之作者善於運用富有鄉土味的優美散文，展示他最熟悉的諾曼底傍海村莊的迷人景色和人情風俗，更增添了小說的魅力。
隻是，這部小說雖然揭露了人世的腐朽墮落，卻不曾挖掘產生這些丑惡現像的社會根源，而是過分地強調了“人性”的缺陷，仿佛這就是造成一切不幸的根本原因。這樣一來，作者以高超的藝術技巧展開的主題，便突然拐進了一條狹窄的死胡同，本來具有相當深度的社會題材，竟演變成人類對自身“弱點”的無可奈何的嘆息；於是對一切隻好容忍，惡行本身似乎也變得不那麼可恨，整部作品也就顯得綿軟無力了。
總之，《一生》是莫泊桑在長篇小說上的一次成功的嘗試，大大鞏固和提高了他在文壇的地位，但這部作品顯然不是他的頂峰之作，真正代表他的思想、藝術最高水平的，是一八八五年出版的《漂亮朋友》。
《漂亮朋友》基本上沿用《一生》的藝術手法，但比《一生》具有廣闊得多的社會內容和深刻得多的現實意義。這是一部有直接針對性的、政治性很強的作品。小說通過一個無恥之徒的飛黃騰達，揭露了第三共和國時期法國政界人物的丑惡嘴臉，並把批判的矛頭直接指向了當時法國的金融寡頭政治和殖民主義戰爭政策。
《漂亮朋友》是莫泊桑的作品中現實性、批判性最強，藝術手法也最豐富多彩的一部小說。可以說，無論是思想上還是藝術上，這部作品都是他的一次自我超越，自我突破。但是和十九世紀前期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品相比，《漂亮朋友》仍然缺乏某種激勵人的東西。同樣是揭露現實的黑暗，同樣是描寫惡人的勝利，巴爾扎克和司湯達能激起憤慨；莫泊桑卻隻能使人感到苦悶、壓抑。這可能是前者著意描寫了天纔的受摧殘，正直人的被迫害，使小說具有悲壯的意味；而莫泊桑則完全是描寫惡的發展和惡人的所向無敵。在任何時候，前者的作品中總不乏追求正義者，自強不息者，即使這些人未能指出社會的正確出路，至少讓讀者感到有一股不與惡濁環境同流合污的對抗力量；莫泊桑卻對人類缺乏信心。他所看到的人要麼是壞蛋，要麼是弱者，很難找到一個真正站得起來的正面人物。如果說他前期的某些作品中還反映了下層人民身上某些閃光的東西，愈到後來，這種閃光就愈罕見。莫泊桑隻看見眼前一片黑暗，他自己也被這黑暗所征服、所壓倒。他陷入悲觀主義不能自撥，最終導致自己精神崩潰。
一八八五年以後，莫泊桑的創作事實上已開始走下坡路。主題日趨狹窄，思想漸呈病態，不過一八八七年的《溫泉》仍不失為一部傑作。這部小說刻畫了資產階級的惟利是圖和貴族子弟的放蕩不羈，有較充實的社會內容和較豐滿的人物形像。一八八八年以後他基本上沒能寫出什麼好作品，一八九一年終因神智失常完全擱筆。
莫泊桑帶著一顆痛苦的靈魂度過了短暫的一生。人們甚至感到奇怪，他那有病的大腦，何以能寫出那麼清晰的文字，何以對現實有那麼清醒的認識。可見莫泊桑並不屬於生活中的弱者，他明知等待自己的是何等可悲的命運，卻不曾向命運屈服。他始終努力保持健全的理智，盡可能有效地利用生命，終於在極短促的時間內，留下了一筆豐厚的文學遺產。雖說這筆遺產中並非全部都是傑作，但確有相當大一部分堪稱世界文學寶庫中的瑰寶。他的整個建樹即使說不上壯麗輝煌，卻自有獨特的意趣和價值。
艾珉
二○○二年八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