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西部地區自我發展能力戰略研究》引入“國家能力”概念，以國家能力體繫構建西部地區的自我發展能力體繫，並從生態文明戰略、開放經濟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社會協調戰略四個方面，探討提升西部地區自我發展能力的思路和路徑。

王彬彬，浙江杭州人，四川大學政治經濟學專業區域經濟發展方向博士畢業，現為四川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碩±生導師，四川省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四川省學術和技術帶頭人後備人選，四川省社會科學院資源與環境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訪問學者。
長期從事政治經濟學、生態文明與區域可持續發展研究，在《馬克思主義研究》《政治學研究》《經濟學動態》《中國社會科學報》和World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等核心報刊上發表學術論文30餘篇，多篇論文被人大報刊復印資料全文轉載，1篇論文被英國Financial Times報道和評論並被Commons： Journal of Social Criticism翻譯成俄文公開發表。出版學術專著1部，參著了部，其中作為主研人員和主要作者參著的著作入選《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子項目、四川省社會科學規劃項目、四川省軟科學項目、四川大學青年學術人纔項目以及地方政府委托項目等20餘項，主研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四川省社會科學規劃項目、四川省軟科學項目等近10項。主筆的7篇研究報告獲國家領導人和四川省主要領導批示20餘次，3篇研究報告入選四川省《重要成果專報》和《四川信息專報》。獲得四川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1次、三等獎2次，四川省教學成果二等獎1次。

導論
一、研究的背景和意義
二、研究對像與概念界定
三、研究綜述
四、研究思路、框架和方法
五、結構與內容
六、主要觀點
七、可能創新點

第一章 自我發展能力：一個國家能力的解釋框架
第一節 發展與國家能力：近十五年國外研究進展
一、國家能力：從政治學到經濟學
二、促進發展的國家能力基本體繫
三、促進發展的國家能力的形成
第二節 多維發展與國家能力結構
一、創新激勵：自組織發展的能力
二、資本形成：趕超發展的能力
三、全球競爭：開放發展的能力
四、生態治理：可持續發展的能力
五、社會協調：包容發展的能力

第二章 以生態文明戰略提升西部地區可持續發展能力：生態文明建設的視角
第一節 生態文明戰略的制度性內涵與實施機制
一、生態文明的制度性內涵
二、生態文明戰略的實施機制
第二節 以生態文明戰略提升可持續發展能力的思路與格局
一、實施生態文明戰略對提升可持續發展能力的影響
二、以生態文明戰略提升可持續發展能力的基本思路和重點
第三節 以生態文明戰略提升可持續發展能力的實踐探索
一、“制度創新優先、社會協調協商、綠色趕超發展”的貴陽實踐
二、“區域競生、產城共生、資源再生、生態自生”的滎經實踐

第三章 以開放經濟戰略提升西部地區趕超發展能力：“一帶一路”倡議的視角
第一節 開放經濟戰略的內涵和新構想
一、開放經濟戰略的內涵
二、開放經濟戰略對趕超發展能力的作用機理
三、新形勢下我國對外開放的戰略構想：“一帶一路”倡議
第二節 西部以開放經濟戰略提升趕超發展能力的思路與格局
一、西部地區的對外開放程度
二、以開放經濟戰略提升趕超發展能力的基本思路與途徑
三、“一帶一路”背景下西部實施開放經濟戰略的省區格局
第三節 以開放經濟戰略提升趕超發展能力的實踐——以四川為例
一、加快城市國際化發展，推動多點多極支撐戰略
二、發揮比較優勢，積極主動融入“一帶一路”建設

第四章 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提升自組織發展能力：創新創意的視角
第一節 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現階段的實施重點
一、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內涵和實施重點的選擇
二、以推動生態創新為實施重點
三、以發展科技服務業為實施重點
四、以推進創新發展空間協同為實施重點
第二節 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提升自組織發展能力的思路和重點
一、西部地區的創新能力分析
二、西部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提升自組織發展能力的思路構建
三、西部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提升自組織發展能力的實施重點
第三節 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提升自組織發展能力的實踐
一、戰略資源型城市創新驅動綠色發展的“攀枝花實踐”
二、中心城區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成華實踐”

第五章 以社會協調戰略提升包容發展能力：新型城鎮化的視角
第一節 “城鎮化中期陷阱”與動力轉換
第二節 共享發展：跨越“城鎮化中期陷阱”的中國道路
第三節 西部地區：我國新型城鎮化的關鍵區域
一、“十二五”時期人的城鎮化視域下西部地區的人口流向
二、“十三五”時期“三個1億人”目標的西部地區分解
第四節 共享發展能力建設：西部地區新型城鎮化的破題之法
一、西部地區新型城鎮化共享發展能力的評價
二、西部地區新型城鎮化的共享發展能力建設

