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從性別視角出發，結合中國文學文化現像的實際，審視古典文學傳統的性別內涵及近現代以來在社會思想文化轉型和積變的背景下性別因素在文學活動中的多樣體現；樹立現代女性文學創作的發生和演變，考察現代文學的性別主體建構，剖析帶變形作品的性別內涵，探討特定時代的社會意識形態與文學制作中性別想像之間的聯繫，對各種文化現像進行性別分析。

喬以鋼，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祖籍山西。1969年赴遼寧農村插隊。1978年考入武漢大學中文繫，1982年本科畢業，在天津輕工業學院任教。1986年南開大學中文繫古代文學專業研究生，畢業後留校任教。1997年至2000年兼任南開大學中文繫黨總支書記，中國現當代文學教研室主任;2000年兼任文學院黨委書記、中文繫主任。 研究方向為中國現當代文學、性別與現代中國文學文化。

第一章 古代文學文化傳統的性別審視
第一節 陰與陽的衝突與平衡
第二節 古代婦女創作的文化土壤及其感傷傳統
第三節 女性語言與女性書寫：早期詞作中的歌伎之詞
第四節 晚清“女國民”話語及其女性想像
第五節 個案闡釋與分析

第二章 現代文學文化現像的性別意蘊
第一節 翻譯中的女性形像及其文化內涵
第二節 新文學期刊與現代女作家的出現
第三節 “五四”女作家的女性觀及其創作
第四節 現代文學家庭衝突書寫的性別意味
第五節 個案闡釋與分析

第三章 當代文學文化現像的性別分析
第一節 “人”的主體性啟蒙與女性的自我追求
第二節 20世紀80年代的女性文學書寫與現代國家意識
第三節 性別視域中的“新生代”小說
第四節 “80後”女作家的個性發聲
第五節 個案闡釋與分析

第四章 文學領域性別研究學術史及其反思
第一節 中國古代文學的性別研究
第二節 中國現代女性文學史觀的初建
第三節 20世紀80年代女性批評主體的實踐
第四節 21世紀以來性別與文學關繫的探索
第五節 個案闡釋與分析
結語
參考文獻
後記

