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須認識到，稅收不再僅僅意味著增加財政收入，它還應當盡可能減少對私人和公共利益的干擾。稅收具有重大的社會和經濟影響，有意采用稅收來實現社會和經濟目標亦將十分重要，因此對稅收的處理總會牽扯到其他因素；從財政方面考慮，稅收問題有時甚至根本無法解決。對稅收的財政考量和經濟社會考量之間存在利益衝突，但是如果明白稅收問題的復雜性，那麼如何協調二者的衝突就更加重要。

一戰爆發初始，英國稅賦占國民生產總值（GNP）的約10%；1979年則上升至約二分之一，使撒切爾夫人得以上臺。馬丁?唐頓在本書中續寫了他在《信任利維坦》（Trusting Leviathan）中的故事，提供了獨特的剖析：一戰之後英國人接受了稅賦的劇烈提升，其中的政治原因是什麼？英國人對稅賦的不滿為何不及歐陸地區的人們那般強烈？在本書的時間範圍（1914－1979年）末期英國人又為什麼反對稅賦激增？唐頓認為稅收正是促進公平和效率的中流砥柱。他在書中詳細地闡述了稅收在提供國家收入、塑造社會結構、促進經濟增長等方面的功能。《公平稅賦》一書將稅賦擺在了英國歷史的舞臺中央，這一地位適得其所。

馬丁·唐頓是劍橋大學聖三一學院院長（2004年9月—2014年9月）、丘吉爾學院(Churchill College)教員、經濟史教授。著有《信任利維坦——1799-1914年英國稅收政治》（Trusting Leviathan: The Politics of Taxation in Britain, 1799–1914 ，2001年）、《進步與貧窮——1700-1850年英國經濟社會史》（Progress and Poverty: 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Britain, 1700– 1850，1995年）等多部英國經濟社會史方面的著作，編寫了《劍橋英國城鎮史》卷三（The Cambridge Urban History of Britain，Volume iii，2000年）。

目錄

圖索引

表索引

前言

縮略詞

第一章稅收國家：簡介

第二章“英國應稅能力的有限性”：1914—1918年戰爭財政

第三章“可怕的戰後痼疾”：1918—1925年債務和稅賦

第四章“對不同螺絲釘的紋路做出調整”：1920—1929年所得稅改革

第五章“現代政治的巨大衝突”：1929—1939年再分配、大蕭條與綏靖政策

第六章“戰爭迫在眉睫”：1939—1945年稅制和第二次世界大戰

第七章“稅收的致命打擊”：1945—1951年工黨與國家重建

第八章“英國經濟體繫中一個最有害的障礙”：1951—1964年保守黨與稅收

第九章“充滿活力的現代經濟政策”：1951—1970年工黨與稅收

第十章反思稅收政策：1964—1979年從機會國家到企業社會

第十一章“難以變革的壁壘”：地方稅務政策

第十二章結語

附錄：1908—1983年英國財政大臣和首相名錄

參考文獻

中譯本序

稅收伴隨著國家的產生而產生，國家的財政職能纔能因此實現。稅收是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之一，取之於民，用之於民，更好地實現社會公平。作為決定稅賦的重要因素，稅收政策通常是各個政府的主要政策，制定稅收政策的財政部門在各國政府中通常也占據著最重要的地位，在英國也不例外。唐頓先生的《公平稅賦》講述了1914—1979年間英國稅收政策的變化。考慮到中英兩國發展水平的差異，了解英國這段時期的財稅歷史對於理解中國現階段的改革推進有一定的借鋻意義，這也是譯者翻譯本書的目的所在。

政策的制定總會受到政治體制的影響，本書中英國稅收政策的變遷亦與英國政治體制息息相關。作為威斯敏斯特體繫的發源國，英國以其獨特的議會體繫著稱於世，並使這一體繫遍地開花，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同屬英聯邦的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印度等國的議會均為威斯敏斯特體繫。威斯敏斯特體繫的特點是單一選區的代表由多數票決定，帶給後世的主要遺產便是事實上的兩黨制和執政黨與反對黨之間的對立。在威斯敏斯特體繫的議會中，執政黨和反對黨分屬議長左右兩邊的議席，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政見的對立。現在的英國議會，左右兩組議席之間各保留了一條紅線，兩紅線間隔2.5米，據說中世紀時若兩側議員均撥出劍，這一距離正好使雙方無法刺到對方。這說明，即使是英國這樣的古老的民主國家，對於高居廟堂之上的議員來說，其政見的對立同樣也會引發爭執和強烈的衝突。這種衝突實際上反映了不同黨派代表的不同利益之間的角逐。唐頓先生在本書中講述的歷史在一定程度上也是1914—1979年間英國各方利益間的角逐。透過書中對不同派別、不同階層、不同政見的描寫，我們甚至可以聯想到英國議會首相質詢及財政大臣宣布預算時議會中的有趣景像：發言者言之鑿鑿，立場堅定，很少退縮；執政黨議員頻頻以“aye”應和本黨派發言者；反對黨議員則多以“no”喝倒彩，甚至不乏高聲喧嘩、擾亂秩序者；議長聲嘶力竭地喊著“秩序”（“Order！”），呵斥起哄的議員們肅靜下來……

