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堪回首的歲月
少奇受到的不僅是物質生活上的折磨，更嚴重的是精神上的折磨。為了黨的利益，“文革”開始時，少奇同志總是主動承擔責任，開脫別人。後一段，他努力想使干部早點解放出來，使黨和國家少受損失。當時，少奇同志面對的是他所熱愛的群眾，他不能與之對立；對他愛護的干部不能說好，對他仇恨的奸臣又不能痛罵。看到黨和人民受到災難，他無能為力。在他的一生中，最後這一段，是最嚴酷的考驗，最艱苦的鬥爭。
黃崢：1966年10月，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會後，在全國開展了對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大批判。
王光美：在10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少奇、小平同志作了檢討。毛主席在少奇同志的書面檢討上批示：“基本上寫得很好，很嚴肅，特別後半段更好。”但中央文革在下發少奇同志檢討的時候，有意去掉了主席的批示，並發動群眾批判。
我記得在10月中央工作會議期間，少奇同志在會下找了毛主席，向主席提出希望好好談一談。當少奇同志從主席房間裡出來時，發現江青、陳伯達在偷聽。
有一天，陳伯達約我到釣魚臺談了一次話。他沒有講什麼重要問題，隻是東拉西扯地說了一些事，還講了一位“秀纔”怎麼去見情婦的逸聞。我以前在一些事情上幫助過陳伯達。他這次找我談話，好像是因為隨著運動的進展，馬上要批判我了，他用這種方式答謝我一下。
這期間毛主席曾對少奇同志說過這樣意思的話：“我黨歷史上犯路線錯誤的人不少，改起來很難，希望少奇同志做一個犯了路線錯誤又能夠改正過來的榜樣。”
少奇同志一開始是誠心誠意按主席的這個指示去做的。他的檢討，就是努力按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中的口徑寫的，盡管他思想上並沒有想通。在10月中央工作會議前的一次小會上，除過去檢討的內容外，少奇同志對請示過毛主席並得到主席同意的事，也承擔了責任。他說：“有許多重要事情雖然是經過了主席纔作出決定的，但是沒有讓毛主席充分考慮，而是例行公事或經過一下毛主席，就輕率地作了決定，或者在作出決定之後，再經過一下毛主席就發出了。因此，我並沒有理解毛主席在某些重要問題上的真實意見……經過毛主席看了一下，但並沒有取得毛主席贊同就作出了決定，因此發生的那些錯誤，我同樣負主要的責任。向主席請示報告不夠，同毛主席就一些重要問題反復商量、反復醞釀不夠，這是我多次犯錯誤的最根本、最重要的原因。”
黃崢：在10月中央工作會議上，毛主席說過：“也不能完全怪劉少奇同志、鄧小平同志。他們兩個同志犯錯誤也有原因。……對劉、鄧要準許革命，準許改。說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對少奇同志不能一筆抹殺。”但林彪、江青一伙卻以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為借口，大批少奇、小平同志，把問題越搞越大。
王光美：我曾問過少奇同志：你是怎樣提出反動路線的？少奇回答說：“我也不知道。我工作中有違反毛澤東思想的事，但我不反對毛澤東思想。”
有一次我對少奇說：“你辭掉國家主席等職務，我和孩子們勞動養活你。”少奇說：“已經向中央提過，總理說有個人民代表大會問題；不能再說了，不要讓組織為難。”
1966年11月3日，天安門廣場舉行毛主席接見紅衛兵大會。在天安門城樓上，毛主席主動找少奇同志談話。我們在電視上可以看到，主席很長時間側著臉同一個人談話，那就是少奇。主席向少奇問候了我和孩子們的情況。少奇作了回答，並向主席表示：“現在文化大革命起來了，我也要到群眾中去鍛煉鍛煉。”主席說：“你年紀大了，就不要下去了。”