參考文獻
後記

《提升西部地區自我發展能力戰略研究》：
在今天，發展是一個廣義的概念。它不僅包括經濟的發展，也包括社會的發展、政治的發展等；不僅包括個人收入的增長，也包括能力和權利的獲得、選擇的自由等。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國家間的發展競賽代替了軍事競賽和衝突擴張，發展逐漸形成自組織發展、趕超發展、開放發展、可持續發展和包容發展等新維度和新主題，由此演化出匹配和促進這些發展維度的新的國家能力。
一、創新激勵：自組織發展的能力
引中自生物科學的自組織（Self-organization）原是用來描述生物進化中生命結構變化的一種總體範式，它包含保持舊結構的自我調節（負反饋）模式和顛覆舊結構、建立新結構的自我增強（正反饋）模式。類似於生命繫統，看似“無序”的社會經濟繫統也具有自組織特征：第一，社會經濟繫統通過與外在環境的物質、信息、能量的交換，成為自然自組織的有效延伸；第二，在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中，每個個體都在“看不見的手”的指引下追逐自身的利益，整個社會經濟繫統則不斷完善社會分工體繫，消除市場失靈，降低社會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協調成本；第三，經濟活動在自我增強效應下由無序分布趨向空間集聚。在這一繫統中，自我調節模式的核心是由預算約束和產權制度決定的價格調節機制，價格調節使經濟繫統趨於均衡狀態；而自我增強模式的核心是在社會分工合作中不斷湧現和持續擴散的新的知識，新知識應用到社會分工領域，能形成新產品、新技術和新的市場，內生地導向協同創新的經濟擴張路徑，從而提高經濟效益。兩者共同形成自組織發展的發展方式。
然而，從以斯密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開始，經濟發展以及相關理論就總是圍繞價格機制這一自我調節模式而展開。如果以價格信號為誘導，市場經濟可以實現自組織，那麼邏輯上國家對經濟發展的干預就顯得毫無必要。直到1929年，波及全球的“大蕭條”嚴重動搖了古典經濟學的自由放任主義，在生產壟斷、過度投機、惡性通貨膨脹、貧富分化、金融崩潰的衝擊下，自由市場經濟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為了應對危機，新興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主張國家進行宏觀需求管理，在經濟蕭條時通過擴張性政策刺激經濟發展，在經濟過熱時通過緊縮性政策減緩經濟發展。這一理論因提出國家干預經濟論、在理論和政策上打破古典經濟學的傳統而被稱為“凱恩斯革命”，但它實質上是以國家政策引導甚至部分替代價格機制，維持經濟的自我調節模式。
如何將經濟的自組織發展從以價格為中心的自我調節模式轉換到以創新為中心的自我增強模式？自約瑟夫·熊彼特（JosephAlois Schumpeter）用“創新”解釋經濟發展後，直到20世紀50年代西方發達國家經濟高速發展和發展中國家經濟起飛的階段，纔開啟了這一進程。華爾特·惠特曼·羅斯托（WaltWhitmanRostow）總結了發達國家的工業化歷史，描繪了一條通向發達之路，即通過傳統社會、起飛準備、起飛、成熟、大眾高消費5個發展階段，從農業社會過渡到工業社會。這其實也是一條技術進步推動下的經濟自我增強模式的實現路徑。由羅伯特·默頓·索洛（Robert Melton Solow）開創的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在技術不變的前提下，考察了資本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美國進入後工業化社會，保羅·羅默（Paul M.Romer）敏銳地觀察到美國經濟發展動力的變化。他在修正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的基礎上，提出技術能在自我收益遞增和向外擴散中推動經濟發展。內生經濟增長理論論證了以創新為中心的自我增強模式的可行性，從而改變了各國對經濟自組織發展方式的認知。
……

2010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入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發布。《意見》在繫統總結西部大開發十年成就的基礎上，提出以“增強自我發展能力”深入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站在深入推進西部大開發新的歷史起點上，培育特色優勢產業，增強西部地區自我發展能力，刻不容緩。其關鍵就在於要轉變發展方式。長期以來，我們片面堅持在比較優勢戰略框架下發展特色優勢產業，通過外生要素投入和政策傾斜，激活西部地區優勢資源要素轉化，形成規模供給能力和競爭力，從而提升資本形成能力和自我發展能力。然而，面對外需波動、資源要素價格上升等新形勢，基於比較優勢的西部地區特色優勢產業將不可避免地面臨產業競爭力下降、“根植性”不強、產能過剩等新考驗。西部地區唯有借鋻本地原生性特色優勢產業的發展經驗，抓住市場需求快速擴大的機遇，深挖本地市場潛力，形成產業集聚與規模經濟，纔能堅實構建自我發展能力不斷提升的產業基礎，應對國內外宏觀經濟環境變化和區域經濟競爭所帶來的巨大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