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理論與中國經濟》是一本《文集》，由五部分26篇文章組成。分別從馬克思市民經濟社會理論研究、德國經濟模式研究、中國經濟改革發展、國有經濟改革與公司治理創新、國有經濟改革與公司治理創新和西方經濟學與中國經濟學五個方面做深入的探討與研究。

瀋越，籍貫江蘇溧陽，出生地四川成都，北京師範大學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曾任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常務副院長、黨委書記。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教材編寫組首席專家，寶鋼優秀教師（2006），北京市高校教學名師（2013）。數度獲省部級以上科研和教學成果獎：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一等獎，2014；二等獎，2000、1992），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三等獎（2015），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學成果一等獎（2013）。出版學術專著多部，在《經濟研究》《哲學研究》《經濟學動態》《學術月刊》等重要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數十篇，許多文章被《新華文摘》（含兩篇封面重點文章）等刊物轉載。現兼任中華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北京市經濟學總會副會長，北京市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會副會長。

自序
第一篇 馬克思市民經濟社會理論研究
“資產階級權利”應譯為“市民權利”
馬克思市民經濟思想初探
“市民社會”辨析
論古典經濟學的市民性質
一馬克思市民理論再探討

第二篇 德國經濟模式研究
德國社會市場經濟理論來源新探
德國社會市場經濟模式概覽
從計劃經濟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德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社會市場經濟
一韋伯模式對聯邦德國經濟社會體制的影響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深層次原因探討
一基於世界三大市場經濟模式比較視角

第三篇 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
新常態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發展新動力
市場決定性作用與基本經濟制度
——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解讀
十年來經濟體制改革深化的十個標志
關於開放勞動力市場的思考
強政府與中國經濟增長
——基於歷史淵源與體制比較的分析
新舊常態轉換與政府行為調整
——兼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中國經濟長期高速增長之謎
“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在於城市化
——兼論我國新世紀現代化路徑

第四篇 國有經濟改革與公司治理創新
論國有經濟布局結構的調整
當前國有經濟改革理論與對策的探索
不對稱的公司治理結構與治理機制
——兼論我國公司治理的創新
美、德公司治理結構中的領導體制比較
美國公司治理神話的破滅
——從美國公司會計丑聞制”公司治理的缺失

第五篇 西方經濟學與中國經濟學
自由主義與干預主義的新綜合
——新興新古典綜合學派評析
中國經濟學建設與中國實踐
後記

《市民理論與中國經濟》：
事實上，自20世紀70~80年代以來，首先由英美經濟學家倡導的“經濟自由化”之風也吹到了德國，以減稅和削減社會福利為核心的供應學派的政策主張也在德國的經濟學界和政策決策領域中引起了廣泛的討論，德國的經濟學家和經濟政策決策者並非不知道這種自由化政策在刺激經濟增長和提高經濟效率方面的積極作用，隻是因為沒有形成像英美那樣足以實施這些經濟政策的社會壓力。許多已經在盎格魯-撒克遜國家早已實施了的經濟自由主義的政策措施，在德國現在仍然隻是停留在議會的清談上，有些甚至還停留在經濟學家無休止的爭論之中。
此外，在德國和歐洲許多國家沒有形成實行廣泛的經濟自由化政策的社會基礎，還與下述幾點原因有關：一方面，從宏觀經濟角度看，德國從未出現過英美那樣嚴重的“滯脹”問題，德國的經濟困難最多隻是“隻滯不脹”問題。這又與德國社會市場經濟體制下賦予中央銀行實施以穩定通貨為首要目標的高度獨立的制度規定有密切關繫，這從根本上避免了像20世紀60—70年代美國那樣濫用凱恩斯主義的貨幣政策來達到經濟增長、充分就業等目標而出現的“高通脹”的局面。而且，當時聯邦德國相對很低的通脹率，在很大程度上源於“感染”，而非“患病”。這也是在後來全球性的經濟自由化浪潮中貨幣主義在德國的影響很小，並遠不及供應學派的重要原因，因為類似於貨幣主義的一些政策要求，在德國早已被法律化在社會市場經濟體制中了。另一方面，從微觀經濟層次來看，德國的大公司在國內和國際上的地位也從未出現過美國企業那樣的危機，即相對競爭力下降，市場份額被日本和其他新興工業國的企業擠占的危機，其競爭力和市場占有額相對穩定。同時，歐盟相對封閉的市場，也屏蔽了德國企業的一部分競爭壓力。這也是實施經濟自由化政策難以形成足夠社會壓力的一個重要原因。
從這種意義上講，德國經濟長期低速增長，是德國人為追求自己認為的更重要的目標，如社會公正，縮小東西部發展水平的差距，實現真正的而不是形式上的民族統一等目標，而“自願”付出的代價。需要指出的是，近年來，那種認為為追求特定的社會目標而付出的經濟代價太高的呼聲在德國有與日俱增的趨勢，因為20世紀90年代後德國和整個歐盟在經濟發展業績上落後於美國甚至英國，已成為一個不容爭辯的事實。“二戰”後德國與美國之間曾一度縮小的差距又再一次被拉大的嚴峻事實，也許會形成足夠的壓力促使德國人再一次修正自己的政策目標，因為德國社會市場經濟模式的可包容性和靈活性給德國人提供了經濟社會制度和政策的廣泛活動空間。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對經濟增長有實際刺激意義的減稅方案，不是在更具有經濟自由主義傾向的基民盟一基社盟政府執政時期被通過，而是由通常被認為主張更多國家干預的社會民主黨政府提出並得以通過。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聯盟黨在20世紀80年代初到90年代長達16年執政時期奉行的“多一點市場，少一點政府”的經濟政策主張，相形之下幾乎蛻變為一種在全球經濟自由化浪潮中追求時髦的政治口號。而90年代後期上臺執政的紅一綠政府的“新中間路線”的經濟政策主張反倒成了經濟自由主義的像征，盡管這一減稅措施目前還看不出其拉動經濟增長的效應，因為它從力度和範圍上講都實難稱道，但左翼政府畢竟使討論多年的減稅措施成為現實。顯然這隻能歸結為，現在德國人已經感到了美國“新經濟”對德國經濟的壓力，以及盎格魯-撒克遜模式對德國和歐洲社會型市場經濟模式的壓力，不得不做出回應，以迎接挑戰。否則，德國和歐盟將有淪落為二流發達國家的可能。
……

