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FDI逆向技術溢出效應及其影響因素研究》首先通過理論研究和文獻研究，為我國企業海外投資獲取國際先進技術的可能性提供理論依據，繫統梳理國際技術外溢的理論脈絡，提出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逆向技術溢出的理論模型。通過對Rome（2005）內生技術進步模型的簡單擴展，引入OFDI作為內生變量，建立對外直接投資促進國內技術進步的理論模型，為逆向技術溢出的研究提供總體的理論框架。其次，通過引入跨國面板數據模型和門檻回歸技術，對對外直接投資逆向技術溢出的國際經驗開展比較研究，分析其中存在的一般規律，研究揭示本國吸收能力、母國東道國技術差距等變量在對外直接投資逆向技術溢出效應中的門檻值特征。在此基礎上，《OFDI逆向技術溢出效應及其影響因素研究》將理論模型和實證模型引入到我國企業海外投資逆向技術溢出的經驗研究中，深入分析我國企業海外投資逆向技術溢出的存在性和特殊性。通過實證考察，《OFDI逆向技術溢出效應及其影響因素研究》提出我國企業海外投資同樣存在顯著的逆向技術溢出效應，OFDI應該成為我國創新驅動經濟戰略的有機組成部分。在考察吸收能力、技術差距等一般性指標的基礎上，《OFDI逆向技術溢出效應及其影響因素研究》將研究視角延伸到東道國制度特征、區位特征、人力資本特征以及研發投入特征，通過跨國面板數據和引力模型的分析，發現我國企業海外投資逆向技術效應的顯著程度同時受到東道國制度質量、區位特征以及人力資本等變量的顯著影響，在此基礎上《OFDI逆向技術溢出效應及其影響因素研究》提出一帶一路中我國企業海外投資的區位選擇策略。

蔡鼕青，南京大學理論經濟學博士，應用經濟學博士後，南京郵電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院長助理。研究方向為國際投資，先後在《財經研究》《世界經濟研究》《財經科學》等期刊發表學術論文十餘篇；目前主持在研江蘇省社科基金項目一項，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項目一項，作為主要參與人完成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一項，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一項，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項目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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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OFDI作為創新源泉的提出
第二節 本書研究的主要目標
第三節 本書的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第四節 可能的創新與不足

第二章 文獻綜述
第一節 技術尋求型OFDI研究
第二節 逆向技術溢出研究
第三節 國內研究現狀
第四節 對現有文獻的簡要述評

第三章 OFDI逆向技術溢出機制研究
第一節 OFDI逆向技術溢出的理論分析
第二節 OFDI逆向技術溢出的微觀機理
第三節 OFDI對出口部門的技術溢出機制研究

第四章 我國OFDI逆向技術溢出的經濟效應分析
第一節 逆向技術溢出促進區域比較優勢轉變的理論機制
第二節 逆向技術溢出促進區域比較優勢轉變的實證證據
第三節 逆向技術溢出與國際市場勢力的構建

第五章 OFDI逆向技術溢出的國際經驗研究
第一節 基於跨國面板數據的實證證據
第二節 技術吸收能力影響OFDI逆向技術溢出的作用機制
第三節 OFDI逆向技術溢出吸收能力的形成和測度
第四節 基於吸收能力的國際經驗研究

第六章 中國OFDI逆向技術溢出的實證考察
第一節 基於逆向技術溢出的中國OFDI現狀考察
第二節 基於我國省際面板數據的實證研究
第三節 我國OFDI逆向技術溢出吸收能力的實證考察

第七章 東道國特征對中國OFDI逆向技術溢出的影響研究
第一節 東道國人力資本、研發投入對反向技術溢出的影響
第二節 東道國制度環境對逆向技術溢出的影響
第三節 實證研究結果的政策啟示

第八章 結論、建議與進一步的研究方向
第一節 本書的主要結論
第二節 我國利用逆向技術溢出的政策建議
第三節 進一步的研究方向

參考文獻
後記

自新古典增長理論揭示出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源泉後，經濟學家對技術進步的興趣便越來越濃厚，甚至在某種程度上人們對技術進步的研究興趣超過了經濟增長本身。在羅默開創內生增長理論以來，經濟學家對技術進步的源泉開展了持續不斷的研究。一般來說，一國的技術進步除了依賴自身的直接要素的投入外，利用技術的外部性、獲取技術外溢也是促進技術進步的重要渠道，尤其是包括中國在內的技術水平相對落後的發展中國家，獲取國際技術外溢顯得更為重要。當前受學術界關注的主要國際技術外溢渠道包括國際貿易、人員流動、吸引外資等。隨著國際直接投資的迅速發展，尤其是發達國家之間的“水平投資”以及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的“逆向投資”的發展，外向直接投資的逆向技術溢出作為一種新的獲取國際技術外溢的渠道引起了越來越多經濟學家的注意。本書正是建立在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近年來迅速發展的現實條件下，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獲取逆向技術溢出的可能性及影響因素進行了試探性的研究。本書的主要研究包括：
第一，通過一個內生增長模型的簡單拓展，對對外直接投資逆向技術溢出促進母國技術進步的機制進行了嘗試性的揭示。通過建立兩個國家、N種中間投入品以及兩個企業的簡單模型的分析，本書發現相對於通過吸引外資以及通過國際貿易獲取的中間產品，通過本國企業開展對外直接投資在國外生產的中間產品對本國的生產更加具有針對性，提高了中間產品的有效率，從而對本國最終產品技術的提升比其他渠道的國際技術外溢更加有效。同時，均衡分析的結果發現，對外直接投資逆向技術溢出的效應受到母國人力資本、研發投入的交互影響。在本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不變的情況下，母國更多的人力資本投資和研發投入可以強化這種逆向技術溢出效應；而這種逆向技術溢出又受到母國與東道國技術差距的交互作用。在本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不變的情況下，更大的技術差距有助於更強的逆向技術溢出；最後，母國與東道國的技術差距與母國吸收能力之間具有交互作用。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更大的技術差距更容易產生逆向技術溢出，但對母國吸收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利用跨國面板數據的實證考察，也支持本書的這一結論。
第二，利用國際面板數據以及面板協整技術，本書對逆向技術溢出吸收能力對逆向技術溢出的影響進行了實證考察，為我國開展相應活動提供了國際經驗。實證結果發現以人力資本、研發投入、技術基礎設施以及金融發展為衡量指標的吸收能力對逆向技術溢出具有強化作用，在母國對外投資規模不變時，這些指標對母國技術進步具有正向貢獻。同時，非線性回歸結果發現，逆向技術溢出對母國技術進步的促進具有“門檻效應”，即母國吸收能力達到“門檻值”時，逆向技術溢出纔會促進母國技術進步，否則這種效應不會顯現甚至為負。最後，實證結果發現母國與東道國的技術差距並非“越大越好”，較大的技術差距具有更大的可能性產生逆向技術溢出，但更大的技術差距必須有更強的母國吸收能力與之適應，否則母國難以吸收這種反向外溢，使得“後發優勢”難以發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