這次在天安門城樓上，少奇同志見到了小平同志。他問候說：“小平同志，怎麼樣？”小平同志說：“橫直沒事。”少奇說：“沒事，學習。”這兩個共產黨員當時同處在委曲求全、勇擔責任的處境中，他們的心境是多麼坦蕩！沒想到這寥寥數語，竟是他們的最後一次對話。
1966年11月底的一天，平平和亭亭被勒令到學校去接受“階級教育”。我心裡難過，走進她們住的房間，翻看平平的一本日記。突然眼睛被吸引到一行字上：“親愛的爸爸媽媽呀，你們為什麼要生我？我本來根本就不該到這個世界上來。”我心如刀絞，不由自主地拿著平平的日記本，走進少奇同志辦公室。少奇抬起頭，發現我滿臉淚痕，有些喫驚，走過來從我手裡接過日記本……
第二天，少奇同志把平平、源源、亭亭三個孩子叫來，對他們說：“我犯了錯誤，可能要批判我幾個月，你們要經得起考驗和鍛煉，要經得起委屈，要到大風大浪中去鍛煉，許多革命前輩都是在大風大浪中鍛煉出來的。”他還說：“我可以不當國家主席，帶你們去延安或老家種地。我的職位高，對黨的責任大，犯了錯誤影響也大，但我沒有反黨反毛主席，我保證一定能改正錯誤。”
面對形形色色毫無根據的批判，有一天少奇動情地對我和孩子們說：“我過去常對你們講，對一個人來說，最大的幸福是得到人民的信任。今天，我還得加一句話，就是對一個人來說，人民誤解你，那是最大的痛苦啊！”
這段時間，少奇同志每天都在看書看報，閱讀大字報和紅衛兵小報，默默思考。他是真心想聽取批評，改造思想，爭取再為人民工作。
黃崢：到了1966年12月，形勢好像發生了大的變化。12月18日，張春橋以中央文革副組長的身份，在中南海西門召見清華大學造反派頭頭蒯大富，要他行動起來把劉少奇、鄧小平搞臭。12月25日，蒯大富根據張春橋的授意，在全市發動了“打倒劉少奇、鄧小平大行動”，並把這一口號推向全國。
王光美：12月底，江青親自出面找劉濤談話，拉她造反，說：“劉少奇問題的性質早就定了，現在不打倒他，是怕全國人民轉不過彎來，要一步一步地來。你要與劉少奇徹底劃清界線。”江青還說：“這些年我是受壓的，你也是受壓的。”
由於江青的唆使，劉濤去找他的生母王前。經王前口授，劉濤在聶真家寫了誣陷少奇的大字報。那是1967年1月3日。在這之後，黃色大字報紛紛出籠。少奇對此非常氣憤，說：“國民黨罵了我幾十年，還沒有用這種語言！”
1967年1月6日，清華大學造反派搞了個所謂“智擒王光美”的事件。造反派冒充醫生從北京醫科大學附屬第二醫院打電話來，說我們的女兒平平在路上被汽車軋斷了腿，要動手術，手術臺都準備好了，要我作為家長去醫院簽字。
我實在想不到，這些人會使出這種喪失人性的手段。聽了這個消息，我的腦袋頓時“嗡”了一下，話都說不出來。少奇同志一聽，也焦急地站起來，說：“馬上要車，我到醫院去！”這時我想起了周總理的指示，忙說：“總理不讓我出中南海呀！”少奇覺得女兒是為了他而受到牽連，堅持要去醫院。他見我猶豫，對我說：“你跟我的車去！”他還以為他的吉斯車外出能安全。
我們很快到了醫院。我一下車，就見源源、亭亭被造反派扣在那裡，沒見到平平。源源一見我，朝我喊了一聲：“媽媽，他們就是為了要抓你！”我馬上明白了一切，心想千萬不能讓少奇同志落在他們手裡，立即快步迎面走向造反派，說：“我是王光美，不是王光美的都走！”造反派沒有想到少奇會親自來，一開始愣了一下。少奇不想馬上就走，還想看看是怎麼回事。衛士賈蘭勛反應快，一把架起少奇坐回汽車裡，開回了中南海。
造反派把我綁架到清華大學。在車上我責問他們：“為什麼用這種手段騙我出來？”他們明確地回答說：“這是江青同志支持我們搞的。”
周恩來同志得到我被造反派揪走的報告，一面給蒯大富打電話要他放人，一面派秘書孫嶽同志趕到清華大學要人。在總理的干預下，造反派不得不放我回中南海。少奇見我終於回家，隻說了一句：“平平、亭亭哭了。”