英國議會辯論的精彩之處在於兩派議員的唇槍舌劍、言之鑿鑿、不讓分寸；類似地，本書的精彩之處在於觀點的交鋒。即便無法親身聆聽歷史上英國政治家們針對稅收發表的觀點，我們也仍然能通過作者的描寫，對歷史上各方代表的利益窺見一斑，並在腦海中描繪不同政見者唇齒交鋒的景像。

閱讀本書，可以抓住以下兩條線索：

1.時任財政大臣的觀點是英國稅收在宏觀上的短期變化的反映。

財政大臣（chancellor）是英國政府的二把手，對稅收的制定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因此，將時代特點和該時期財政大臣的觀點和主要政績結合起來，就可以從宏觀上初步把握一段時期內英國稅收的特點。比如，內維爾·張伯倫的第二次財政大臣任期（1931—1937）正是西方世界大蕭條、法西斯勢力在部分國家抬頭之時。面對納粹德國挑釁般的武裝行動，他認為“利潤增加很大程度上有賴於政府政策創造的條件，而且國防項目會直接帶來國家開支，給公司以盈利的機會”，因此選擇征收國防稅。

2.食利者（rentiers）和工薪階層（salary-andwage-earners）間的利益平衡是英國稅收在基層的長期形勢的反映。

當今社會，靠財產獲利和靠出賣勞動力賺錢意義大相徑庭，二者分別代表了有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而這兩個定義在本書中一般以食利者和工薪階層的形式出現。食利者的收入是財產性收入，即“非勞動所得”(unearnedincome)，如房租收入和股息紅利收入等。財產性收入通常是社會不公的反映，因此針對財產性收入的稅收——產權稅、資本稅和資本利得稅等通常是為了維護社會公平、進行轉移支付的手段。但是食利者勢力強大，對政治頗具影響，對於這些會薅其羊毛的稅收通常會表示極大反對，因此關於產權稅和資本稅的討論在本書中出現頻率最高，個中道理與李克強總理在2013年“兩會”記者會上的“觸動利益比觸及靈魂還難”的回答完全一致。工薪階層的收入則是“勞動所得”，面臨的稅種通常是個人所得稅，個稅累進對於工薪階層更加公平。對於這兩個群體，有區別的稅收政策正是稅收政策促進社會公平並維持有效激勵的工具。例如，在二戰後的1948年，面臨著嚴峻的通脹壓力，英國時任財政大臣斯坦福·克裡普斯考慮到私營企業仍將存在，於是采取了調控物價而非資本稅的措施，從而既讓工薪階層享受到稅收優惠，又避免了挫敗企業的信心，沒有減少高收入人群的稅收，反哺不富裕的人群。

20世紀60年代末至70年代，整個西方社會陷入“滯漲”。相對於其他歐洲國家的工業，英國更加萎靡，經濟更加糟糕，被稱作“歐洲病夫”。此時執政的工黨政府仍然忌憚私人利潤和高額收入，並未足夠重視保守黨先前提議的、提升英國積極性和包容性的稅收政策，進而導致了代表新自由主義的撒切爾夫人政府的上臺。本書以這段歷史結尾，但是歷史的車輪仍然前進，人們仍然在不斷探索，如何找到合適的稅收政策，從而既最大限度維護公平，又保持經濟活力。撒切爾政府的減稅政策一定程度上將英國帶出了“滯漲”，摘掉了“歐洲病夫”的帽子；布萊爾政府的增稅政策則在經濟繁榮時期使英國能夠投入更多資金用於社會福利。治國理政，自古以來絕非易事，許多問題都此起彼伏。本書中不同時期的稅收政策大都邏輯清晰、有理有據，但最終仍未避免讓1979年前的英國陷入混亂之中。希望讀者朋友能從本書譯本中得到些許啟發，理解國家的激勵機制和對食利者利益的打擊。

本書的翻譯前後共經歷了一年多，從2016年2月至2017年3月，是由侯旭鯤先生倡議並組織範澤思、李欣等人進行翻譯的。每章的譯者如下：李欣第一章，邱業峰第二章，範澤思第三、六—九、十一、十二章，郜斯嘉第四章，郭鵬飛第五、十章，並由範澤思進行全書的校對和統稿工作。