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權界定、水價體繫與中國水市場監管模式研究》把“初始水權的界定與配置”、“水權交易與水價形成”、“水權管理與市場監管”三者有機結合起來，依照“水權—水市場—水價—水權管理與市場監管”的邏輯框架，綜合運用制度經濟學、規制經濟學等多學科的相關理論與方法，在繼承前人有益成果並總結國內外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深入探討了初始水權界定與分配的制度與機制；分析了水市場的形成條件、制約因素、運行模式及水價形成機制；研究了水權管理與水市場監管的體制、機制與治理模式等問題；提出了中國水權水市場制度建設和水權管理與市場監管模式建設的路徑與對策。
《水權界定、水價體繫與中國水市場監管模式研究》項目基本形成了有關水權界定、水權交易和水市場監管的一般性理論框架，可以為解決中國水資源短缺、污染嚴重和使用低效問題提供理論依據和智力支撐。

王丙毅，男，經濟學博士，聊城大學商學院教授，產業經濟學碩士生導師，聊城大學學術委員會人文社科組副主任委員。主要從事本科生《產業經濟學》和研究生《產業結構理論與政策>及《規制經濟學>的教研工作。研究方向：產業經濟與政府管制。
曾主持完成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1項、山東省軟科學重點項目1項、山東省教學改革項目1項；出版學術專著3部；合編教材2部；發表論文近40篇；榮獲山東省社科優秀成果獎三等獎2項、山東省教育廳人文社科優秀成果獎二等獎1項。2014年被評為聊城大學師德標兵。2015年入選聊城大學“百人計劃”首層次優秀人纔。

• 
• 
• 
• 

第一章 導論
一、研究主題、目的與意義
二、相關文獻綜述
三、研究思路、研究方法與主要內容
四、創新與不足之處

第二章 水權界定與水權配置機制分析
一、水權內涵與特征之界定
二、水權的權利內容與權利體繫之界定
三、水權界定與水權配置機制分析
四、初始水權行政配置模式與模型分析

第三章 水市場與水價形成機制分析
一、水市場的含義、類型與特征
二、水市場形成與有序運行的條件
三、水市場的層級結構與水權交易模式分析
四、水價及水價形成機制分析
五、供水市場與政府定價機制分析

第四章 水權管理與水市場監管模式分析
一、政府監管及其模式判定
二、“公共領域監管”假說及其分析框架
三、水權與水市場中的“公共領域”及其政府監管範圍
四、水權和水市場的監管方式選擇與機制匹配
五、水權管理和水市場監管的體制模式與治理機制分析

第五章 國外水權制度與水市場監管模式考察
一、國外水權制度及其初始水權界定機制
二、國外水市場與水權交易模式考察
三、國外水價制度與水價體繫考察
四、國外水資源管理體制與水市場監管模式考察
五、實證考察的結論與啟示

第六章 中國水權制度與水市場監管模式考察
一、中國水權制度的歷史沿革
二、中國現行水權制度的基本內容
三、中國的水權交易實踐和水市場建設情況
四、中國的水價制度和水價體繫
五、中國的水資源管理體制與水市場監管模式
六、中國水權制度與水市場監管中的問題

第七章 中國水權與水市場監管模式的建構思路與對策
一、基本理念、目標模式和總體思路
二、深化水資源制度改革，建立健全水權制度體繫
三、強化水市場體繫建設，確立市場化水價形成機制
四、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建立政府與市場結合型水管模式

參考文獻
後記

進入21世紀以來，水資源短缺、用水效率低下和水污染嚴重等不良問題，已經成為制約中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主要因素。為此，在努力建設各種開源節流工程、積極采用先進節水技術的同時，探索建立新型水權制度、引入市場機制，以優化水資源配置，提高用水效率，則成為中國近年來應對水資源問題的必然選擇。然而，如何界定水權，構建何種水權制度，形成何種水市場模式及其相應的監管體繫，則是擺在國人面前的重要理論與實踐課題。
本書把“初始水權的界定與配置”“水權交易與水價形成”“水權管理與市場監管”三者有機結合起來，依照“水權一水市場一水價一水權管理與市場監管”的邏輯框架，綜合運用制度經濟學、規制經濟學等多學科的相關理論與方法，在繼承前人有益成果並總結國內外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深入探討了初始水權界定與分配的制度與機制；分析了水市場的形成條件、制約因素、運行模式及水價形成機制；研究了水權管理與水市場監管的體制、機制與治理模式等問題；提出了中國水權水市場制度建設和水權管理與市場監管模式建設的路徑與對策。本書基本形成了有關水權界定、水權交易和水市場監管的一般性理論框架，可以為解決中國水資源短缺、污染嚴重和使用低效問題提供理論依據和智力支撐。
本書主要由七個章節構成。除了第一章導論之外，各章節的主要內容是：
第二章（水權界定與水權配置機制分析）在定義水權的內涵、類型及其特征的基礎上，重點探討了初始水權分配與界定的機制與模式問題。主要觀點和結論是：在水資源處於天然狀態的情況下，初始水權不可能通過市場機制來實現公平而有效的分配。而自主協商機制也隻能在小範圍的用水戶之間使用。大範圍內由社會眾人參與的自主協商由於具有較高的溝通成本和實施成本，不僅難以形成可行性水權分配協議，即便是形成分水協議，其協議常常面臨著被背離的風險，最終也難以避免“公地悲劇”的發生和“囚徒困境”式的用水衝突。大範圍內的初始水權界定如果想通過自主協商的方式來實現，是離不開政府權威及其強制性正式規則的。因此，政府的行政機制纔是初始水權配置的可行性選擇。但是，初始水權的行政配置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在利用行政機制進行初始水權配置時，必須考慮如何降低其行政成本，避免“政府失靈”和官員“尋租”問題。理論與實踐證明，民主協商基礎上的政府行政配置是初始水權配置機制的最佳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