2019年是北京師範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建院40周年，為迎接十年一度的大慶，學院推出了《京師經管文庫》的出版計劃。借此機會我對自己的生平和主要的學術研究工作做一點總結。
一、生平簡歷
1.出生
據老輩人講，我家祖籍在浙江。清末太平天國定都南京，江蘇成為清軍與太平軍鏖戰拉鋸之地，原來人口稠密、物產富庶的蘇南地區因戰火淪為焦土，人口銳減。同治中興以後，先祖從人多地少的浙江遷往人少地多的江蘇，定居溧陽。家父1932年參加革命，抗戰時期歸屬新四軍繫統，負責糧草軍需供應工作。解放戰爭時期歸屬華東野戰軍（三野）繫統。1949年華東野戰軍與中原野戰軍（二野）渡過長江解放了華東地區之後，中央決定劉鄧大軍挺進大西南，但二野缺乏建立新政權的地方干部。家父作為華東野戰軍支援劉鄧大軍的干部，隨軍進入西南地區，我家也隨父舉家遷往四川。最初父親在川東行署工作（當時四川分為川東、川南、川西和川北4個省級行政區劃，加上重慶市，與雲南、貴州和西康三省同屬西南大區，鄧小平任大區書記，賀龍任西南軍區司令員），治所在重慶北碚。1952年四川的4個行政區劃加上西康省的部分地區組建新四川省，省會設在成都，我家又隨之遷往，成都便成為我的出生地。
不時有同行學者詢問，你究竟是哪裡的人？因為有時填寫籍貫，我是江蘇溧陽人，有時標注出生地，我又成了四川成都人。其實準確地講，我祖籍浙江，籍貫江蘇、出生地四川，現居住地北京。這與李鴻章所說的中國正處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大背景有關。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告別傳統社會的變局仍在進行之中。我祖上和父輩的兩度遷徙，與大變局中的戰亂和革命有關，而我自己的居住地變化則與變局中的改革開放有關。
2.接受基礎教育
1959年我上小學，就近入讀成都市頗為有名的實驗小學。小學六年學到了什麼，在當時並未給我留下多大印像，覺得一切都順理成章。直到後來插隊、進廠當工人被別人當成知識分子，纔感受到優質的小學教育給我打下的基礎。當時感受最深的是三年困難時期，總是喫不飽飯，吞糠咽菜來替代短缺的糧食，至今記憶猶新。
1965年我考入了成都市當時最有名的成都四中（現在更名為石室中學）。那時已經進入了“文化大革命”前期，雖然也有學工、學農的任務的干擾，但學業總體說來還算正常，我算是接受了一年正規的初中教育。1966年開始，正常教學工作停擺。直到1968年秋，學校復課鬧革命，在學校工宣隊的要求下返校。說是復課，其實根本無課可上，成天安排跳忠字舞，繡毛主席畫像之類的革命活動。直到年底，毛澤東發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號召，我於1969年1月離開成都，到農村插隊落戶。
3.插隊落戶
我們中學插隊的地點被安排在四川西昌地區（後並入涼山彝族自治州）寧南縣。此縣地處川滇交界的金沙江畔，全校共600多位同學被安排在這裡。當年的公路質量極差，一出成都平原，卡車就整天都在大山中轉悠，每小時隻能走10多公裡，朝發夕歇，600公裡左右路程，竟足足走了五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