1967年1月份，北京建工學院的造反派幾次勒令少奇同志去作檢查。少奇給毛主席寫信請示：“我是否到該院去作檢查？請主席批示。”主席將這封信批示給周總理：“我看還是不宜去講。請你向學生方面做些工作。”總理很快找建工學院的造反派談話，制止了他們的行動。
就在這期間，戚本禹卻指使中南海一些人成立造反團、戰鬥隊，幾次到我們家批鬥少奇和我。造反派讓我們低頭彎腰，叫少奇同志背語錄本上的某頁某段。少奇同志回答說：“要我背我背不出，你們可以問我主席的文章是在什麼背景下寫的，主要內容是什麼，起了什麼作用？隨便哪一篇我都能回答你們，我是毛主席著作編委會的主任。”少奇的話噎得造反派啞口無言。他們隻得把少奇趕走，單鬥我一個人。
19旦以後，造反派幾次來批鬥、質問少奇。少奇同志在回答問題時，總是站在黨的立場上，維護黨的利益。看到許多老干部被打倒，他痛心地說：“這些干部是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這樣搞損失太大了。”他多次表示：隻要對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有利，我可以承擔全部責任，接受任何處理。
1967年1月上海奪權的“一月風暴”以後，少奇同志明顯地消瘦了。不知為什麼，報紙上批判經濟主義，又莫明其妙地扯上少奇。少奇看後說：“現在批經濟主義是什麼意思？我早就不過問中央工作了，為什麼又同我連上？如果是為了打倒我，我可以不當國家主席，回鄉種地嘛！早點結束文化大革命，使黨和人民少受損失。”
1967年1月13日夜裡，毛主席派秘書徐業夫同志來我們家，接少奇同志去人民大會堂談話。一見面，主席客客氣氣，問候了我和孩子們的近況，還問平平的腿好了沒有？少奇回答說：“根本沒這回事，是個騙局。”少奇當面向主席提出兩點要求：一，這次路線錯誤的責任在我，由我一人承擔，把廣大干部解放出來，使黨少受損失；二，我辭去一切職務，和妻子兒女回延安或老家種地，盡早結束文化大革命，使國家少受損失。主席建議少奇同志讀幾本書，具體推薦了德國動物學家海格爾寫的《機械唯物主義》和法國狄德羅寫的《機械人》。對少奇同志提的要求，主席沒有正面回答。談話結束後，主席把少奇同志送到門口，叮囑少奇“保重身體，好好學習”。
劉源：大概就是那段時間，有一天，小平同志的女兒毛毛在路上遇見亭亭，對她說：“毛主席找我爸爸談話了，要他‘為革命當黑幫’。”亭亭回家在喫飯的時候對爸爸媽媽說了，我也在。媽媽不大相信，追問亭亭到底是怎麼回事？人家是那樣說的嗎？爸爸說了一句：“她哪兒編得出來？”
王光美：這期間，少奇同志對我說：“主席對我是有限度的，但是群眾發動起來了，主席自己也控制不住。”他還說：“主席的偉大，不僅是在關鍵時刻，他比我們站得高，看得遠；更重要的是有些設想暫時辦不到時，不堅持己見。”少奇對毛主席的熱愛是真誠的，盡管形勢這麼險惡，他仍相信自己同主席的友誼。我更是盼望著主席早點為我們說句話。
大約1月16、17日，中南海電話局的人來到我們家裡，要拆少奇同志辦公室的電話。這部電話是少奇同志同周總理、黨中央聯繫的唯一工具。少奇很生氣，不讓他們拆，堅持要得到總理或主席的批準纔能拆。來人隻好回去了。第二天，又來了兩個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將電話強行拆去。
在電話被撤的前兩天的深夜，總理給我打電話，說：“光美呀，要經得起考驗。”我一聽是總理，很感動。我不知道該說什麼，隻說了一句：“總理，你真好。”
有一次，我看到中南海裡的大字報上，污蔑朱老總和陳雲、小平等同志，語言不堪入目。回家後我講給少奇同志聽，並說：“我實在看不下去了。”說著拿起安眠藥瓶向少奇示意。他搖了搖頭說：“不能自己作結論。主席說過，羅長子要不是自殺，問題還不至於那麼嚴重。”直到這時，少奇仍是相信主席的。