一步檢視由傳統帝國向現代民族國家轉型時期的社會心理。
（一）作為文化懷1日的名妓故事
在中國文學中，關於妓女的故事和篇章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部分。妓女成為文學表現的重要角色，起始於唐代。《全唐詩》中多達2000餘首詩歌是獻給妓女的，還收錄了妓女身份的作者21人共136首作品。唐人小說取材於平康北裡（青樓妓所）的亦不下數十篇。至於筆記中關於青樓韻事、妓女纔情的記載更是屢見不鮮。這一現像的發生與唐代的科舉制度和社會風氣有關。唐世重科舉，經過科甲晉身的士子在社會上享有殊榮，讀書人莫不殫精竭慮以搏一第，甚至老死科場亦無悔。而在長年的科場爭逐中，宴遊狂歡、縱酒狎妓也是一種普遍的時尚風氣，“長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俠少萃集於此，兼每年新進士以紅箋名紙遊謁其中，時人謂此坊為風流藪澤”①。唐代妓女們的纔藝修養也是出類撥萃的，這一方面是因為教坊制度的有意栽培，另一方面也是妓女與士人舉子頻繁互動的結果。妓女的聲名和收入仰賴士子的鋻賞品題，士子“譽之則車馬繼來，毀之則杯盤失措”，所以妓女當然要投其所好。而士人舉子們除了從青樓獲得充分的娛樂外，也仍然存在著一個借助妓女為自己揚名的需要。詩歌好的傳播媒介就是青樓，此中既是公卿士大夫宴集清議的公共場所，歌詩奏樂又是妓女們的專長，因此文人舉子都不會放棄在風流題詠中揚播聲名的機會。於是，士子與青樓妓女之間自然形成了一種互相依傍、互相提攜的緊密關繫②。
這種關繫在明末清初的鼎革之變中獲得了另一種發展，以至於士子與妓女雙方面都為歷史留下了紀念碑式的人物：前者為“東林復社”，後者為“秦淮八艷”。明末遺民餘懷《板橋雜記》記載南都的風流藪澤“舊院”：“舊院與貢院相對，僅隔一河，原為纔子佳人而設”③。貢院是高級別的科舉考試場所，用於舉人資格的鄉試。秦淮河南岸的舊院是專屬文人雅士的畛域，這裡所蓄的是“雅妓”④。居於秦淮河兩岸的兩院彼此呼應，以至於後人感慨：“笙歌畫舫月沉沉，邂逅纔子訂賞音。福慧幾生修得到，家家夫婿是東林”⑤。雖有詩人的誇張，但秦淮名妓與東林纔俊定情，確是一時風行，名垂史者舉如李媚姐與餘懷、葛嫩與孫臨、董小宛與冒闢疆、卞玉京與吳梅村、馬嬌與楊龍友、李香與侯方域、柳如是與錢謙益等。這些名妓的文學形像，以餘懷《板橋雜記》、張岱《陶庵夢憶》、孔尚任《桃花扇》為代表，把對江左風流、秦淮香艷的緬懷與政治的反省、歷史的沉思熔於一爐。其中《板橋雜記》記敘最為詳盡，列“雅遊”“麗品”“軼事”三卷，上卷敘南京舊院之規模、習俗體制；中卷記南曲諸妓纔藝性情、歸宿下場；下卷載一時文酒唱和、風流軼聞。作者深得風人之旨，外無臧否，內實寓褒貶。他對那些沉湎聲色、喪節辱身的所謂名士不無譏誚揶揄，而對操守高潔、臨難不苟的風塵妓女心懷敬意。如寫名妓葛嫩，跟隨“飛將軍”孫臨在甲申之變中“兵敗被執”，葛嫩一同被縛，“主將欲犯之，嫩大罵，嚼舌碎，含血噀其面，將手刃之。克咸見嫩抗節死，乃大笑日：‘孫三今日登仙矣！’亦被殺”①。
晚清小說描寫妓女形像，當然以狹邪小說為大宗，以俞達《青樓夢》、韓邦慶《海上花列傳》、張春帆《九尾龜》為代表，對於妓女的描寫“凡三變，先溢美，中是近真，臨末又溢惡”②。不過總不脫於明末纔子佳人的情調和因果勸善的說教。此外另有一支脈，以“白頭宮女說天寶”的敘事腔調，乞靈於晚明世變的集體記憶，在晚清的青樓故事中向秦淮香艷的前輩致敬。究其原因，晚明與晚清的鼎革之傷、易代之痛，確有相似之處，在士人心態上引起的震動和反映自然接近。其次，從文人講史敘事的目的性來看，時人希望借鋻歷史經驗為現實政治與文化變遷提供一定的參照和提醒，從而重構歷史、諷喻當下。黃溶在《花隨人聖庵摭憶》中對顧媚的敘述頗具代表性。他先是引述了餘懷《板橋雜記》中關於龔鼎孳原配童夫人將“本朝恩典”讓於“顧太太”、顧氏專寵受封的記錄，進而有引述《晉書》中關於曹魏、西晉的“貳臣”賈充後妻郭槐的記載。郭氏在歷史上以善妒而出名，曾因為懷疑丈夫與兒子的乳母有染而害死兩位乳母。賈充有原配李婉，晉武帝登基後，曾特準賈充置左右夫人，讓李婉、郭槐皆為正妻，但郭槐卻深感不滿，認為自己纔是輔佐賈充成就事業的人，李婉不應和她平起平坐。賈充也因畏懼郭槐，辭讓了準置兩夫人的詔書。黃溶在引述後隻有一句置評：“龔顧事與此何其酷類”③。整篇條目幾乎都在轉引別人的話，慳吝筆墨，最後一句卻是語氣凌厲，直接把顧媚打入“惡婦”另冊。由此可見，時人對於名妓與名士之間纔子佳人的私情已然看輕，而看重民族之義、家國之情。
……

