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背景下超大型城市發展轉型研究》總共分為九章。第一章主要梳理經濟學中供給側管理的思想淵源和理論基礎，當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出的背景、內涵和演化過程．回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相關研究以及實踐進展。第二章基於全球超大型城市發展經驗，總結出超大型城市的內涵與特征，歸納出超大型城市發展的八個趨勢，通過這一章可以對全球超大型城市發展有一個總體性認識。第三章在梳理分析已有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基礎上，提出超大型城市發展轉型的內涵、理念和趨勢方向。第四章在當前已有的超大型城市發展轉型研究基礎上，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角度，建立超大型城市發展轉型的機制框架，即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背景下超大型城市發展轉型可分解為超大型城市要素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產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空間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功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制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第五章至第九章則以廣州為例，具體對第三章提出的超大型城市發展轉型內涵理念以及第四章提出的五個方面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行具體闡述，每一章的結構安排相似且大致包括三個部分，即城市相應具體領域的供給總量與結構、城市面臨的問題與挑戰、城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具體策略與路徑。

覃劍，廣西東蘭縣人，博士，副研究員。現任廣州市社會科學院區域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廣州市社會科學院廣州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入選羊城青年文化英纔、第四屆廣州市宣傳思想文化戰線第二層次優秀人纔、廣東省第十一屆青年聯合會委員、廣州市第十二屆青年聯合會委員。研究方向為城市與區域經濟。主持廣東省、廣州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4項，出版專著《城市群金融資源空間整合及機理研究》1部、先後在《經濟學動態》《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現代城市研究》《世界地理研究》等刊物發表論文30餘篇，其中“Taylor & Francis Online”收錄英文論文1篇；人大復印資料全文轉載1篇。參與廣州建設全球城市、國家中心城市、國際航空樞紐、國際航運樞紐等多項重大戰略性課題研究。研究成果得到省、市領導多次批示，曾獲廣東發展研究獎等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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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緣起、內涵與實踐
第一節 供給側管理發展的歷史脈絡
第二節 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提出
第三節 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城市實踐

第二章 超大型城市內涵特征與發展趨勢
第一節 超大型城市的內涵界定
第二節 全球超大型城市主要發展特征
第三節 超大型城市的發展趨勢

第三章 超大型城市發展轉型的內涵與趨勢
第一節 超大型城市發展轉型的概念與內涵
第二節 超大型城市發展轉型的理念與模式
第三節 超大型城市發展轉型的目標與趨勢

第四章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背景下超大型城市發展轉型的路徑機制
第一節 要素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超大型城市發展轉型的基礎
第二節 產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超大型城市發展轉型的重點
第三節 城市功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超大型城市發展轉型的核心
第四節 城市空間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超大型城市發展轉型的支撐
第五節 營商環境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超大型城市發展轉型的保障

第五章 要素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廣州超大型城市發展轉型
第一節 廣州要素結構與要素供給
第二節 廣州要素供給面臨的問題與挑戰
第三節 廣州要素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路徑與策略

第六章 產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廣州超大型城市發展轉型
第一節 廣州產業結構與產業供給
第二節 廣州產業發展面臨的問題與挑戰
第三節 廣州產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路徑與策略

第七章 功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廣州超大型城市發展轉型
第一節 廣州城市功能與能級供給
第二節 廣州城市功能提升面臨的問題與挑戰
第三節 廣州城市功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路徑與策略

第八章 空間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廣州超大型城市發展轉型
第一節 廣州城市空間結構與空間供給
第二節 廣州城市空間布局面臨的問題與挑戰
第三節 廣州城市空間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路徑與策略

第九章 制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廣州超大型城市發展轉型
第一節 廣州營商環境建設與制度供給
第二節 廣州營商環境建設面臨的問題與挑戰
第三節 廣州營商環境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路徑與策略
參考文獻

在世界文明版圖中，城市是最閃亮的星。根據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公布的《2018年世界城市化趨勢》報告顯示，世界城市人口從1950年的7. 51億人增長到2018年的42億人，如今世界上55%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而預計到2050年全球城市化率將達到68%。在城市的浩瀚宇宙中，到2030年世界將有43個超過1000萬居民的超大型城市，這些城市大多數位於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城市化快速發展推動了人類文明不斷進步，但是城市資源供給正面臨無法滿足不斷膨脹的城市人口和經濟需求的困境。根據2016年10月20日聯合國住房和城市可持續發展大會通過的《新城市議程》，人口、經濟活動、社會和文化互動，以及環境和人道主義影響越來越集中在城市，對住房、基礎設施、基本服務、糧食安全、健康、教育、就業、安全和自然資源的可持續發展構成重大挑戰。尤其是隨著發展中地區和新興市場國家的城市人口快速增長，城市化的挑戰將愈來愈大。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歷了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鎮化進程，城市發展波瀾壯闊，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資料，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由1978年的17. 90/0提．高到2018年的59. 58%，城市已經成為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重要引擎。與此同時“城市病”也不期而遇。顯然，隨著城市化的快速推進以及城市化率的不斷提高，毫無疑問更需要關心的問題是：城市是好或是壞？是健康或是病態？如何在這個“城市星球”中推動城市高速度增長向高質量轉型，實現城市可持續發展。
當然，城市發展轉型並非是今天纔興起的話題。事實上，在工業革命時期，西方國家的城市率先興起，人口迅速增長推動了城市化進程的加快發展，並導致了“城市病”問題的出現。從此，西方的學者就開啟了探索“城市病”治理之策即城市發展轉型之道的研究征程，諸如英國空想社會主義者羅伯特·歐文（Robert Owen）在19世紀初期提出的“新和諧村”、英國社會活動家埃比尼澤·霍華德（Ebenezer Howard）在19世紀末提出的“田園城市”、英國倫敦規劃委員會總顧問昂溫（Raymond Unwin）在1922年提出的“衛星城”理論、芬蘭學者埃列爾·薩裡寧（Eliel Saarin-en）在20世紀初期提出的“有機疏散論”等經典城市概念和建設模式都對城市經濟學產生深刻的影響。實踐中，一些城市開始重視通過城市規劃推動城市發展轉型，如倫敦於1944年編制了“大倫敦規劃”，東京於1946年編制了“東京特別都市計劃”，巴黎於1963年出臺了“巴黎大區規劃指導方案”，墨西哥城於1987年制定了第一個“城市發展總體規劃”等。直至如今，以城市規劃導引城市發展已經成為城市治理不可缺少的內容。
可以說，世界城市發展史就是城市轉型史，城市發展轉型則是一個歷久彌新的研究課題。當前，人類正處在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新時代，城市發展內涵更加豐富，城市發展環境日趨復雜，傳統城市經濟學中研究城市發展所設定的諸多假設條件失去了強有力的依據，這就要求城市發展研究朝著更加繫統化的方向邁進。在諸多的研究視角中，本書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從要素、產業、功能、空間和制度五個維度探討推動超大型城市發展轉型，試圖對城市發展轉型形成一個相對綜合的理解和認識。事實上，反思世界各國大城市發展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可以發現很多問題都是由於供給無法滿足需求引起的。城市化過程和城市發展過程中產生的各種需求往往是市場機制作用的結果。因此，政府基於“需求側”對城市發展進行調控可能會很難釐清政府與市場邊界，一旦抑制了“市場需求”實現低水平的供給與需求平衡，可能會導致城市發展動力不足、活力下降；而通過主動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通過結構優化等舉措增強城市的供給能力，在更高水平實現供給和需求平衡，可能更有利於提升城市的綜合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