劉源：有一陣子，是我去醫務室為爸爸媽媽取藥，包括安眠藥。爸爸媽媽每天都要喫安眠藥纔能人睡，而且用量比較大，但醫務室不多給，總是不夠。有一天媽媽開了個單子，讓我到街上買藥，大概有五六種，其中也有安眠藥，舒樂安定之類。我去了同仁堂等幾個藥店，還是沒有買齊，隻買到三種。但安眠藥倒是買來了，一共六瓶，回來交給了媽媽。那時我和郝苗叔叔住一個屋子，飯後坐在床上聊天，我就說起上街買藥的事。郝苗問買什麼藥，我說安眠藥最多，六瓶。郝苗一聽大驚，責備我說：“你怎麼干這傻事呀？”我愣了，說：“我怎麼啦？”一時沒醒過神來。等我明白後，嚇了一跳，立時覺得渾身發麻，趕緊跑去向媽媽要藥。媽媽明白了我的意思，說：“爸爸媽媽不會走那條路的，你放心。”可我還是不干，堅決要求把安眠藥拿回來，我說：“藥我拿著，你們要，我隨時給。”
黃崢：毛主席在1967年2月中旬還講過，九大時還要選少奇同志為中央委員。可後來情況發生了變化。根據我的分析，1967年3月份以後，處理劉少奇問題的大權逐漸被江青一伙所控制。毛主席也改變了原來的態度。
王光美：1967年3月份，一份造反小報揭發少奇吹捧電影《清宮秘史》，說少奇講過這部電影是愛國主義的。少奇同志看到後，於3月28日給毛主席寫了封信，回憶當時看這部電影的經過，說明自己根本沒有講過“《清宮秘史》是愛國主義的”這樣的話。4月1日，各報刊發表戚本禹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一文，大肆攻擊污蔑少奇。少奇同志看後氣憤地說：“這篇文章講了許多假話，黨內鬥爭從來沒有這麼不嚴肅過。”
有一天，我們家的一個衛士不知為什麼事一生氣，把家裡幾個房間的門都鎖了。平時，我們家的房門都不鎖，對身邊工作人員是公開的。這樣一來，弄得我們進不去臥室。少奇同志給周總理寫了封信，要秘書送去。信上說：我看了中南海的一些大字報，感到很不安，這裡是中央所在地，很不嚴肅；我現在的處境很困難，已經沒有說話的權利了，他們已經把我當敵人了，怎麼辦？第二天收到了總理的回信：“少奇同志：要克制自己，好好休息。你提出的問題，我已報告了毛主席。”
4月6日晚，在當時的政治高壓下，身邊工作人員成立了“南海衛東造反隊”，到少奇同志辦公室，面對面地質問戚本禹文章中提出的八個為什麼，要求寫出書面材料。他們還要少奇同志改變作息時間、打掃衛生、自己打飯等。4月13日，他們見少奇還沒有寫出書面交待，再次批鬥了少奇。少奇在回答問題時爭辯說：“我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澤東思想是我提出來的，我宣傳毛澤東思想不比別人少。”“我現在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審判我，要經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撤職。”當問到所謂“六十一人叛徒集團”問題時，少奇發了脾氣，說：“提這個問題簡直是豈有此理。六十一人出獄之事，是經過黨中央批準的。在日寇就要進攻華北時，必須保護這批干部，不能讓日寇把他們殺了。當時王明路線使白區黨組織大部分受到破壞，這些同志是極寶貴的。中央許多同志都知道，早有定論嘛！”他們還問，這事是中央誰批準的？少奇說：是當時的總書記張聞天，毛主席也知道。
4月8日，中央通知我，常委同意我去清華大學作檢查。少奇和我預感到這是一個嚴重信號。由於改變作息時間，安眠藥給得少，少奇同志幾天沒有睡好覺，再加上這件事的刺激，4月8日晚上突發神經性昏厥，面色青灰，嘴唇發黑。我趕緊通知門診部。大夫來給了幾片藥。少奇幾個小時後纔恢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