在人類獲取知識的過程中，認知事物的視角和方法起著重要作用，人們獲得怎樣的知識與此有著直接的關繫。視角和方法不同，認知的結果也會不同。一種新的學術概念的提出，往往意味著研究視角的拓展或研究方法的更新。“性別”這一範疇在文學研究領域的引進和運用就是生動的例子。
所謂性別，在傳統的理解中，被認為是一種人類的分類方法，它指的是生物學意義上的男性或女性。20世紀後期，這一詞義在西方一些女性主義理論家那裡發生重要變化，她們開始大量使用這個詞來表示兩性關繫中的社會結構和意識中存在的性別差異。70年代，女性主義者確定了性別（Gender）與性（Sex）之間的區別①，其內涵在於強調影響男女兩性發展的非生物因素——社會和文化因素的重要性，並引導人們將對性別差異含義的質疑，轉移到對構成（所謂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這些含義的社會文化因素的質疑。在將“性別”作為一個術語引入學術研究領域並演變為一個分析範疇的過程中，一些史學家不僅以婦女史研究證明了婦女有自己的歷史並參與了人類文明的整個進程，而且向歷史的更深處開掘，致力於探討性別在人類社會關繫中如何發揮作用，性別如何對歷史知識結構和知識觀念產生影響。這一重新建構“性別”含義的過程，也正是研究者尋找有效的、繫統的理論表達方式艱辛努力的過程。
“性別”一詞在學術研究中得以彰顯，反映了一種不無策略性而又關乎根本的學術意識。首先，它包括婦女，但並非特指婦女，因此其本身就不再僅限於代表在不平等關繫中處於不利位置的一方。其次，“性別”肯定和強調了不同性別之間密切關聯、互為參照的關繫，意味著從特定角度對人類進行研究。最後，“性別”暗示著主體認同的社會根源，提示著社會文化建構性別、造就不同的角色分工的事實。也就是說，性別研究是以“人”為對像並為宗旨的綜合一分析模式。它將性別視為一種關繫過程，這一過程連接著各種社會因素。在民族、國家等範疇之外，它以女人／性別的名義推舉出一繫列人類歷史和社會文化的問題。
在文學研究中引入性別分析，是一個自然而合理的選擇。因為文學作為人類把握世界的精神生活的重要方式之一，天然地與“性別”聯繫在一起。文學的創作者皆是有性別的人，其在社會實踐中的人生經歷和精神體驗無疑會打上性別的烙印。這種烙印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滲透在文學活動中，對作者的性別意識、文本的產生和內在面貌以及讀者的接受和傳播產生深刻影響。正是這一事實的客觀存在，使我們有理由嘗試從性別角度入手，展開對人類文學活動與性別之間相互關繫的分析考察。事實上，從世界範圍看，對性別這一範疇的關注，已經與對種族、階級等範疇的討論一起，成為當下文學研究的重要發展趨勢之一。
在中國，文學領域性別批評有聲有色的興起和展開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事。一些學人在有選擇地譯介國外相關成果時，融入了對本土性別問題的思考；研究者在吸收借鋻國外研究成果的同時結合本土實際，從性別角度出發，展開對中華民族文學文化傳統和現實的探討。一批相關研究論著先後出版、發表，顯示出性別視角存在的合理性及其鮮活的生命力。當然，性別與文學的關繫是復雜而深刻的，絕非一目了然。正如有學者指出的：“性別對文學並不構成直接的和必然的關繫，它是文學作品的一種非結構因素，並不直接構成文學的結構要素如人物情節、環境、語言等。性別與文學的關繫通過有性別的作者功能這個媒介來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